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奪性金融對人的驅逐, 成為我們這代的動力機制｜文化縱橫_風聞

【導讀】近日，某長租公寓平台深陷租客、房東和供應商的維權糾紛，不少人懷疑此平台的盈利模式與某互聯網咖啡品牌類似，依靠市場集資填補虧空。但因咖啡品牌暴雷在先，公寓平台美股上市無望，儘管平台官微澄清“不會跑路”，但眾多網友評論：“八成要涼。”

早在2018年，就有離職高管呼籲“政府管一管長租公寓”，宣稱“（長租公寓）比P2P暴雷更厲害”。他指出長租公寓的一大賣點“押一付一”，看似是讓租客減輕壓力，其實是讓租客跟銀行貸款一到兩年的房租支付給自己，補充自己的現金流，相當於把所有的風險轉嫁到了租客的身上。

人人都想有體面的居住，但沒有人能夠置身地產風雲之外，網友一句“是誰在懲罰不買房的人？”的吶喊，讓眾多觀者感同身受。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房子是如何被商品化，乃至成為全球金融化的工具？為什麼住房危機會席捲全球各個不同經濟體？本文從哲學、政治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乃至地產從業者的角度，針對住房問題給出了富有啓發性的解答。

本文轉載自新京報書評週刊，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 劉炳輝 | 浙大寧波理工學院

房租年年漲。有幾句詩，用來打趣年輕人有關房子的坎坷心路再合適不過了：“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海子的詩句言猶在耳，道出詩和遠方的居住理想；“誰此時沒有房子，就不必建造”——里爾克的句子也還中聽：房價高買不起，租就是了；不過，當房租亦順勢暴漲，靜觀房價漲跌的局外人心態也要幻滅了——在今天，20世紀美國詩人蘭斯頓·休斯的詩句恐怕又成了眾人心聲：“房租要是能從天而降，多好。”

“充滿勞績”而又“詩意地棲居”越來越難，社會給初入職場的年輕人結結實實上的第一課，就是居住的艱辛。

為何房租會持續增漲？

公眾號“照面”的《房租不應該成為資本的戰利品》一文梳理了北京房租大漲的三大邏輯：政府對於羣租房、城中村的鐵腕整頓加劇了房源短缺，令低收入者被迫捲入一次相對昂貴的租房升級；長租公寓品牌、中介公司、租賃創業砸錢搶房源，加劇了利益壟斷的追逐戰；而在“購租並舉”的租房供給側改革推動下，租賃機構的金融化更潛藏着更大的問題。流傳極廣的《為什麼中介哄搶租賃房源，因為販毒都沒它來錢快》一文甚至斷言，長租公寓很有可能像P2P那樣一夜爆倉，引發社會情緒動盪。

▍住宅缺乏不是今天特有的現象

在恩格斯的時代，住宅缺乏的現象也引起了報刊媒體極大的關注：現代工業取得了巨大進步，工人們卻要在惡劣、擁擠、不衞生的住宅中生活；現代大城市的發展致使市中心地價飆高，工人於是從市中心被排擠到了市郊。

恩格斯寫《論住宅問題》，原是為了怒懟蒲魯東主義者提出的不靠譜的住宅問題解決方案，行文是過癮而漂亮的論戰筆法。他頗為諷刺地説，人們之所以對工人住宅缺乏的現象議論紛紛，是因為其惡劣影響不只侷限於工人階級，比如工人街區的霍亂、天花和傷寒所引來的死神，也隨時會造訪城市中的小資產階級。

住宅缺乏的現象究竟是從哪裏來的呢？恩格斯認為，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住宅缺乏現象並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個必然的現象。資產階級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只有一個，也就是行政長官歐斯曼重建巴黎的辦法：切割工人街區，消滅最不成樣子的小街小巷，從而將巴黎變為一個多半是奢華的都市——儘管這些小街小巷，往往又在緊鄰的地方再度出現……

不過，在恩格斯看來，即便現代大工業造成了惡劣的住房問題，但這種經濟革命畢竟是歷史發展的一大進步，將人們從土地的束縛和低下的生產力之中解放出來。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解決辦法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佔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恩格斯關於住宅問題的不少觀點，至今閃爍在大衞·哈維等著名西馬學者的研究之中。

▍房子是如何被資本化的？

大衞·哈維大概是今天粉絲最多的左翼思想家之一。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一書中，他簡單清晰地解釋了作為人類生存基本條件之一的房子，是如何被資本化的。

房子不單是我們居住的地方（即房子的使用價值），也是一種“高單價商品”，更是一種可以套現的儲蓄工具（所謂買房投資，即指房子的“交換價值”）。近30年來，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房屋都成了熱門的投機工具。除了消費者，建築商、金融業者以及房屋中介、房貸放款人員、律師和保險經紀人等都參與其中。

2008年由房市崩盤引發的全球危機，深深挫傷了全球經濟，至今仍難恢復。單是美國的樓市崩盤，就導致400萬-600萬人因為房貸止贖而失去住房；在西班牙等其他國家，無數人也遭遇了類似的慘況。熾熱的房產投機，實際上具有某種程度的“龐氏騙局”元素，邁克爾·劉易斯的暢銷作品《大空頭》生動地呈現了這一點。在2008年金融市場崩盤之前發生的房產投機潮中，劉易斯有位重要消息提供者僱用了一名保姆，這位保姆及其姐妹一度在紐約市皇后區擁有6套房子。“她們買進第一套房子之後， 房價大漲，放款機構建議她們做房貸再貸款，貸出25萬美元的現金，而她們用這筆錢買了第二套房子。”第二套房子的市值也大漲，她們於是故技重施，繼續買房。“最後，市場持續下跌時，她們手上有5套房子，而且完全沒有能力償還房貸。那些在房價高峯期買房的人陷入巨大的悲催與困窘：他們欠金融機構的房貸，已經超過了房子的市值。

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租房市場。在紐約，約60%的人口都是租房族。一些私募股權基金在房市高峯期買進許多供出租的住宅大樓，希望藉由提高租金大賺一筆。然而，這些機構自身就在金融市場的崩盤中破產了，房子原本的主人也已破產（他們的房子遭金融機構沒收），只得留下房客繼續住在缺少維護、使用價值變差、但租金反而變貴的房子裏。當住房、教育、醫療等原本由國家免費提供的公共服務，走向私有化和商品化之後，實際上造成了更大的災難。正如哈維指出，它變成了一個把有錢人服侍得很好的商品化體制，但幾乎是在懲罰幾乎所有其他人——甚至連基本的居住生存權也面臨剝奪。

▍“窮人的錢好賺，爛社區是門好生意”

“窮人的錢好賺，爛社區是門好生意”，人類學家馬修·德斯蒙的《掃地出門》一書講的是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美國租房市場出現的怪現狀。這本書一經出版就備受關注，拿下了2017年普利策獎最佳非虛構圖書、2016《紐約時報》書評年度十佳好書。

《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

透過一系列受訪者的故事，德斯蒙德講述了租房市場的“驅逐”邏輯，以及城市住房背後弔詭的貧窮與暴利：次貸危機讓無數人破產，卻也造就了一部分人千載難逢的發財良機。由於貧民區裏大量家庭不能按期付按揭，只得被掃地出門，並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賣出他們的房子，重新踏上租房之路。而這時候，一些買家低價購入這些房子，成為房東，再靠它們出租盈利，大賺一筆。

問題來了，窮人沒錢，很多人靠聯邦政府發放的救濟金過活，房租有時甚至要吃掉家庭總收入的70%，所以他們不時拖欠房租。於是，住在貧民區的底層不斷被房東驅逐。貧民為了生存，不得不一次次突破自己生存條件的底線——吃本來不能吃的東西，住本來不適合住的地方——併為價值低廉的房子創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房產中的強行驅逐現象，將一些人的貧困轉化為另一些人的超額利潤，而驅逐同時又使貧困惡化為一種惡性循環：驅逐不僅是貧困的結果，反過來也成了貧困不斷惡化的原因。德斯蒙德指出，住房市場中的剝削如此普遍，而政府恰恰是其背後靠山，這種做法無疑違背了美國的立國精神。

在書的結語中，德斯蒙德重新呼喚家的意義：家是我們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風港，家是“做自己”的空間。在我看來，項飆在本書的導讀之中對於這種“家天堂”立場的批判，反倒更為精準和透徹。在美國，佔有房產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然而這種提倡“人人成為業主”的意識形態，與大規模的驅逐現象恰恰是緊密相聯，因為驅逐是佔有的前提。作為基本生活資料的家被神聖化，某種程度上意味着把家和社會分割開來；當家成為被佔有的資產，佔有的邏輯可能會不斷強化和擴張，不斷產生新的排斥和驅逐。

▍掠奪性金融對人的驅逐，成為我們時代的動力機制

如果説《掃地出門》是透過真實故事來呈現人們居住上的“驅逐”，那麼薩斯基婭·薩森的《驅逐》則更為宏觀地定義和闡釋了全球經濟中的“驅逐”概念。在薩森看來，慣常的貧困、不公平概念已經不足以解釋現今混亂的社會經濟與環境問題，作為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殘酷邏輯，“驅逐”更為準確地表述了我們今天的狀況——把弱勢者和窮人從土地上、工作中和家園裏驅逐，把生命從它們賴以生存的生物圈中驅逐。驅逐在西方國家最常見的例子包括：把低收入工人和失業者從政府社會福利和健康體系、保險公司和失業救濟中排除出去。驅逐是我們時代重要的動力機制。

驅逐行為古已有之，然而金融資本主義造成的居住“驅逐”，卻是我們時代的新事物。最典型的例子，仍然是2008年的美國住房次貸危機。當本地住房成為全球性的金融工具時，人們的居所變得危機四伏。那些優秀的創意階層和資深數學家發明了日益複雜的金融工具，並被用於住房次級房貸。那些看似有利可圖的資產抵押證券交易，實際上是將低收入家庭的房貸，轉化為高級金融產品投資者的利潤，並透過快速買賣，將風險傳給下一個買者。投資者出售這些有問題的證券，獲取鉅額利潤，根據金融的邏輯，即便失敗的金融產品也能為他們賺錢。然而，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家庭因此破產了：在美國、匈牙利、拉托維亞等國家，上百萬人失去房屋，被趕出了自己的家。

在過去二十年，越來越多的人、企業和地方從社會經濟秩序的核心中被驅逐出去。這種驅逐是基於精英和金融為基礎的掠奪性構造，透過專業知識、精巧的組織形式以及複雜的制度、系統和技術而達成的。金融具有強大而危險的能力，它將自身邏輯強加於其他的經濟部門，並使之服務於超級富豪的極端投機需求，最終，這大大推動財富的極端集中，卻破壞了健康的企業和平民的生活。在薩森看來，金融應該被利用在更好的地方：比如公共服務、實體經濟和綠色經濟。

▍繁華奢侈的大都會香港，何以遍佈毫無尊嚴的劏房、籠屋？

香港，正是薩森所説的那種金融業發達的全球城市，也是貧富懸殊、中低階層居住條件惡劣的城市。2009年時，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已經達到了瑞士的水平，然而表徵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卻高達43.4（僅次於中非共和國）。香港是居住成本第三高的亞洲城市，置業成本第四高的國際都會（比東京還高），零售商鋪租金高昂更是排名全球第二，然而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61平方呎（不到15平方米）——這還是劏房户與豪門户的平均之後的數字。

這幾年，報道香港住房狀況的新聞標題往往聳人聽聞：“香港2平米的籠屋面前，深圳6平米鴿子籠尚有尊嚴”“20萬活人住着棺材房！看到活在劏房、籠屋裏的香港人，你還敢鄙視城中村嗎？”近年來，港人的仇富、反中情緒背後，往往也與高地價政策、地租壟斷及房屋金融化所造成的惡果密切相關。

潘慧嫺的《地產霸權》一書，即配合詳盡的數據分析，深入解剖了香港地產業的運作與結構，揭示了土地、住房與香港統治階級的關係。潘慧嫺雖不是學者，卻曾經在那些超級富豪身邊工作，有着第一手的“田野”資料。她曾任香港最大的地產公司及新鴻基地產集團創辦人郭得勝的私人助理，後來又加入另一個大的發展商嘉裏建設，在香港、加拿大兩地都有豐富的地產工作經驗。

《地產霸權》這本書打破了人們對於香港作為“自由經濟的天堂”的迷思，事實上，過去數十年，香港被地產商操控，與教科書所説的自由經濟相距甚遠。香港税收的確很低，然而這背後卻是以高地價政策作為支撐，即以賣地收入作為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然而，土地價高，樓房就貴，租金也貴，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平民的生活成本及商家的運營成本。這也是今天香港很多產業難以發展的主要原因——地價和租金成本高得讓人喘不過氣。另一方面，由於地產強有力的壟斷，地產商的影響力得以伸展至各行各業，尤其是控制了電訊、能源、交通等公共事業及零售服務業，乃至學術界、法律、會計、工程等行業也受迫於地產霸權的陰影。

事實上，三十年前，香港的地產模式曾作為發展經驗而被引入中國的城市體制，賣地、批租土地等方式造就了此後的土地市場，也造就了一大批地產富豪，今天中國大城市的居住問題、空置鬼城及地產泡沫與之淵源甚深，香港地產壟斷的教訓不能不引以為鑑。再者，今天我們對於長租公寓爆倉的擔憂，與2008年美國住房次貸危機也有異曲同工，租賃金融化自身的問題，更值得我們報以深刻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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