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觀察】冷戰後東南亞在日本地緣戰略中的地位_風聞

　　冷戰後東南亞在日本地緣戰略中的地位

　　**摘要：**2020年10月18日，日本首相菅義偉抵達越南首都河內，開啓了其上任後的首次海外訪問，體現了日本聚焦印太地區的意圖。本文以海權理論為視角，對日本的海洋國家意識、冷戰後日本海權思想演進進行梳理，最後對冷戰後東南亞在日本海權戰略中的地位進行了簡要分析。

　　關鍵詞：東南亞；日本；海權

　　一、日本“海洋國家”的自我認同

　　“海權”（Sea Power）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海軍上校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中，他將控制海權提高到事關國家興衰的最高戰略層面，“海權的歷史雖然不完全是，但是主要是記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鬥爭和最後常常會導致戰爭的暴力行為。”他指出生產、海運、殖民地是海權的三大基本要素：生產促進交換、海運保障交換、殖民地為交換提供場所。他又提出六點影響海權的主要因素：地理位置、自然結構、領土範圍、人口、民族特點、政府性質，從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界定了海權。總的來説，海權是一種影響力，狹義上的海權指的是海上力量控制、開發海洋的能力，即國家在海上的權力；廣義的海權既包括軍事上對海洋的控制，還包括海上通商能力、海洋資源、海洋運輸能力等要素在內的相關能力和資源。

　　馬漢的海權論在日本得到了高度認同，這與其獨特的地理環境有關。日本整體位於太平洋西部，由本州島、北海道島、四國島、九州島和數千個面積總和不及本土1%的小島組成，國土總面積為37.78萬平方公里，約佔世界陸地面積的0.27%。地形多為山地丘陵，耕地僅佔國土面積的12%，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截至2019年，日本人口數量高達1.26億，50%以上的糧食需求依賴進口。同時日本還面臨嚴峻的能源危機，日本能源儲量較小，且礦層薄、雜質多，不易於開採，這使得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源進口國，90%以上的資源需求依賴進口。除此之外，火山爆發、地震、颱風等自然災害也經常侵襲日本。

　　日本本土呈現狹窄的縱列走向，不具備良好的防禦縱深，多數領土在外敵面前均處於威脅之下。地理條件的不足限制了日本的陸權，迫使其積極拓展海上權益，而保護海上交通和建立海上基地是海洋國家維持海權的重要方法，這也為日本軍國主義傳統的發展提供了依據。1592年豐臣秀吉以朝鮮拒絕攻明為由發動萬曆朝鮮戰爭，明朝集結四萬軍隊抗日援朝，幫助朝鮮取得第一階段的勝利，1597年日本再次集結兵力入侵朝鮮，明朝調出7萬軍隊支援，最後萬曆朝鮮戰爭以明、朝聯軍勝利告終。1609年日本薩摩藩藩主島津家久派大將樺山久高政府入侵琉球，樺山久高率兵三千人、船一百餘隻，開啓了日本海洋征服的進程，至1879年，琉球正式被日本吞併。1894年，日軍突襲清軍運兵船，發動甲午中日戰爭，朝鮮半島全部淪陷。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次年沙俄戰敗，日本獲得庫頁島南部以及中國旅順地區的權益。1910年日方強迫朝鮮簽訂《日韓合併條約》，日本正式吞併朝鮮。一戰結束後，日本攫取大量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至二戰爆發前，日本將西北太平洋地區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拓展海權戰略的成果進一步刺激了其擴張的野心，於1937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於1941年挑起太平洋戰爭，至1944年，日本將阿留申羣島、菲律賓、馬紹爾羣島納入其勢力範圍。

　　二戰結束後，日本的軍備受到限制，但並未就此放棄“海洋國家”的身份認同，而是對其“海洋國家”的內涵進行再構建。時任首相吉田茂主張最大限度削減日本的軍費開支，轉而將經濟建設以及美日同盟作為國家發展的兩大支柱，積極融入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海洋國家”的發展模式為戰後日本的復興奠定了良好基礎，二戰後的日本比以往任何時期都需要海洋資源，“海洋國家”逐漸成為日本的目的以及處理國家事務的出發點。

　　二、冷戰後日本海權戰略的變遷

　　“吉田茂主義路線”基本貫穿了整個冷戰時期，主張通過海洋貿易維持國家生存，通過日美同盟保障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在1970年的第一部《防衞白皮書》中，日本提出“專守防衞戰略”，主張形成以日美同盟為基礎的海權戰略。1978年的《日美防衞合作指針》擴大了對遠東地區的界定，進一步拓展了“專守防衞戰略”的範圍。1980年《防衞白皮書》將周邊國家視為潛在威脅，指出應基於日美安保體系維護東亞地區安全。1983年的《防衞白皮書》提出了海上制敵的方針，“專守防衞戰略”出現向“攻守防衞戰略”轉型的趨勢。

　　冷戰結束後，日本的國內外形勢發生劇變，兩極格局瓦解，民族國家意識逐漸高漲，世界逐漸向多極化發展；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裂，支撐日本經濟核心的長期信用體系陷入崩潰，此後出現了“平成大蕭條”；五五年體制也走向結束，國內發展形勢不容樂觀。眾多力量面臨重新分化組合，為了更好適應全球化浪潮，各國紛紛調整發展戰略。在國內發展需求的推動力和全球化拉力的雙重作用下，日本統治階層逐步將拓展海權視為冷戰後國家戰略的核心。

　　在國家身份建構層面，日本逐步向海洋文明國家靠攏。冷戰期間，日本受制於美蘇爭霸，其戰略空間被兩大集團壓縮，很難清晰地實踐海洋戰略。但日本在冷戰後加強了對海洋的管理，修訂了《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法》。2007年4月，日本國會參眾兩院均以多數票通過了《海洋基本法》，此法律確立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日本國內的合法性，強化了日本海洋政策的六項基本理念，以法律的形式對國家海洋戰略進行整體規劃並加強對民眾的海洋觀念教育。

　　在海權發展層面，日本逐漸淡化“專守防禦”戰略，轉向“攻守防禦”戰略，逐步軍事介入東南亞國家事務並擴張其海洋勢力範圍。2012安倍再次上台以來逐步開放對武器出口的限制，特別是2014年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防衞裝備轉移三原則”以及參議院通過了修改後的《自衞隊法》，允許將二手裝備低價或免費轉讓給他國。2013年日本聯合菲律賓、越南、印尼等國家召開海洋國家會議，意圖擴大軍事外交半徑、加強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間軍事訓練與科技合作。在擴張海洋領土方面，日本建設“衝之鳥”礁等人工島並建設港灣和自衞隊基地，以此要求向外延伸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總面積達40萬平方公里。

　　三、冷戰後東南亞在日本海權戰略中的戰略價值

　　冷戰末期，大量海洋相關書籍的出版推動了日本民眾及官員對海洋的重視，但大多書籍集中於經濟領域與全球海洋合作，基於海權視角對東南亞的研究並不多見。這種情況在冷戰結束後特別是21世紀以來得到了充分改變，東南亞作為航運要道和戰略伙伴的重要性逐漸提高，具體表現在海上通道的戰略價值、增加抗衡其他勢力的籌碼兩方面。

　　馬六甲海峽對日本海權發展具有高度的戰略價值，是日本名副其實的海上生命線。日本是一個外向型經濟為主的國家，海上貿易佔貿易總和的95%，其中90%由馬六甲海峽承擔，每年從非洲和中東進口石油及其他原材料的90%都經此通過。冷戰後，為提升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日本政府向馬六甲海峽沿岸國家提供大量經濟援助，截至2010年，日本累計對印尼官方發展提供援助共220.59億美元，為馬來西亞提供援助共24.82億美元。1997年始於泰國的經濟危機迅速蔓延至印尼和馬來西亞，為應對危機，日本提出“新宮澤倡議”，為印尼經濟復甦提供300億美元；1998年，日本針對印尼的社保體系提供1700億日元的貸款支持，用於建設衞生及教育事業；1999年日本向馬來西亞提供1141億日元的發展貸款援助。“9·11”事件的發生使世界各國高度重視反恐，認為馬六甲海峽也面臨被恐怖襲擊的風險。日本以打擊馬六甲海峽海盜和恐怖活動為由，於2007年將三艘巡邏艦交付給印尼，並於2011年向馬來西亞捐贈設備以增強其保障馬六甲海域安全的能力。

　　東南亞是日本與美國爭奪亞太地區政治主導權的重要籌碼。冷戰的結束為亞太地區帶來良好的發展前景，儘管世界經濟發展缺乏動力，但亞太地區充滿活力，隨着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化，美國提高了對亞太地區的重視程度，1993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構想。相較於之前布什的“太平洋共同體”，克林頓時期的“新太平洋共同體”把建立開放市場、推行民主和人權、多邊協調磋商、增強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作為該政策的核心。長期以來，日美同盟都是日本外交的基調，在日、美、東南亞三邊關係中，日本常常保持對美協調的態度，但冷戰後日本謀求在東南亞和美國的對等地位，積極踐行脱歐入亞的戰略，意欲通過在東南亞地區的貿易活動增強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東南亞地區也是日本與中國博弈的重要場所，冷戰後，中國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高潮，使得“中國威脅論”在日本頗有影響力。過去東南亞國家將蘇聯視為最大威脅，隨着蘇聯的解體，中國作為最大鄰國，再加上南海地區的海洋領土爭端，“中國威脅論”在東南亞也具有一定影響。基於冷戰後區域格局的變化，日本得以利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洋領土爭端牽制中國，達到增強自身海權的目的。

　　四、結語

　　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日本缺乏發展陸權所需要的戰略縱深，故將發展海權視為國家戰略的核心要素，並在長期的為爭奪海洋資源的戰爭中形成“海洋國家”的身份認同。冷戰後日本的海權戰略從吉田茂的“專守防禦”轉向“攻守防禦”戰略，積極構建“海洋國家”的身份認同，通過軍事介入東南亞事務、擴展海洋領土的方式發展海權。而東南亞在這一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保障航運安全、增加抗衡其他勢力的籌碼、構建地區秩序層面發揮重要作用。

　　（楊朔，海國圖志研究院研究助理，現為研究院出版物《東南亞觀察》編輯。研究興趣：區域一體化、中國—東盟關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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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數據來源：日本外務省網站數據整理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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