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特朗普，紐約時報訂户漲十倍，股票漲四倍，未來好日子還在嗎？_風聞

自特朗普2016年執政以來，美國影響力最大的報紙《紐約時報》，越來越放棄原來冷靜持平立場，成了特朗普“fake news假新聞”的代表。雖然在“反對特朗普運動”的市場清晰定位，為紐約時報帶來很大的商業利益，但是在後特朗普時代，紐約時報將面對更大挑戰。《紐約》雜誌特約記者李維斯·韋德曼(Reeves Wiedeman)，描述了一場關係該報未來的激烈辯論：

種族議題是雙刃劍，處理不好，左右兩派都會得罪；紐約時報現任的黑人總編巴奎深受愛戴，但臨近退休，紐約時報會不會就像奧巴馬卸任的美國社會一樣，種族平等的光環盡失之後，一地雞毛？

而編輯部的人員多元化，IT技術人員在編輯部話語權越大，更不在乎新聞獨立平衡，也許會改變編輯部的新聞標準，更激進地站隊？

今年6月，《紐約時報》發表了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 · 科頓的一篇評論文章，主張部署軍隊平息全國範圍內的抗議活動，以回應警方執法導致黑人喬治 · 弗洛伊德致死一事。之後，這篇專欄文章很快遭到編輯部內部猛烈抨擊: 不僅涉及內文敍述的事實錯誤，還有一個煽動性的標題——《派遣部隊》(Send in The Troops)——以及《紐約時報》不應該刊發支持動用美國軍隊鎮壓美國公民的評論意見。作為回應，紐約時報數十名員工在推特上異口同聲地寫道: “這樣做會將紐約時報的黑人員工置於危險之中。”

這是對紐約時報傳統的一次突破，該傳統禁止員工對外表達意見。於是，工作人員轉向內部溝通平台Slack，首先瞄準了評論部 ，然後又瞄準評論部主編詹姆斯 · 貝內特。最終，討論回到《紐約時報》本身。有色人種的員工覺得自己被忽視了ーー“我們喜歡這家機構，儘管有時候感覺它不愛我們”ーー而科技記者則擔心《紐約時報》為這篇專欄辯護，聽起來就像他們正在指責的Facebook和推特等科技巨頭公司：我們只是一個思想平台!（言外之意，就是不對文章觀點負責。）

編輯部內部對話變得緊張。引爆爭論的焦點，是評論部的煽動者巴里 · 維斯直接斷言説，這是“紐約時報編輯部年輕人與四十歲以上自由派之間的內戰”，這究竟是否還原了爭論性質，還是錯誤的定性？或許説出部分真相，但肯定不受歡迎。

抵制特朗普運動，改變了編輯部

這場爭鬥暴露了時報越來越棘手的一個分歧: 大部分的紐約時報讀者，一些員工，以及特朗普總統本人都認為這與 # 抵制運動（特朗普上任後，自由派發起的反對特朗普運動）是一致的。這種站隊讓編輯部保守派感到震驚，但似乎對紐約時報的生意有好處。“真相可以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紐約時報》在去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的一則廣告中宣稱，將自己定位為一個遏制“錯誤信息” 時代的堡壘。

在早年發生普利策獎記者傑森•布萊爾剽竊醜聞之後，紐約時報設立了一個公共編輯職位，回答讀者的問題和批評，但在2017年遭到拋棄，部分原因是認為社交平台推特已經承擔這個角色。該報還設立了一個標準部門，負責確保每天刊發的數百篇新聞報道保持適當的時報風格。該部門現在有內部溝通的Slack 頻道，編輯和記者隨時可以詢問，在一篇關於通過糞便進行冠狀病毒疾病檢測的報道中，使用“糞便”這個詞是否妥當(結論是: “最好避免”) ，以及如何有禮貌地描述最近在《紐約客》發生員工露陰的Zoom 事件(結論是“儘量少描述”)。

特朗普的橫衝直撞，迫使紐約時報時不時自我反思。《紐約時報》的14名頭版編輯之一卡羅琳 · 瑞安説，“當我們第一次在頭版指責特朗普撒謊時，我也參與了討論，而且花了45分鐘。”這一事件發生在2016年9月，當時特朗普宣佈放棄攻擊奧巴馬非美國出生的陰謀論，然後錯誤地指責希拉里發起了這一陰謀論。“瑞安解釋説，“在當時，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假話。”

長期以來，《紐約時報》一直自詡中立、客觀的新聞報道，恪守自身、公共使命和商業利益的平衡。

在2016年大選後不久舉行的全體員工會議上，總編巴奎告訴時報的員工，它不能成為特朗普的“忠實反對派”的一部分。《紐約時報》將對特朗普進行積極的報道——該報預留了額外的500萬美元用於報道2017年的特朗普政府——但要公平，這意味着時報有充足資源去做深度報道，挖掘類似特朗普納税申報表中的真相。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喜歡，但這些題材很重要，每個人都會讀。

在今年大選前，紐約時報推出操作一年多的特朗普税務調查，引爆了750美元納税噱頭

特朗普當選，給時報新聞編輯室帶來很多挑戰。紐約時報會在頭條新聞複述特朗普的種族主義言論嗎？簡而言之，時報的做法是: 是的，儘管是有節制的，有目的的。

但是紐約時報聲稱不偏不倚的説法已經開始下滑，因為編輯部面對日益兩極化的觀眾。記者們一方面希望在右翼讀者和消息來源面前顯得客觀，同時又避免遭到左翼人士的強烈反對，另一方面又希望遵循中立專業報道的立場。紐約時報要扮演忠實的反對派，壓力主要來自外部: 一項皮尤民意調查發現，91% 把《紐約時報》當主要新聞來源的人，自認是民主黨人，這與右翼福克斯新聞頻道的觀眾，自認是共和黨人的比例大致相同。

2019年8月，時報在頭版刊登了一篇題為《特朗普敦促團結與種族主義》的文章，這篇文章引起了左翼人士對為特朗普總統“洗白”的強烈不滿，最終標題被改為《攻擊仇恨，而不是槍支》 ，結果特朗普本人也加入了這場爭論。“失敗的‘紐約時報’第一個標題是‘特朗普呼籲團結與種族主義’ ，”他在推特上寫道。“假新聞——這就是我們要對付的。”

報紙要試圖扮演“不粘鍋”，有時候是個問題，韋斯利 · 莫里斯(Wesley Morris)指出，時報最初不願指責特朗普最無恥的威權主義和種族主義言論，讓許多有色人種的僱員感到困惑。“觀察這種意識在四年中的變化真的很有趣，”莫里斯説。

當參議員科頓的專欄文章在六月份發表時，《紐約時報》已經是一個“火藥桶” 。每個人因為疫情被禁閉三個月了，黑人命也是命的抗議活動正席捲全國。《白色的脆弱》和《如何成為一個反種族主義者》衝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500多名《紐約時報》員工報名參加了一個被組織者稱為“勇敢空間”(Brave Space)的活動，旨在討論公平、團結和自我照顧等話題，對許多人來説，這是一個壓力巨大的時代。

科頓的評論文章，附和特朗普的“法律與秩序”觀點，贊同武力鎮壓示威人羣，點燃了一根火柴。在兩天後的內部見面會上，評論版主編貝內特哭喪着臉回答問題。2016年，貝內特加入了《紐約時報》 ，明確要求擴大社論版的內容，使其超越中左翼的共識——該報大多數專欄作家都符合這種共識。

在辯論期間，《意見》專欄作家伊麗莎白 · 布呂尼格分享了哲學家約翰 · 羅爾斯關於公共理性的論述的 PDF 文件，試圖推動討論。布呂尼格寫道，“我們正在進行的實際上是一場哲學對話，它涉及到自由主義未竟的事業。我認為，所有人都是天生的哲學家，也就是説，我們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慾望，想要理解我們的世界意味着什麼，我們欠對方什麼，以及如何過上美好的生活。”

星期一早晨，評論部主編貝內特出局了。對於那些認為他時不時呈現有爭議的觀點，引發公眾思考是時報使命核心的人來説，這個決定是對時報原則的背離。前公共編輯丹尼爾•奧克蘭特表示: “我認為這是他媽的恥辱。我認為詹姆斯的解僱，就像傑森 · 布萊爾剽竊案一樣，對於報紙如何自我定義是有意義的。”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紐約時報有38個焦點小組，還有數不清的工作小組和無數關於報紙應該是什麼樣子的討論，以及報紙是辦給誰的。管理層開始舉行“黑人會議” ，與有色人種的員工進行了一對一的交談，以弄清楚為什麼他們覺得《紐約時報》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地方。

編輯部員工多元化衝擊舊體系

《紐約時報》制度變革的齒輪，正在緩慢地運轉。

長期以來，《紐約時報》是一種單一文化: 受過常春藤聯盟教育的白人為他們的同齡人撰稿。隨着特朗普時代帶來的商業繁榮，紐約時報也掀起了招聘熱潮，尤其注重努力實現行業多元化: 自2016年以來，新聞編輯部僱員中有40% 是有色人種。

幾位黑人員工認為，《紐約時報》是他們工作過的最多元化的新聞編輯室，但僅僅僱傭更多的年輕黑人記者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新聞編輯室裏的笑話是，管理層把多樣性和包容性交給了報紙的軟版面——《時尚》、《藝術與休閒》和《紐約時報雜誌》——這樣“他們就可以在華盛頓特區僱傭自己想要的任何白人”。該報的高級職位沒有那麼多樣化; 似乎存在結構性問題，限制了黑人員工的晉升。《紐約時報》編輯工會成員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2019年，黑人和西班牙裔員工獲得了33% 的前評級，儘管他們只佔員工總數的16% ，但得到的評級不到最高評級的5% 。

在《紐約時報》每一個受訪者都認為，編輯部需要多元化: 更多的黑人記者、更多的福音派基督徒、更多的古巴移民，以及更多非老派新聞專業人士。今年夏天震撼美國全境的種族公正問題，也帶來了新的緊迫感。管理人員被要求參加無意識種族偏見培訓。正如一位員工所説，《紐約時報》委託開展了一項關於署名和主題的多樣性研究，以“量化每個人已經知道的東西”。紐約時報甚至在六月節給員工放假，標誌着美國奴隸的解放。這些努力看起來是真誠的，但是每個人都知道通往真正改變的道路是漫長的。

事實上，紐約時報僱員正在不斷增加，他們帶着一套不同的價值觀。不同代際產生了一些分歧。一名自稱“年輕的 x 一代”的記者警告我，要注意“千禧一代有毒的職場價值觀” ，而一名千禧一代則抱怨，頭版與社交媒體之間扭曲的關係，稱“嬰兒潮一代是一種思維定勢”。

“我們着手使新聞編輯部多樣化，但沒有説，‘這些新聲音不是下一步必須帶來什麼嗎？”’巴奎後來在Longform 播客上説。“我們開始從 BuzzFeed 招人，從其他地方招人，就像我們想的那樣，好吧，現在他們要變得和我們一樣了。”

IT技術人員的反彈聲音最大

在推動《紐約時報》改革的所有陣線中，最強大的反抗力量來自大批與新聞編輯室毗鄰的員工，他們從事的新聞報道數字工作，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過去負責《紐約時報》發行的員工——排版員、印刷工、送貨司機，從沒有機會暢所欲言，談論《紐約時報》新聞工作的核心道德問題。但是，應用程序開發人員和軟件工程師為世界提供《紐約時報》的新聞報道，他們在媒體精英研討會上舉起了手，記者們也發現，突然之間，批評他們工作的是《紐約時報》的程序員和開發人員，而不是編輯。在關於科頓專欄的見面會，一位數據工程師在內部 Slack 上説，“在技術領域，有多少這樣的過程失敗是可以容忍的? ”

許多技術專家來自 Facebook、 Uber 或亞馬遜，他們加入《紐約時報》是出於使命感。“我加入時報公司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成為信仰使命的一部分，”一位曾任職蘋果公司的產品經理，在科頓鼓吹“武力鎮壓”的專欄文章發表後在 # 新聞編輯室-反饋中寫道。“這感覺就像地毯從我們腳下被掀開了ーー不僅僅是因為發表這篇文章，嚴重影響了我們的媒體使命，更重要的是，我們報道新聞，本來就是反對這種聲音。”

“這就像製作電話杆，”一名軟件工程師補充説，“然後發現它們被用作攻城槌。”

新聞編輯室裏的每個人，都意識到他們受制於技術分析家的壓力，技術人才似乎並不理解，時報新聞報道中呈現的混亂人性，但卻掌握着時報未來還能否商業成功的鑰匙。

“我們正在與谷歌和臉書爭奪人才，而我們報道的使命就是為這些聰明、有才華的人提供服務，”卡羅琳 · 瑞安告訴我。

性情乖張的特朗普現象，造就了出版市場的繁榮

反特朗普帶來巨大商業回報

除了特朗普家族帝國之外，恐怕很少有企業比《紐約時報》更受益於特朗普當選。自2016年特朗普當選後，《紐約時報》訂閲量增長了10倍，增加到上個月的700多萬訂户。編輯室目前有1700多名員工，自從特朗普上台以來，《紐約時報》的股票已經上漲了四倍，跨界業務勢頭很猛，播客巨頭 Serial系列製作、音頻翻譯公司 Audm，以及根據《紐約時報》系列劇《摩登愛情》(Modern Love)改編的一檔電視節目，該劇今年夏天正在拍攝第二季。《紐約時報》的現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多，達8億美元。

索茲伯格(Sulzberger)代表家族擔任《紐約時報》的出版人。他拒絕這種説法，即站隊反對特朗普運動，有利於時報的商業發展，就像總編巴奎也拒絕了新聞編輯室裏的這種站隊衝動，但商業方面已經傾向於扮演真相捍衞者的角色。每一位《紐約時報》的讀者，已經選定了抵制特朗普的立場。“員工、觀眾和管理層之間的需求仍然存在巨大差距，”《紐約時報》一位知名記者表示。“時報的讀者想要看到反特朗普內容，絕大多數是白人。員工們對身份政治更感興趣。而管理層則堅持報人立場，仍然希望照顧和麪向不同的讀者。”

以情緒關鍵詞建立推薦機制

顯然，觀眾最想要的是“評論版面”。相對而言，《紐約時報》的這一版塊是讀者最多的版塊: 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評論版面約佔《紐約時報》總產出的10% ，同時也帶來了20% 的頁面瀏覽量。既然《紐約時報》已經從廣告模式轉變為以訂閲為主的模式，《紐約時報》編輯部和業務部門的員工都表示，該公司的“秘密武器” ，是吸引普通讀者訂閲的後端推薦系統。

2018年，《紐約時報》的一組數據科學家推出了讀者情緒項目，這是一套算法，可以確定某篇文章可能引發的情緒。“仇恨”與使用“税收”、“腐敗”或“先生”等字眼的故事有關——最初的研究發生在“metoo”反騷擾運動之後，而包含“第一次”和“遇到”等字眼的故事，通常會跟“幸福”產生聯繫。但“現代愛情”專欄只是如此吸引人。“仇恨對讀者的影響，比我們任何人願意承認的都要大，”一名經營方面的員工告訴我。

推動評論版的改革

雖然貝內特本人對社論版發表多元化觀點的做法，挑戰了報紙的讀者羣，但這與商業方面的目標相吻合。“ 發行人索茲伯格認同評論版主編貝內特，贊同增加更多元化的聲音，”去年離開該報的頭版編輯喬迪 · 魯多倫説。“在貝內特遇到麻煩的前幾次，索茲伯格説，‘這是我的共同決定。”’

按照定義，蘇茲伯格是一位制度主義者，但他有時也是報紙上最資深的造反主義者。他在2014年推動了《紐約時報》的數字化改革，並在今年夏天之前推動了《紐約時報》員工多樣化的努力。

今年夏天，蘇茲伯格會見了幾組員工，討論重新設想評論版怎樣改進。不過，《紐約時報》的許多人向我指出，弄清楚《觀點》的內容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問題都很清楚。不要邀請已經有平台，而且有權勢的人撰寫專欄。僱傭更多的事實核查員。寧可少發表評論。一個沒有被認真考慮的改變，就是拆除新聞編輯室和評論版的隔離牆，事實上已經變得很模糊了。

在評論版主編貝內特的要求下，評論版的作者們做了更多自己的報道，而新聞編輯室的記者們則定期發表新聞分析的文章。這一切都在突破原有的傳統做法。“ 索茲伯格本身就是一個年輕人，他希望別人認為他正在做出改變，”《紐約時報》一名與蘇茲伯格關係友好的員工説。“但他也擁有這份遺產的份量。如果他説，‘不再區分新聞和評論’ ，那麼他不僅僅是小修小補，而是在重新設計藍圖。”

突出採編記者的品牌和角色

在總編巴奎思考時報應該如何適應報道特朗普時代時，他經常談到要質疑時報新聞業的核心是什麼，還是出於習慣做了什麼。今年夏天，幾個刊頭編輯召集了一個工作小組，以整理出對多樣性的關注，是如何與報紙的新聞工作相容。甚至一些改革者，他們覺得報紙需要多樣化和多方面的改變，但也同意這樣做是困難的。

作為《紐約時報》記者努力適應社交媒體時代的一個例子。《紐約時報》在新聞報道中，越來越突出自己的記者，強調記者參與新聞報道的製作過程。但是社交媒體如推特的廣泛使用，也 帶來了令人頭疼的問題，記者可能因為公開的政治化表達，或者僅僅因為他們在追求點贊，和轉發時發出的不符合時報的聲音，而受到懲罰。

如何面對外部批評聲音

一些最棘手的問題，在《紐約時報》是否願意説出來。在主編貝內特被離職後，發行人蘇茲伯格會見了評論版的一位專欄作家，這位專欄作家對這一決定表示驚愕。蘇茲伯格向這位專欄作家承諾，《紐約時報》不會迴避發表核心讀者可能會反對的文章。“我們沒有失去勇氣，”蘇茲伯格説。

“是的，你已經證明了，”這位專欄作家告訴蘇茲伯格。“你失去了勇氣，這是我見過的最明顯的失去勇氣的人。你可以説人們仍然可以做有爭議的工作，但我不會相信了。你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因為你不是這個出版物的負責人ーー 推特才是。只要推特還在主導編輯，你就不能向我保證什麼。”

1619項目獲得普利策獎，在媒體報道有創新，但史實瑕疵也令人詬病

但是改革派也有很多要抱怨的。他們説，時報對階級的報道，遠遠不及種族問題的一半; 對於類似 LGBTQ +主題郵件列表的提案，被認為是“在積極倡導行動主義”，因而只能小心翼翼推動。韋斯利 · 莫里斯説: “有人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我不能讓種族主義者和特朗普出現在同一句話裏。或者我可以在同一個句子裏説，但不是挨在一起説。”

《紐約時報》的意識形態地盤之爭圍繞着“1619年項目”變得最為激烈。“1619項目”是《紐約時報·雜誌》的一期特刊，專注於圍繞奴隸制展開的美國曆史，後來發展成了一個播客、一本書、一個小學課程。這個具有開創性的項目曾獲得普利策獎，但後來受到了攻擊，一些人質疑它的歷史準確性，尤其涉及美國獨立戰爭與奴隸制的聯繫，另一些人則在探究這組報道究竟要傳達什麼意識形態，而特朗普總統則把它當作一根政治大棒。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編輯部堅決表示支持這組“1619”報道。總編輯巴奎在給員工的一份備忘錄寫道，這是他擔任執行總編期間發表的最重要的新聞報道之一。他提醒同事們，雖然評論部同事佈雷特 · 斯蒂芬斯在專欄文章，批評該項目“失敗”，但不代表總編輯的意見。

巴奎補充説: “然而，至於評論文章提出了“1619年”系列報道的新聞倫理和標準，以及策劃編輯尼科爾 · 漢娜-瓊斯的工作。我堅決反對這種批評。作為一家新聞機構，這個項目完全符合我們的標準。”

巴奎，現任《紐約時報》黑人總編輯，曾獲普利策獎

擁有一位黑人總編很重要

由於身份政治的話題爭議越來越容易引發爭議，而且美國今年夏天席捲全國的“黑人命也是命”抗議活動，將《紐約時報》推到了風口，因此編輯部試圖特別小心地處理各種各樣的話題。

今年夏天，頭版編輯負責人瑞安開始與新聞編輯部的每個部門的負責人每兩週舉行一次會議，討論將歸入“身份認同”範疇的報道，要“關注表達的問題，關注誰的聲音被聽到，關注事物如何在公共辯論中得到反映，”瑞安告訴我。“你可能會犯很多錯誤。”

今年6月，在科頓發表專欄文章後不久舉行的一次市政廳會議上，發行人蘇茲伯格回答了《紐約時報》一名員工的提問，問題是一旦總編巴奎離開《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將如何應對黑人議題成為頭條而引發的批評。雖然編輯部都喜歡並尊重巴奎，但改革派和建制派雙方都很快指出，巴奎作為黑人總編，幫助《紐約時報》避開了一些批評，就像奧巴馬的總統任期，似乎讓部分美國人相信種族主義不再存在一樣。“我認為，我們有一個傳統主義的黑人領導人是至關重要，”一位著名的白人時報記者告訴我，巴奎有能力安撫雙方。

按照《紐約時報》的傳統，巴奎預計將在2022年退休，屆時他66歲。所有人都關心他的繼任者。今年春天之前，有三個人被認為是正式的候選人: 巴奎的高級副手之一喬 · 卡恩 ; 克里夫 · 利維以及已經出局的評論部原主編貝內特。卡恩和利維在性格和背景方面都很受人尊敬，但他們是東海岸長大的，白人，常春藤盟校，現在還不清楚他們是否代表了未來。

原頭版編輯瑞安最近剛剛升職，她將成為副總編職位上的第二位女性，目前正領導該報的一些多元化努力。“國內版”的編輯馬克 · 萊西是個黑人，也很受歡迎，但是他在新聞方面偏保守。對於那些希望為自己的新聞報道增添更多聲音和視角的人來説，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實是，最傾向於追求《紐約時報》願景的人可能就是原評論版主編貝內特。

所有這些都是猜測，據説出版人蘇茲伯格本人有意願讓巴奎留任。如果巴奎在《紐約時報》規定的截止日期之後仍然堅持留任，該報會有更充分時間考慮更多的候選人。“巴奎能堅持到跳過下一代主編嗎? ”一位時代記者分析説。“如果你是英女王，你會跳過你的兒子，傳位給孫子。這些王子（候選人）有可能被忽略。”

後特朗普時代，編輯部如何定位？

無論誰領導這家報紙，都要面臨後特朗普時代，如何領導時報繼續前行。特朗普一直是時報編輯部的建制派和改革派的團結力量，雙方都反對特朗普對美國民主的攻擊。從員工多樣性到”評論版”的未來，在選舉之前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都需要得到解決。

《紐約時報》預計，在明年夏天7月4日假期之前，因為疫情原因，員工們將會遠程辦公，不會再聚集在編輯部辦公室。“標準化”部門的一名成員最近被提升到一個新的職位，“新聞實踐和原則主管” ，旨在幫助重新規定新聞編輯室的運作方式，以支持非採編人員適應紐約時報的工作方式。

報紙內部的許多人認為，可以通過恢復公共編輯的職位來解決其中的一些問題。在特朗普政府開始執政時，公共編輯的職位就被廢除了，變成推特意見作為公告監督聲音。

改變不會很快降臨到《紐約時報》。當選總統拜登，已經承諾要治癒美國，讓撕裂的美國重新團結前進。不管《紐約時報》是否想要站隊，但在特朗普時代，它已經成為“抵抗特朗普”運動的先鋒，一份反對派報紙。

未來幾個月，也許將決定《紐約時報》能否再次成為記錄時代進程的一份媒體。

參考文章：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2020/11/inside-the-new-york-times-heated-reckoning-with-itself.html

https://www.poynter.org/newsletters/2020/a-deeper-look-into-the-controversy-of-the-new-york-times-1619-project/

艾森/新知與常識

https://mp.weixin.qq.com/s/Qr18hznGyjTtyj2IL4HLL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