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和他的徒孫們_風聞

今年是抗美援朝作戰70週年。

關於抗美援朝，雖然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沒有出現在主流媒體上，但是人們卻總是很難忘記這場戰爭，而至於人們難忘的原因倒也很簡單：我們贏了，但我們贏的是美國。

為什麼我要用“但”呢？

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不希望中國（或者説是新中國）勝利——尤其是，不希望中國在美國身上取得勝利。

在這些人眼裏，美國就是神——凡人怎麼能挑戰神呢？按照他們的劇本，神會毫不留情地誅滅每一個敢於向神發起挑戰的人類，並且把神罰加諸於他們的身上。

那個年代的美國有沒有這個資格？有。證明二戰時期美國的工業能力有多強的文章，在網絡上比比皆是。

所以他們怕了。

如今的他們，只能在網絡上用悲天憫人地口氣，以紀念英雄們犧牲的名義，用志願軍的傷亡數據九曲十八繞地告訴你，儘管我們需要紀念，但這依舊是一場不值得歡呼的勝利。若你問他為什麼，他便悄悄抬手指指上面，什麼都不肯説了。

但他們從來不肯提，抗美援朝是一場中朝聯軍對聯合國軍的對抗，是一場從開始到結束都沒有任何公平可言的戰爭，而即使是這樣一種不公平的戰爭，我們英雄的前輩依舊硬生生地用近乎簡陋的武器，建立起了一個幾乎一比一的戰損比，並且將戰線從鴨綠江推回了三八線。他們只會喋喋不休地聲討抗美援朝時的“非戰鬥減員”，討論那些穿着單薄棉衣犧牲在朝鮮的志願軍戰士，然而或許即使是他們也已經不記得——或者説裝作不記得——這一切的起因，源於一個叫張東蓀的人。

張東蓀是誰？

或許我這麼説，能幫助大家理解——如果公知真的能開宗立派，那供養排位裏，C位靠前必然得有他。

張東蓀，男，原名萬田，字東蓀，曾用筆名“聖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出生於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他就和中國近代的絕大多數文人一樣，遊走於政治和文化之間——此公在1950年之前，頗有索爾仁尼琴之風：一邊罵袁世凱登基是破壞共和，一邊罵國民黨革命是亂黨之罪；一邊宣傳引進社會主義思潮，一邊又強調這玩意太激進無可救藥；一邊覺得國民黨和北洋軍閥是一丘之貉，一邊寄希望於打造一個新勢力兩不討好……總之，用一句話形容就是：逮誰罵誰，並且還因此而進過日本憲兵隊的牢。

若一切到此為止，那麼他還是一個可以稱得上有些氣節的文人，雖然有些可愛的意氣之爭，但也不失磊落，而在日本憲兵隊的大牢自殺明志的舉動，倒也算得上鐵骨錚錚。

直到1950年。

在這之前的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成立，張東蓀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參加了籌備會；9月21日，新政協第一屆會議開幕，張東蓀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9月30日，張東蓀與周恩來等5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10月19日，張東蓀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任命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代表着張東蓀已經成功進入了新中國的高層，開始和錘鐮幫一起合作建設新中國的歷程。

但是這種合作未必是他所希望的——1950年1月下旬，張東蓀與費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會了教員，會談中教員對張東蓀的“中間路線”主張和反對外交一邊倒向蘇聯的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包括張東蓀在內的很多知識分子存在嚴重的“親美”、“恐蘇”思想。這次談話讓張東蓀的情緒一度低沉。不得不説，即使是教員也沒能成功説服他，他依舊堅持認為中國要想發展就不能和美國交惡，中國不能充當美蘇兩大國衝突的犧牲品。

然後，朝鮮戰爭爆發了。

再然後，抗美援朝開始了。

再再然後……感到已經無法“糾正”錘鐮幫“錯誤的外交方針”的張東蓀，本着其一貫的“中間主義”，企圖藉助個人的聲望，利用民間渠道向美國方面表示，中國並無與美國對抗的意圖，希望美國不要把戰火燒到中國來。因此，當他碰到了自稱與美國方面有聯繫實為美國特務的王志奇時，便寄予了莫大的希望。1950年初，王從天津來告訴張東蓀，美國決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並正在進行計劃，張東蓀認為世界局勢果然按他的預想發展了，充滿了焦慮，為此，他對王志奇説：“能不能把一個意見傳達給美國，就是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留着中國，且看將來。”在與王志奇接觸的過程中，為了表示自己的份量，張東蓀拿出了一份政協名單，並表示畫圈者“可堪一用”。

據 《北京公安史志》 載，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偵訊處又經過一年多的偵察，進一步證實了張確實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經人送到香港，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在他傳出去的情報中，就包括宋時輪率領九兵團入朝這一信息、軍列的運行時間、可能的投入方向。而這直接導致入朝部隊在準備完全不到位的情況下，為了保證突然性和隱蔽性，不得不在本就有些倉促的情況下，更加倉促地提前入朝作戰。直接和間接導致了志願軍出現嚴重的非戰鬥減員，也客觀上導致了對陸戰一師包圍的失敗。

而他一開始，並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他依舊認為，自己是為了國家着想，直到周圍的人都在對他喊打喊殺之後，他這才意識到，自己似乎是真的有些不當之處——否則的話，端不至於就連民盟也要驅逐了自己。也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他最終沒有受到刑事處罰，但失去了他一直以來所熱衷的那些東西，最終，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光裏，他寫下了那首在他的徒子徒孫們眼中頗為苦澀的詩。

深感清詩記我狂

夢迴猶自對蒼茫

書生謀國直堪笑

總為初心誤魯陽

若説“深感清詩記我狂，夢迴猶自對蒼茫”尚有幾分自嘲之意的話，那麼“書生謀國直堪笑，總為初心誤魯陽”就是毫無疑問的自辯了——據《淮南子·覽冥訓》記，武王伐紂時，戰鬥激烈，見天色將晚，部將魯陽公揮戈向日怒吼，“日為之反三舍”，成語“揮戈退日”即從此來。

正常人能想到有人能“揮戈退日”嗎？不能。

所以，我想不到，有什麼不正常的嗎？沒有。

也所以，笑笑得了。

在他眼裏，美國就是那個太陽。只是他沒想到，中國居然能當成那個魯陽公。所以，他覺得自己所作所為，本不應該被如此不可原諒——只是他忘了，不相信中國能成為魯陽公的，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但為此付諸行動且身居高位的，他是唯一一個。

因為他的情報，讓很多原本也許能活過1973年的志願軍戰士，永遠地留在了踏入朝鮮的第一個冬天。但他畢竟不是那些販賣假冒偽劣軍用物資的不法商人——它們是壞，而他，只是蠢。所以，他有幸活到了1973年。

他是個悲劇，但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因為他們無一例外地忘記了，這裏是中國，這裏有一羣兩千年前就敢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百姓。而受到西方思潮影響的他們，卻總是以“開啓民智”者自居——對於西方的文人來説，這個身份是無可指摘的：彼時歐洲剛剛從中世紀宗教的壓制下解放，不論是當時的社會發展還是資本家本身，都需要有一批人來帶領已經習慣於向領主國王主教學會反抗和思考（當然，現在已經不需要他們思考了），因此，西方的文化階層自從資本主義時代到來，就天賦承擔着對民眾的引導。

但是中國呢？

很遺憾，中國的文人天然並不具備這種屬性——就像你可以嘲諷義和團的反抗方式但你卻無法嘲諷義和團的反抗行為一樣——中國的文人天然被賦予的責任是“輔助”而非“引導”，換句話説……只要中國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他們並不會如中世紀的西方百姓一般，在等待上帝的救贖中默默死去，總會有幾個不管不顧的人會無論成敗揭竿而起，文人需要的，只是引導他們反抗的形式，而非反抗行為本身。而正是這種認知的錯誤，讓他們為自己背上了一個“不存在”的責任：它們覺得自己能決定中國人民是不是該反抗以及該反抗什麼人。

然後，他們就杯具了——一方面覺得，自己對國家人民有責任，一方面發現，國家人民一點也不在乎自己的責任。

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他們大略都是這麼想的。所以他們只能一遍遍地“理性分析”邱少雲不可能忍住，黃繼光不可能堵住，卻唯獨忘了，我們當年也不可能贏，但最終贏的卻是我們。

張東蓀死在了1973年。

但也沒有死在1973年。

他們依舊怒罵着百姓的麻木，恐懼着美國的威能，期盼着上帝的拯救，等待着燈塔的輝光。他們把投降當做反戰來歌頌，把反抗當做侵略來唾棄，把恐懼當做本能來歡呼，卻從來不曾也不屑問一句，中國的百姓是不是需要他們。

他們也忘了，1950年的中國人能做到的事情，2020年的中國人，依舊能做到。只是這一次，未必還會有張東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