廈大學者觀| 張興祥：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趨勢和新優勢_風聞
经济道理-2020-11-16 19:14
廈門大學經濟學科教授 張興祥
01 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是中國順應歷史大勢的主動作為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包括“高標準市場體系基本建成”“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等，這是與高水平對外開放、“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分不開的。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就是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多市場機遇、投資機遇、增長機遇，這是中國順應歷史大勢的主動作為。
2020年8月，高層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進一步指出：“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我們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高層多次講話都彰顯出中國堅持開放的決心，表明高水平開放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巨大動力所在。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將是“十四五”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舉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後承接了三次產業轉移，從產業體系低端逐步擴展到中高端，從製造業逐步擴展到服務業，從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逐步擴展到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業。總體上看，開放範圍不斷擴大，開放領域不斷拓寬，開放層次不斷提高，全球價值鏈的位次也開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將實現高水平開放：
一是提升開放層次，“量”“質”並舉，以“質”取勝。一方面，放寬市場準入限制，積極有效引進境外資金。另一方面，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導向，注重引進先進技術，提升利用外資的綜合質量，鼓勵外資更多投向先進製造、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現代服務業等領域。目前高端服務業仍是我們的短板，通過引進國外先進和高品質服務模式，有利於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高水平競爭，儘快提高服務品質和能力，以更好地滿足國內消費升級的需求。
二是立足於全球視野，全方位參與全球資源配置，構建我國的全球利益分佈格局。在開拓國際市場時，我們既會持續面對來自發達經濟體的嚴峻挑戰，又要面臨來自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激烈競爭，這就要求我們充分利用比較優勢，不斷提高要素市場國際化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進一步提升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三是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作為高水平開放的抓手，全面增強科技創新策源功能，加快形成國際科創中心基本框架及其在區域乃至全球的佈局。“十四五”必須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為了突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擺脱對國外關鍵核心技術的嚴重依賴，以足夠的底氣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有效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經濟系統高槓杆高質量供給不足等制度性、結構性矛盾，扭轉未來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進一步下降的趨勢。鼓勵粵港澳、京津冀、長江經濟帶致力於構建開放型協同創新共同體，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以積極姿態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提升高水平開放的顯示度。
02 《建議》提出的“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體現的是一種制度型開放，合乎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主動打開國門，大量引進外資、先進科技技術和現代企業管理經驗（知識），以便更快地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一戰略決策不僅有效促進國內國際要素自由流動，而且有利於培育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讓越來越多的中國產品走向國際市場。因此，改革開放前30年可以稱為要素流動型開放。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鼓勵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吸引外商和外資源源不斷地湧入，我國給予外商投資若干優惠政策，包括審批權限放寬、關税減免以及企業所得税優惠等。不論是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還是沿海經濟開發區，對外經濟活動都無一例外地實行某些特殊的經濟政策。因而，這一階段的對外開放也可以稱為政策型開放。
伴隨着國內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產業轉型升級以及消費結構升級，特別是其他國家為加大招商引資力度，也紛紛出台各種優惠政策，單靠雷同化的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的做法已不再奏效，優化營商環境才是硬道理。而優化營商環境，關鍵在於政府職能的深刻轉變，必須深化放管服改革，當然，這是一場“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
事實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營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需要率先通過行政機構改革來掃清體制機制障礙。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對外開放，也在很大程度上倒逼對外開放方式改變，即由政策型開放轉向制度型開放。與政策型開放相比，制度型開放更具基礎性、根本性和長期性，是一種脱胎換骨的內生性開放。面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諸多挑戰，中國對外開放不能僅限於放寬貨物和服務的市場準入限制，而要更注重體制機制與國際慣例和國際規則的全面接軌。只有制度型開放，才能使我國加快對標國際通行規則，讓中國經濟運行更加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營造出公平、開放、統一、高效、可預期的市場環境，為對外開放提供法治保障。
《建議》把“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作為“十四五”的主要目標之一，這無疑抓住了制度型開放的根本。中央給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提出目標，到2025年初步建立以貿易自由便利和投資自由便利為重點的政策制度體系，到2035年自由貿易港製度體系和運作模式更加成熟，成為我國開放型經濟新高地，這顯然是從制度因素着眼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總共陳述八個方面的內容，有六個方面涉及制度或體制問題。深圳和海南是改革開放的先行區，制度型開放無疑成為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風向標。
03 全方位高水平的新一輪對外開放已漸次展開，協同推進、協同發展成為大勢所趨
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而全面的社會變革，每一項改革都需要其他改革協同配合。全方位高水平的新一輪對外開放已漸次展開，涉及的範圍、領域、層次非常之廣，需要協同推進、協同發展。筆者認為，協同開放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
一是“引進來”與“走出去”的協同。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對外開放已進入了一個“引進來”與“走出去”協同發展的新階段。2019年中國吸收外資達140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達1369.1億美元，均蟬聯世界第二。不難看出，雙向投資已並駕齊驅，呈現良好發展態勢。“十三五”期間，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取得了諸多實質性進展，“十四五”將進一步推進現代服務業領域更高水平的雙向開放。各自貿試驗區需要加大壓力測試力度，在風險可控的條件下，金融領域和高端服務業雙向開放可先行先試，大膽探索，儘快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經驗。
二是遵循規則與重構規則的協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漸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適應並參與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但是，二戰後確立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並未顧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存在許多不公平、不合理之處。如今，中國企業已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核心地位得到鞏固和穩步提升，要又好又穩地“走出去”，不能僅僅是純粹的投資辦企業，更重要的是積極參與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制定，參與重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國際規則，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十四五”期間，中國將推動與更多國家簽署高標準雙邊投資協定、司法協助協定、税收協定，支持主要全球治理平台和區域合作平台更好發揮作用，讓全球治理體制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三是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協同。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中央根據疫情衝擊下可能加劇逆全球化趨勢、外部環境出現重大變化所作出的新戰略部署，可視為對外開放的結構性調整或策略性調整。未雨綢繆，方能化危為機。“雙循環”相互促進實質上就是一種協同開放，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下的新表述、新思路。
04 更注重共享共贏開放，是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題中之義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國際貿易和投資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出現預料之中的負增長，不過隨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第二季度就很快恢復正增長，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有望突破100萬億元大關。IMF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20年中國將是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中國經濟的巨大韌性和活力，為陷入嚴重衰退的世界經濟注入強勁動力。
“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會更好”，從密切與世界經濟的角度來看，“十四五”以及未來更長的時期內，中國將更注重共享共贏開放。一方面，我們要考慮如何在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下確保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與繁榮；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考慮如何利用中國超大規模經濟體的優勢和潛力，引領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
實際上，只有立足於和平、發展、合作和共贏，才能切實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才能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迅速打開局面，倡議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絲路基金，靠的就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贏理念。接下來，中國需要在區域一體化中發揮更大作用，充當經濟全球化參與者、建設者和引領者，築牢共享共贏的基石。
目前，中歐已舉行了第33輪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文本和清單談判取得積極進展，有望在2020年年內實現談判目標。“十四五”期間，中國將加快推進東盟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等多個貿易投資協定的談判進程並取得實質性突破。同時，儘快啓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TP）的談判議程，進一步擴大多邊合作範圍，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注：本文首發於《人民論壇》11月13日，道亦有道傳媒平台經作者授權全網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