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致辭的這個論壇，聽聽基辛格保爾森李顯龍如何看待中美關係_風聞

16日，2020年創新經濟論壇在線上舉辦。

這是該論壇的第三次年會，前兩年分別在新加坡和北京舉辦。

三次會議國家副主席王岐山都出席了，並發表了致辭。

今年的年會為期四天，16號的主題是“金融/貿易”，17日是“城市”，18日是“氣候”，19日最後一天是“健康”（因為是全球線上論壇，時間均為美國東部時間）。

在昨天的會議上，除了嘉賓們的交流探討外，基辛格（該論壇名譽主席）、保爾森（該論壇聯席主席、美國前財長）、李顯龍也做了發言。

發言中都談及了中美關係，看看他們説了啥？

基辛格：中美要理解對方的敏感點在哪

基辛格在會上提醒，對於當前的中美關係，基辛格説，兩國正在危險地滑向新冷戰，“這是一個不應該繼續的過程”。

首先，美國新一屆政府應該先和中國領導人對話。“我們要瞭解到，我們應該盡力避免發生什麼事情。在這種對話中，兩國領導人也會同意，無論有什麼樣的其他衝突，都不能訴諸軍事行動。”基辛格説，“應該建立一個機構性的制度，通過這樣的一個制度，指定雙方領導人信任的高級官員，以代表他們與對方保持聯繫。”

其次，在討論要避免的問題之後，可以轉向雙方應該面對的現實問題，希望能努力達成一些合作，有一個可以合作的方向。“我們兩國肯定會存在分歧，但除非有一些合作的基礎，否則的話，世界將會滑向一場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嚴重的災難，因為現在的技術比當時的技術更難以控制。”

對於中國可以如何為緊張局勢降温，基辛格指出，兩國在人權問題上還是存在分歧，“對雙方來講，重要的是要理解對方的敏感點在哪，不一定非要解決這個問題，但要把這個問題緩和到有可能取得進一步進展的程度”。

在基辛格看來，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務實的，希望能夠務實地處理一系列具體的問題；而中國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着眼於歷史的演變，因此，“當中美兩國領導人會面時，討論的不一定是同一個話題”。

他強調，美國必須要開始瞭解歷史問題，而中國也要明白，“重要的是不僅僅要到達目的地，中間出現的一些問題也要處理”。

“中國的歷史和美國的歷史不一樣，美國有一段相對不間斷的成功歷史，而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但中間屢屢發生危機。美國一直都非常幸運，沒有迫在眉睫的危險，但是中國總是被那些企圖一統天下的國家所包圍，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對方的基本觀點是什麼，而且要了解對方的基本原則和對國家利益的定義，這樣才能夠開始對話。”

以史為鑑，基辛格認為，雙方可以學到的是，如果長期不斷地發生小的衝突，最終會導致兩個社會滑向大的衝突，直到突然全面爆發，引發巨大的災難，就像是世界大戰。“我們需要為避免戰爭而努力。當然，每一方都會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這一點大家都是理解的……如果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話，雙方就可以共存。”

對於特朗普政府的對華策略，基辛格評價道，“特朗普採取了一種遠遠超出適用範圍的對抗性策略”。“在這個過程的最開始階段，他強調美國人對世界經濟不平衡有深切關注，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而且我確實認為應該強調。但從那以後，我更希望採取一種具有差異化的做法。”

對於拜登政府將修補同盟友的關係以形成針對中國的聯盟的可能性，基辛格認為，民主國家應該在由共同信念決定的情況下進行合作，“但如果是為了針對某個國家而形成的國家聯盟，是不明智的”。“當然，美國大西洋關係是有着歷史性的利益，所以在執行我們的外交政策時我們應該牢記這一點。”

至於歐洲會不會倒向美國、對抗中國，基辛格指出，歐洲的問題是，它們在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的演變中，是否會試圖扮演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角色，還是會看重共同的大西洋立場的重要性。“換句話説，歐洲是把自己看成是亞洲邊緣的一個半島，還是説基於歷史淵源和共同利益與美國聯繫在一起？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其對這些挑戰的應對方法。”他説，“我覺得這兩個方向都有可能。”

最後，關於疫情是否改變了大國平衡格局，基辛格回答道，在實踐中，每個國家在應對疫情時都是各自為戰，但要長遠地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一個全球性的框架作為基礎。在這個框架內，每個國家的抗疫表現，不論是解決內部的醫療需求的方式，還是在全球或區域層面的應對方法，都可能影響到這些國家的地位。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從那個角度去處理疫情，我們應該把它視作一個教訓，它告訴我們，有些問題是必須要在一個比較大的層面上來解決，甚至是在一個全球的層面上來解決。”

保****爾森：毫無有效競爭的對抗已經給美國人民帶來了一系列糟糕的結果

保爾森在參加第三屆創新經濟論壇時發表線上講話稱，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重振全球經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中兩國找到重振全球經濟增長的辦法，符合美國、中國以及全世界的利益。

保爾森認為，兩國政府若限制雙方間所有貿易投資和技術流動的話，將會是破壞性的競爭，也將使得上述目標任務變得非常困難。“我們的企業需要知道美國和中國要在哪些地方合作，在哪些地方競爭，在哪裏是對手，我們需要對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進行重大的調整。”

談及未來政府的基本任務，保爾森認為，其中必然包括正確處理和中國的戰略競爭關係，減少不必要對抗的競爭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毫無有效競爭的對抗已經給美國人民帶來了一系列糟糕的結果，已經損害了美國的經濟，並阻礙了美國的出口機會。

保爾森強調，隨着時間的推移，若不妥善解決美中間的戰略競爭關係，兩國就會在衝突中出現混亂，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的利益。“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建立在有針對性對等基礎上清晰而富有成效的美中經濟關係。”

李顯龍：把中國視作戰略威脅的看法基本上已在華盛頓的共識

當被問到特朗普的外交遺產對美國有何影響時，李顯龍表示，人們對美國的看法會發生長久的改變，但這個轉變並不是從特朗普開始的。“我認為，在過去十年中，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轉變。當你不斷説‘美國優先’、‘讓美國重新偉大’的時候，這其實是把美國利益的定義縮小了。”

李顯龍説，“在此之前，美國政府對美國利益的認識是，通過與各個區域的夥伴合作、與盟國結盟等建立更為穩定的廣泛利益。以前的政府是營造一個總體環境，使得許多國家都可以有序繁榮發展。美國是整體大計劃的一部分，而且自己也遵循同樣的規則……這不僅僅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超越美國的更大利益。”

在李顯龍看來，美國要想回到這樣的立場需要時間，要讓其他國家相信它正在迴歸也需要時間，“也可能美國永遠不會回到這樣的立場”。

至於特朗普的政策對美國新一屆政府的對華關係會有什麼影響，李顯龍認為，“特朗普政府中確實有一些人想採取一些行動，讓下一屆政府難以扭轉局面，以便為未來的長期關係定下基調。”以懲罰性關税為例，他指出，“一旦實施，不管有沒有好處，後來的政府也不會輕易地説這事做錯了，要把它取消。”

另外，在技術領域，李顯龍指出，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的尖鋭言論也將是有後果的。“在技術方面，你如何定義你的對手，是把他看作競爭對手、挑戰者、戰略威脅，還是一個正面的敵人？我想，在這方面發出的聲明是會有後果的。”

李顯龍認為，很多美國總統在競選期間發表過對華激烈的言論，但是在上台之後卻同中國開展了大量合作，“我希望下一屆美國政府也能這樣做”.

但李顯龍也承認，這可能會更難，“因為把中國視作戰略威脅的看法基本上已在華盛頓成為共識”。“不管是拜登，還是特朗普，美國任何一屆政府都將難以忽視這一點，假裝過去幾年什麼都沒有發生，繼續前進，這個是很難的。”

**如果拜登政府聯合盟友建立一個針對中國的聯盟，新加坡是否願意加入？**李顯龍回應道，現在已經不是冷戰時代，沒有國家會加入一個反對中國的聯盟。

“我們都希望與美國合作，我們都希望與其他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合作，我們希望在本地區進行合作。但我想沒有多少國家願意加入一個聯盟來反對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國家，而中國將會是這些國家的領頭羊。”

李顯龍説，不僅新加坡不會加入，歐洲國家也不會加入這樣的聯盟。“有很多國家願意和中國做生意，比如，歐盟正試圖同中國達成一項投資協議，這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們希望每個國家都能夠參與到討論中來，努力對世界秩序做出一些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各個國家會形成聯盟互相合作，找到共同的目標和事業，但是形成一種冷戰風格的對峙陣營，我覺得這不太可能。”

**拜登政府是否會重返TPP，以此為手段對抗中國？**對此，李顯龍回應道，希望美國能夠有一天重返CPTPP，但是現在的時機還不成熟。

“TPP最初是非常活躍的，最早的‘派對’上有12個人，後來有1個人不玩了，現在只剩下11個了，但‘派對’還在進行之中。我想這要歸功於日本前首相安倍先生，是他把‘派對’上剩下的人團結了起來。”李顯龍説道。

對於拜登政府可能對CPTPP採取的態度，李顯龍分析道，民主黨的選民可能對此不感興趣。他説，雖然奧巴馬政府曾經很感興趣，時任國務卿希拉里也完全支持參與TPP，但當她競選美國總統時就否認了這一點，“這就是美國的政治現實”。

“我認為這個協議對美國來説仍然是有意義的，但它必須在國內政治上也有意義才行，而這需要時間，會根據不同的經濟形勢進行調整，以及根據美國的政治格局進行調整。”

對於亞太15國剛剛簽署的RCEP，李顯龍表示，這是協議向外界發出了一個清晰的信號，那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在發生什麼，亞太地區都將堅定推動區域一體化發展，因為各方相信互利合作、互惠貿易比單打獨鬥強得多，這在當前的困難時期尤為重要。

李顯龍指出，TPP和RCEP是為了不同目的而簽訂的不同的區域貿易安排。TPP參與的經濟體要少一些，最初是12個，現在是11個，卻是一個各方承諾和投入更多的協議，涵蓋了很多貿易談判中很難覆蓋的領域，如知識產權，甚至是匯率問題。而RCEP覆蓋了亞太所有主要經濟體，除了印度，佔到全球人口和GDP的三分之一，雖然協議達不到TPP的深度，但仍然是向着消除貿易壁壘、提高貿易便利化邁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