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城市的勝利》作者愛德華·格萊澤：疫後城市走向何方？_風聞
城市进化论-城市进化论官方账号-探寻城市路径，揭秘经济逻辑2020-11-17 13:16
在2010年出版的《城市的勝利》一書中，哈佛大學教授、著名城市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曾提出著名論斷：
“
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與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來將決定人類的未來。
”
10年後的今天，在格萊澤眼中因“接近性、人口密度和親近性”而繁榮的城市，卻因同樣的原因面臨發展危機：一方面，突如其來的疫情之下，高密度城市變成病毒蔓延的“温牀”；另一方面，以5G為代表的新通訊技術則預示了一個更加分散的世界——人與人的連接可能不再需要靠地理空間完成，而是由“大智雲物”等新技術所構建的虛擬世界。
愛德華·格萊澤代表作
城市將走向何方？
11月16日，在成都舉行的第四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上，格萊澤再次向城叔重申了過去10年被城市實踐所印證的觀點：
無論科技如何發展，人們都需要更加接近彼此。而在知識經濟愈加重要的今天，生產力的提升、創新的迭代，在人、產業、創意聚集的城市將更可能發生。
“但一種可能性是，能提供更好城市舒適物、更宜居的城市將受益於此。”格萊澤説，在高密度城市中發展起來的科技型企業將在中等城市尋找下一個落腳點——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對他過去推崇“高密度”觀點的一種修正。
如格萊澤所言，“城市依然將創造奇蹟。”但無疑，更多新的“入局者”將有望重塑城市的“勝利”。
愛德華·格萊澤
01
遠距離辦公會改變城市發展邏輯嗎？
20世紀中期，一座由智慧聚集創造的城市在美國西海岸嶄露頭角。
當時，新打造的斯坦福大學高科技工業園在全球招攬人才，威廉·肖克利在一片美好的發展藍圖下帶來了他的半導體實驗室。在最初的幾年裏，肖克利如其他硅谷“拓荒牛”一樣，遍訪美國各所大學校園，充當了城市“招才官”的角色。
格萊澤在《城市的勝利》中對此有詳細描寫：
由於管理能力的不足，他招攬來的人才不少都最終自立門户，並形成硅谷的雛形。其中最出名的是“叛逆八人組”，離開肖克利後，分別成為英特爾公司、克萊納·珀金斯風投公司的創始人，而他們共同創辦的仙童半導體公司，還與後來蘋果、eBay等公司的成立相關。
在格萊澤看來，正是硅谷的集中化，為複雜科技的傳播提供了可能。在交錯的聯絡網中，硅谷的創新得以最大限度得到發揮，併成為後續城市的學習對象。
如今，科技正在進入新一輪爆發期，重温硅谷故事，還能帶來另一層思考：即便在這座以互聯網公司聞名的城市，距離的價值仍難以被技術變革所改寫。
“上世紀80年代，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提出‘第三次浪潮’，認為科技的發展將讓人們更加分散地工作和生活。”格萊澤説，“然而，那之後的40年中，我們反而見證了城市在尺寸和密度上的爆發性增長，而谷歌、臉書仍然需要不斷修建新的大樓，讓更多年輕人聚集在一起工作。”
圖片來源：攝圖網
疫情提供了一個驗證城市重要性的切口。
格萊澤觀察歐美幾個國家居家辦公的趨勢發現，在疫情初期，不同國家辦公的流動性都有了明顯下降，但轉折發生得十分迅速——3月中旬下降後僅一個月不到，不同國家的辦公流動性均開始緩慢回升。
Arilla與Daboin等人的另一項研究更為直觀。疫情後，遠距離工作數量在一個月後發生明顯下降，而非遠距離工作的數量則在短暫下降後立即回到最初水平。
“我想，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我們都是社會動物，在一個社交環境中，我們的能力能夠更有效的發揮。”格萊澤指出。
對接近性的需求與新一輪科技進步之間，還可能存在一種同時增長的關係。
在新科技形成的更加複雜的社會中，人們的創意和觀念也更加複雜，同時更容易在交流中被誤解。“在離心技術帶來低密度城市生活後，信息流動的水平更加決定了城市的價值。”格萊澤説，“雖然也有學者指出，一些行業的工作或許更適合個人完成，但我仍然認為，交流的意義無可取代。”
02
商業更重要，城市更“有趣”
那麼，疫情是否會對城市發展帶來改變？答案是肯定的。
在疫情將快速結束的假設下，愛德華·格萊澤列出了五個城市可能被改變的方面：
在富裕的城市中，房價下降的速度可能會比房市蕭條的速度更快；商業空間將比居住空間更易受到外界環境影響；城市將繼續實現不同代際之間的轉換，並由此一些重要的工作將被移至家中或更低密度的區域；國際旅遊受到一段時間的遏制；消費城市的重要性將大大增加。
關於消費城市，格萊澤曾有一套理論。
“
人們越來越願意根據生活質量來選擇自己生活的地方，技術人才來到富有吸引力的地方，又帶來了新的思想，從而促進了本地區的經濟發展。
”
他指出，“聰明而富有創業精神的人才是一座城市經濟實力的最終來源，隨着這些人變得更加富有，他們往往更加註重生活的質量。”
圖片來源：攝圖網
換句話説，成功的城市往往能夠提供更加有競爭力的消費場所。
電視劇《慾望城市》曾給出一組數據：大城市裏的家庭用於鞋類的支出要比城市以外的家庭高出25%，因為這裏的人口往往喜歡展示富有吸引力的外表。
在經濟衰退時期，“消費城市”特質甚至有可能成為城市抵禦下行壓力難能可貴的資源。
1998～2007年期間，在面臨經濟下滑危機的紐約，曼哈頓服裝和飾品店就業人口反而增長了50%以上。大型百貨商場的規模在網店威脅下仍然有所擴大，紐約富人對於環境消費的需求成為幫助商場度過“寒冬”的重要力量。
格萊澤秉持的一種觀點是：**越是在發展出現負面因素的時期，城市越不應該放棄對舒適物的供給。**否則，城市將陷入一種惡性循環——那些對高品質生活需求較高的人才將逃離城市，這不僅導致對城市復興至關重要的技術人才的流失；同時，由於失去人才對城市的投資，還將讓政府更加疲於應對缺乏安全性和保障的城市環境。
基於此，在疫情影響下，城市更有時間、也更應該重新思考，如何能夠更加宜居、更人性化、更和諧，並積蓄進一步發展的能量。
“城市傾向於通過修建新的舒適物來提升宜居度。我並不反對，但重點是要符合城市的需求，因為城市很容易在基建上投入太多。”格萊澤認為，其中一個衡量標準是，城市是否能夠更加“有趣”，更有吸引力。
與不少城市追求的紀念碑相比，私營部門的活力更能為城市增色。獨具特色的飲食文化、豐富多彩的夜生活總能讓人對一座城市流連忘返，“這不是靠政府規劃餐飲區域、自上而下開辦餐廳所能實現的。相反，城市應該更多地為自下而上的各類經濟體創造鼓勵與支持的發展環境。”格萊澤指出。
03
城市追求“以人為本”不應“自以為是”
但與經濟指標的提升相比，宜居性的提升顯然更難衡量。
格萊澤提到，城市在建設過程中，常常與城市的初衷背道而馳。在同一座城市的新區和老區，對比格外明顯：在老區的街道上，人們會散步、運動、嬉戲甚至開展音樂表演，鮮活的城市生活顯現出街道設計的合理性和可用性；但在新區，巨大的塔樓和建築羣落攝人心魄，但他們彼此隔絕，失去活力。
而廣泛被認為是用於改善城市環境的綠地，同樣可能變得“面目可憎”。“在北京、在華盛頓DC，就如同世界上大部分政治中心，綠地成為了建築與建築之間的分割線。精心設計的城市結構只需要人們在閒逛的時候為天際線而感嘆，但卻並沒有為他們留下無縫銜接的步行區域。”格萊澤舉例説。
或許初衷是讓市民擁有更好的生活環境，但最終卻變成了更難親近的水泥森林——城市“我為了你好”式的“以人為本”，卻恰恰失去了人的參與。
在《城市的勝利》當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20世紀70年代，已經淪為鐵鏽城市的底特律為了留住“紅翼”冰球隊，耗資5700萬美元新建了一座體育館；十年後，其再度花費超過2億美元開通了一個單軌旅客捷運系統。意在提升城市生活水平的基礎設施，最終換來的是荒謬的城市景觀：輕軌開過的街道空空蕩蕩，只有很少的汽車通過。
圖片來源：《城市的勝利》插圖
底特律的錯誤政策並非“心血來潮”。在前期規劃中，政府對乘客數量的預期十分樂觀，但事實上，乘客數量只達到預期的一小部分。
“以人為本”不只是一句簡單的口號，也不是停留在規劃上的數字。讓人真正參與到“以人為本”的城市設計中，城市可能還需要有更全面的政策設計。
格萊澤提到城市修建高速公路的例子。在一些率先使用新科技的城市中，高速公路被用於提升道路的使用效率。但效果卻可能恰恰相反——高速公路只促進了汽車數量的增長，並沒有真正讓這些車輛走上高速。而他認為，新加坡的ERP道路計費系統做到了根本性的改變，“通過罰款、收費，讓高速真正提升效率，那麼，設計才有意義”。
圖片來源：攝圖網（圖文無關）
無論如何，對於眼下的中國城市來説，改變已勢在必行。
“中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60%。提升城鎮化率的同時，中國城市更需要設法進一步釋放城鎮化所帶來的紅利。”他説，“沒有一種繁榮不是通過城市的街道打通，中國的城鎮化也是其成功的關鍵和進一步成功的保障。我相信，這一進程也將繼續。”
文字 | 楊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