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地緣戰略大棋局之安倍晉三轉自 知乎 喵斯拉大王_風聞

三姓家奴“犬”日本 曲線救國“忠”安倍——伺機而動的東亞“天狗”及其地緣戰略走向

日本國歌（君之代）：吾君壽長久，千代長存八千代，永末歲常青，直至細石成巨巖，巖上生苔不止息

大和民族，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角度來講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是長期在黑暗森林（內卷）地獄裏磨礪出來的“鬼之一族”。他們堅忍不拔而長於隱忍，甘為人下而善於學習，敏感自負而傲慢自大，無視道德而慣於背叛。這些民族性看似矛盾，一度讓叩開國門的西洋人大感迷惑，其實核心只有一句話：為了生存不擇手段。（微信公眾號：喵星軍事觀察 原創）

一、日本民族文化中深入骨髓的陰謀與背叛基因

考察日本歷史，在這個多火山多地震多風災的狹小島國，自結繩記事的神話時代傳説以降，幾乎沒有哪一年真正稱得上風調雨順，天災人禍輪番肆虐。按照日本基督徒的説法，貧瘠（相對於人口和生產力水平而言）的日本列島是被天災四騎士（戰爭、瘟疫、饑荒、死亡）眷顧的土地。對於明治維新前的絕大多數日本人而言，在世上活下去就已經耗盡了他們的一切，但凡有一丁點機會就要把可能得到的一切緊緊攫取在手裏（通俗來説就是賭性很重，因為反正也沒什麼好失去的）。如果説伊朗是一匹西亞孤狼，那麼日本就是一隻蹲伏在東亞大陸伺機而動的貪婪“天狗”。

現在不少年輕人受到日本文化輸出，尤其是動漫和遊戲的影響，動輒大談所謂日本武士道的“忠義”精神。事實恰恰相反，一個民族的統治階級刻意大肆宣揚的，往往是其本性中最缺乏的。摘去文化上的美顏濾鏡細看，日本歷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爾虞我詐背叛史。

從神話時代開始，日本民族的文化基因裏就刻上了背叛與欺詐的烙印。根據日本人自己的《古事記》(偽書)所言，創造日本列島的伊耶那岐與伊耶那美二神中，伊耶那美是因為生了火之迎具土神而灼傷陰部死去，隱喻着子女對父母的背叛。伊耶那岐不信守諾言，闖入黃泉之國看到了伊耶那美的恐怖死狀並落荒而逃背棄海誓山盟，隱喻着丈夫對妻子的背叛。須佐之男大鬧高天原，逼得姐姐天照大神逃入天之巖户，是弟弟對姐姐的背叛。如此諸神，可謂不孝不悌不和不睦。

至於神話傳説中被日本人尊稱為“日本武尊”的小碓尊（古墳時代），根據《日本書紀》記載，他每次擊敗對手不是靠偷換對手的武器，就是裝扮成女人乘人不備偷襲。如此作為，居然還能被堂而皇之稱為“武尊”（類似中國武聖關羽的地位），日本人的武德究竟是什麼成色可想而知。（日本神話傳説裏的英雄大多這副德行，例如酒吞童子的故事）

（日本武尊女裝圖）到了中央政權稍有起色的飛鳥、奈良和平安時代（日本從來沒有實現類似中國秦朝這樣的中央集權），且不説統治階級與農民之間的深刻矛盾，僅皇族之間、皇族與權臣之間、朝臣與武士之間的傾軋就無日不休，小則宮闈爭鬥，大則起兵謀反，翻遍史書完全看不到一點忠義之心。乙巳之變、壬申之亂、承平天慶之亂、保元之亂、平治之亂、源平合戰等等不絕於史書，每一次殺得人頭滾滾的背後，大多是父子相殘，兄弟相殺，人倫道德被棄之如敝履。

（源平合戰）再後來就到了中國年輕人比較熟悉的戰國時代。既然名為戰國，中央政權統治失效之後更是禮崩樂壞。不管是朝臣還是武士，都是有奶便是娘，有槍就是草頭王。在這一歷史時期，下克上竟然從之前的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將軍架空天皇，大名背叛將軍，家臣背叛主君，妻子背叛丈夫，兒子囚禁父親，兄長斬殺胞弟，心狠手辣拳頭硬成了生存與發展的不二法門，甚至在日本史書上被稱為英雄豪傑而毫不掩飾。（室町幕府創建者足利尊氏的一生，是這個欺詐與背叛時代的最好註解）或許是受了義兄織田信長被弒本能寺和自己隱忍一生最後起兵屠滅主君豐臣秀吉全家的刺激，日本戰國第一陰人德川家康及其繼任者對於日本民族的背叛和陰謀本性有着最深刻的體會，背叛的危險時時如芒刺在背。

（本能寺之變）1615年（慶長二十年）6月，前主君之子豐臣秀賴剛被自己消滅，德川家康就在伏見城召見諸大名，迫不及待地發佈法令規定大名守則，內容包括限制修繕城堡、禁止築新城、禁止結黨、婚姻須經幕府批准以及參覲交代法等。幕府將軍更選時，必對大名宣讀《武家諸法度》。此後各代幕府將軍屢有增益，並對違法者嚴加懲處。

通過法令形式對武士階層進行強制管束，在幕府力量強大的時候可以奏效一時，但是畢竟治標不治本。為此，德川幕府在江户時代又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積極建設，一方面引入中國傳統文化（儒學）中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另一方面夾雜入日本神道教、佛教思想和武士階級作為軍事集團的一些樸素本能，搞出了一個名義上宣揚“忠名勇義禮誠克仁”的大雜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武士道是為軍事集團準備的意識形態，所以特地弱化了中國文化中居於核心地位的“仁”，而強化了封建軍閥對軍人的要求“忠”。（真是缺什麼補什麼）

（武家法度）可惜的是，雖然經過德川幕府和後來明智政府一番塗脂抹粉，各路軍閥和武士們口頭上都開始唱着武士道的高調，實際行動卻往往不是那麼回事。（嘴上唱着主義，心裏全是生意）不僅下克上的風氣沒有得到扭轉，對“武士道”精神的種種自説自話和隨意曲解，反而使之成為了權力爭鬥的遮羞布。畢竟，宣佈政敵為“國賊”並且“代天行誅”可比“政治暗殺”的名頭順耳多了。既然忠臣藏是“忠”，櫻田門是“忠”，近江屋是“忠”，就連拿永田鐵山練居合斬也是“忠”，那還有哪個武士不是忠臣？黑白顛倒之下，陰謀和背叛的民族性流毒一直到226兵變還令昭和陛下後脖子發涼。（據説當時天皇御弟秩父宮雍仁已經上了火車準備進京了，這可能是226這幫主謀必須死的最大原因。皇道派真是忠不可言啊！）

（那一夜東京的雪真大啊）二、日本地緣戰略史是一部臣服與背叛的交替史

從地圖上來看，日本的位置和歐洲的英國基本類似，都是孤懸歐亞大陸之外，但是又相去不遠；國土雖然與廣袤的大陸相比狹小貧瘠，但是又足以容納文明發育和實現工業化所需必要人口；四面環海成為島國的天然屏障，但是又使之無法完全融入區域文明圈。不幸的是，日本對面的這塊大陸上不是法、德、俄、意、奧羣雄爭霸，通常是中央帝國一家獨大，這就決定了日本能夠發揮的“離岸平衡手”作用遠不如英國。從歷史上看，只有在中國衰弱的某些特殊時段（較少），日本才能夠將手伸到朝鮮半島乃至東北地區。更多時候，日本往往對類似“元寇入侵”這樣的危險深感焦慮。

日本的民族性與其所處的地緣戰略位置交織在一起，深刻地影響了日本自古以來的地緣戰略選擇。當東亞板塊存在一個強而有力的主導性力量時（傳統上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日本並不敢如英國那樣跳出來當“攪屎棍”，而是往往以忠誠的“副帥”面目自居，一邊積極學習“主帥”的文明精華，一邊利用“副帥”的位置狐假虎威充當走狗和打手，順便為自己撈取一些地緣戰略上的好處。一旦這個主導性力量稍有衰弱跡象，而日本此時又恰好積蓄了一段時間的國力，那麼其“中山之狼”的本性就會壓抑不住地爆發出來，此前有多麼自我壓抑，此時就會加倍地得志猖狂。它會如“天狗吞月”一般，毫不猶豫地向任何露出破綻的主君猛撲上去一頓撕咬。

日本人最喜歡《三國演義》的故事，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他們眼裏恐怕就是叛服不定的另一種腹語吧。

日本的第一次臣服與背叛（一叛中華上邦）

很多中國人以為日本人第一次大陸攻略受挫是在唐朝，其實不然。日本第一次登上東北亞地區地緣戰略爭霸的舞台（有史為據），要早到中國的南北朝時期。根據模糊不清的歷史資料記載和推算，大約是在日本大和國（邪馬台）時期，趁着中原動亂和朝鮮半島內部戰亂，特別是半島南部還處於較為原始的諸小國（部落城邦）爭霸狀態，日本殖民者渡海在朝鮮半島南端一小塊地方建立了名為“任那日本府”（有時也被稱作任那都督府，韓國人堅持認為這段歷史是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府為了征伐朝鮮半島而偽造的，我個人持日方觀點）的殖民地政權。當時其本土還處在較為落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古墳時代），中央政權還沒有穩固，本州島東方大量土地還未徹底平定，日本就如此迫不及待地向西滲透，充分證明了日本地緣戰略中“徵韓論”的根深蒂固。登上大陸幾乎成了任何稍微有一點抱負和實力的日本政治家的本能選擇。不過此次試探在堅持了近200年後（時間不短，不過由於母國實力有限一直沒有大的擴張），被朝鮮半島新崛起的三強之一新羅剿滅（大概推論在南朝梁時期，歷史資料不全）。

在任那日本府覆滅之後，日本雖然失去了在朝鮮半島的殖民橋頭堡，但是依然與半島局勢有着很深的聯繫，靜待時局發生變化的機會。大約100年後，機會似乎來了。七世紀中葉，朝鮮半島正處於前三國時期（公元前57年到公元668年）末尾，百濟、新羅、高句麗三國鼎足而立，大隋、大唐夾雜其間搞代理人戰爭甚至親自入場征伐。其中，高句麗和百濟建立了聯盟關係，一起進攻新羅。新羅獨木難支，向幕後大國的唐高宗求援。公元660年，大唐名將蘇定方出擊，一戰滅了百濟。這引起了高句麗的驚恐和新羅的警覺（擔心兔死狗烹），唐朝在朝鮮半島的駐屯軍逐漸陷入孤立。恰在此時百濟遺民中有人渡海向百濟國的幕後支持者日本求援。

大化改新是一場殘酷的政治鬥爭當時日本正值“大化改新”，試圖靠推行律令制改革加強中央集權，皇室和貴族內部鬥爭激烈，實際執政的中大兄皇子急需依靠對外開疆擴土的軍功來震懾大量政敵，百濟的求援可謂正中下懷，立即點起三萬餘兵馬傾巢出動渡海西征（用對外侵略解決國內矛盾看來也是日本民族的傳統藝能）。其最終結局就是白江口之戰，《通鑑紀事本末》歡樂地記載道：“唐軍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脱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率眾降”。《日本書紀》則悲壯地寫到：“日本水師捨身突入唐陣，唐軍從容左右迎擊，縱火焚日船。須臾，官軍敗績，赴水溺死者甚眾，舮舳不得迴旋”。

白江口之戰深刻地改變了東北亞地緣戰略局勢，使朝鮮半島統一於一個政權（新羅）之下，在長達近千年的歷史裏斷絕了日本通過朝鮮半島登上大陸的希望。日本則因為此次大敗再也壓制不住反對改革的勢力，爆發了以皇族內戰為標誌的“壬申之亂”。最終平定內亂的天武天皇及其繼任者痛定思痛，大量派出遣唐使到大唐學習，為繼續推行律令制改革積蓄人才和力量。日本由此迎來了延續千年的“唐風文化時代”。從地緣戰略的本質上來説，這意味着從此之後日本正式加入了中華文明圈的朝貢體系。此後歷經宋、元、明各代，直至明代萬曆年間的壬辰倭亂之前，日本列島的統治者大體上遵循着這個遊戲規則，以接受來自中央帝國的冊封為榮，同時一般也不敢以日本中央政權的名義對圈子裏的其他小國進行侵略。

在這近千年的漫長時光中，日本可以被稱為姓“中華”，但是又和朝鮮徹底“小中華”化不同。因為距離遠而實力相對較強，日本儼然以“副帥”自居，時不時要搞一些特立獨行的表演。（例如日本人一直津津樂道的擊退“元寇” 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