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蟻們的爭議、宿命與未來_風聞

作者 | 周公子 來源 | 周觀新金融

提高效率與掙脱剎車，從來都是兩回事。

螞蟻暫緩上市的各種事情在收尾，金融科技監管的重拳卻才剛開始。喧囂過後，我們不妨冷靜來看看，金融科技監管背後涉及的多種問題，方能從事件看到本質：金融科技的進步從來就不是源於顛覆誰或要革誰的命。如果把創新與總想要顛覆誰或者改變誰的對抗性思維掛鈎，再給這種“創新”裝上高速前進的車輪，放到整個金融系統裏，註定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如果理解了金融科技監管背後的難點與邏輯，也許螞蟻們會明白，螞蟻剎車未必是消極信號。相反的，這是金融科技監管歷史進程上最具責任感也是最具提示性的一腳剎車。

01 始終圍繞放貸的金融科技爭議

導致螞蟻集團此次被暫緩上市的業務根源，是圍繞螞蟻業務與估值的爭議，這一點我們在《螞蟻的新衣》已經詳細討論過。金融科技其實從來不是一個清晰的定義，螞蟻一直想給自己貼穩科技的標籤，卻也一直賺着金融業務的豐厚利潤。

一直以來，花唄、借唄的對外借款只有一小部分是螞蟻集團的自有資金，大部分是採取了貸款融資、發行ABS與聯合貸款等方式來做大對外借款規模。

前幾年螞蟻主要用是ABS，ABS融資模式是以項目資產可以帶來的預期收益為保證，通過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來募集資金。例如，螞蟻集團擁有100億元的自有資金，以100億自有資金作為抵押，從銀行獲得貸款100億，這樣就有了200億的可用資金，再把這200億資金通過花唄、借唄等產品放貸出去，就可以繼續用200億項目資產通過ABS的融資方式從金融市場再融資200億。如此循環往復，再融資，再放貸，就可以在100億自有資金的基礎上，實現上萬億的消費貸款規模。

這種無限次通過ABS模式來做大貸款規模的方式，很早就引起了央行的顧忌，因此監管出台規定，要求企業通過發行債券、資產證券化產品融入資金不得超過其淨資產的4倍，這就大大限制了螞蟻集團通過ABS進行募資的規模。據深交所和上交所固收平台資料顯示，螞蟻集團在近兩年發行ABS的規模急劇下降，佔整體貸款規模的比例已經很小。

在ABS模式受限的情況下，螞蟻集團又想到了另一種新的獲取資金的方式：聯合貸款。此次螞蟻上市前夕出台的《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就是針對於此，監管認為螞蟻集團在聯合貸款中的自有資金比例太低，相當於把壞賬風險都轉嫁給了其他提供聯合貸款的金融機構，因此限定了網絡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槓桿上限和聯合貸款中出資比例不低於30％，這就要求螞蟻小貸公司需要追加資本金以維持現有業務規模，或是主動降槓桿減少信貸業務規模。

從國際經驗看，2007年之前，美國通過把看似無風險的ABS資產包大量售賣，快速回籠資金後再貸款，從而放大自己的業務規模來獲取大量利潤，進而形成了美國的次貸危機。次貸危機之後，為了防止舊事重演，美國金融在強監管下供給收縮，加強了對金融業創新的監管，為了維護金融體系安全，《巴塞爾協議 III》也就此出台，全球銀行業都明顯加強了監管力度，嚴控銀行槓桿率，導致全球銀行股的市盈率普遍下降。

而螞蟻的問題在於，認為巴塞爾協議大幅壓抑了金融創新，其不想受到巴塞爾協議的約束。

歷史總是重複上演，雖然每次金融危機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但追根溯源，都是與金融過度自由化、金融創新過於複雜、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直接相關。從歷史來看，大多數國家或地區在發生系統性風險之前，都經歷過一段信貸高速增長、槓桿水平高企的時期。我國處於金融科技創新發展較快的階段，現在討論的不應該是巴塞爾協議要不要，而是巴塞爾協議如何在創新業務中適用。

業內都知道，監管與創新一直是相互制衡又共同進步的，監管也不是神，不可能精準預知任何風險。但我們不能因為剎車不精準，就把剎車拆掉。金融科技公司也需要明白，創新的目的在於有序提高效率，而非掙脱剎車束縛。

並且，從螞蟻集團體系來看，其基本的業務模式仍然是支付（支付寶）、吸收存款（網商銀行、支付寶歷史上曾經形成的客户資金沉澱）、發放貸款（網商銀行、兩家小貸公司、花唄借唄等）、貨幣市場基金、代銷其他金融產品等等，只不過支付寶這一非銀行支付機構偏離支付主業，擴張成為了綜合金融服務平台，使螞蟻集團實質上跨界開展非金融、金融、類金融和金融基礎設施等多種業務。

既然金融科技並沒有改變金融中介的本質，那麼金融科技公司也理應受到金融行業一樣的監管。而且金融學上有一點，系統性風險是不會消除的，只會發生轉移，從規範業務發展、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角度，必須對其中承擔風險的業務環節進行監管，並且遵循金融監管的一般規律。

02 客觀看待監管套利與監管滯後性

那麼，螞蟻集團是否是一些人口中的“高利貸”公司，把利益留給了自己，把風險轉嫁給社會？客觀説，失控的螞蟻們會。關鍵在於，何為失控？

首先，與花唄、借唄具有可比性的並不是企業貸款與居民購房貸款，而是各大銀行旗下信用卡中心的的分期消費與信用卡借款。目前，能以接近基準貸款利率的水平獲得銀行貸款的只有企業貸款與居民購房貸款，這兩種貸款都屬於大額貸款，金融機構有較大的動力去服務這些客户，並且這些貸款都需要資產進行抵押，所以利率相對較低。而螞蟻集團的花唄、借唄是小額的個人消費貸款，甄別與服務用户的成本較高，且均是無抵押的信用貸款，所以利率勢必會更高。

其次，能以較低利率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企業多數是國企或知名民企，大多數中小企業因為缺乏擔保抵押物也無法從銀行獲取貸款，更多的是從各個銀行旗下的小微企業貸款部門申請貸款，而這些小微貸款的年化利率也大多都在10％以上。不止是螞蟻集團，實際上多數互聯網巨頭從事的貸款業務均是消費類信貸，主要放款通道也是小貸，而產品均與銀行信用卡、消費金融公司業務無差。

客觀地講，監管部門對民營資本在銀行、消金牌照的准入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體制性歧視與監管差異，導致民營銀行佔比太低，而這些民營企業又受到體制內同業的歧視和比國有銀行更嚴格地監管限制，類銀行信貸機構如持牌小額貸款公司等，體量極小，兩者都極度缺乏低成本資金來源。來自社會公眾的最優低成本資金，必須經過融資擔保、履約保險、高比例劣後保證金的加持，才能進入體制外的小微信貸市場，其難度之大、成本之高就成為必然。某種程度上講，民營銀行、小額貸款公司不是天然喜歡“放高利貸”，實在是因為無好米可下鍋，只能錯位經營，投向次級貸市場。

失衡的金融資源配置，這也是螞蟻們無奈選擇次級消費貸與小微企業貸的原因。如果螞蟻們能像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一樣持續獲得年息2%左右的存款作為資金來源，何必再用小貸去槓桿其他銀行的資金？

當然，這些並不是螞蟻們監管套利的藉口，中國金融體系存在的根本問題不是當鋪思想，不是巴塞爾協議，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二元經濟問題帶來的資源配置不均。民營企業在面臨生存與發展的壓力時，尋求制度性空白、通過監管套利來突破體制帶來的壓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無奈和市場選擇的必然，我們要客觀的看待這一點，監管套利必然存在並將長期存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彌補二元制金融制度的缺陷，這個問題才能得以解決。

無論如何，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控制風險與支持創新的平衡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從企業的角度看，金融科技公司的定位不應是顛覆者與革命者，而是同行者與互補者。周觀新金融也曾從多家銀行的信用卡業務部門、信貸相關部門多方瞭解，不少內部人士都認為銀行們和螞蟻們其實從來都不是對立競爭關係，雙方的資源和能力，甚至客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互補。

民營金融資本通過金融科技的創新服務並推動中國的銀行業更加開放，更好地服務實業與小微，金融科技公司、民營金融資本應當利用機制的靈活性與貼近市場的優勢，與體制內銀行共同進步，避免無限度的加槓桿，逐步提升民營資本在金融市場的公信力，這才是現實的選擇。

從行業整體來看，中國二元制金融供給存在着諸多問題，國有銀行的天然屬性和體制也決定了很難要求國有資產在保值增值的基礎上做出各種金融科技創新。因而回到當下現實環境中，銀行們與螞蟻們在擴大信貸規模、提高獲客率、提高風控能力上仍然有相當大的合作需求。

雖然在宏觀經濟莫測的背景之下，監管收緊並出台了“資管新規”、“商業銀行網絡貸款規定”、“資產證券化產品融入資金不得超過其淨資產的4倍”等一系列監管措施，看似對金融科技行業打出組合重拳，實則是幫助行業守好風險底線、迴歸正規的體現。我們既要守好金融科技的創新成果，兼顧創新效率與金融安全，又要時刻摁住以各種創新之名掙脱剎車束縛的苗頭，這是我國金融科技監管最大的難處，也是絲毫不得懈怠的原因。近期央行發佈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0）》也明顯詮釋了這點。

從長期來看，螞蟻們與銀行們相互補充、共同進步才是大勢所趨，兩者也將迎來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在有序創新的前提下，金融科技的光輝時代還遠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