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良厚：中國“三官分治”PK美國“三權分立”？_風聞

達良厚：中國“三官分治”PK美國“三權分立”？

擁抱全球化大時代

中國幾千年追求一統大治，所以強調治權而成“三官分治”之精妙；

西方國家長期追求自由民主，所以強調民權（法權）而演“三權分立”之激盪。

中國“三官分治”，也可稱“三官分立”，是指橫向上政官、學官與商官，縱向上央官、省官與縣官，在一個權力核心統御下進行分工合作的有機治理。中國幾千年卓有成效的官僚帝制、王國治理就是三官分治的成功典型，孫中山的“五權分治”（“五權憲法”、“五官分治”）實現了三官分治與三權分立一定程度的中西結合，新中國的民主集中制、議行合一制繼續這種結合，且持續改善着“三官分治”的現實操作。

美國“三權分立”，也可稱“三權分治”，是指憲法賦權之下橫向上的立法、行政於司法權，縱向上的邦權、州權和地方權（民權）三權分立制衡。至高無上的王權被大家約定的法權所取代，而成人民共和或官僚共和，雖然美國羅斯福總統因為二戰新政一度把總統權力超越到前所未有之高度，但美國一建國便立起的“三權分立”體制，為西方乃至世界“三權分立”實踐之代表，毋庸置疑。

中美這兩種政治體制都有一個“三”字，不是巧合，而是三角形的超穩態結構，從自然延展到社會生態、延展到政治生態的借鑑與巧妙。

但不知為什麼，兩種體制迄今還是較勁爭鬥着。也許是曾經意識形態激烈爭鬥而餘波猶在吧，也許是西方輝煌引領世界幾百年而狂傲霸道成癖吧，也許是中國幾百年衰落而西學而自抑如今又重啓自信了吧。

有趣的是，現在這爭鬥似乎開始着強弱異勢之趨向：美西日漸麻煩起來，中國日漸富強起來。但這並不意味着美西體制在垮台，就像中國體制在幾百年自貶和嘲笑中沒有垮台一樣，就像美西和平演變一力促成蘇東轟然解體並不意味着社會主義體制全面垮台一樣。

準確的判斷與展望，應該是東西體制進到了新一輪博弈的激動歷程，但其前程不會是單純的“東風壓倒西風”取代過去的“西風壓倒東風”，只會是東西乃至全世界的全球性融突和合。                 

如果簡單回顧一下東西博弈的已有歷程，這種融突和合其實是必然的。

漫長的農業時代，東西相對獨立，偶有關聯。雖然絲綢之路勾連着漢朝與羅馬，交流着古代東西文明，但遙遠與曲折更多蔓延成東西的相對獨立和各自的輝煌燦爛。簡單説就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你文明你的，我文明我的。

激情的工業時代，東西更多對立，西強東弱。地理大發現、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化浪潮，把西方推上了時代浪尖，推上了世界領袖的高度，也推上了狂傲霸道的瘋狂。簡單説是西方我搞我的，東方和世界也要跟着我西方搞。大致經歷了以下六個階段：

第1階段，西方殖民世界階段。從地理大發現到蘇俄社會主義革命，西方侵略、掠奪、殖民世界，強行輸出西方革命、西方體制、西方模式。西方洋洋，東方懨懨，但第一次全球化也蓬勃實現着。

第2階段，蘇維埃革命到二戰全面爆發的東西體制性暴力衝突階段。即一戰到二戰這一時期，或像中國一樣直接模仿蘇俄革命，或與民族解放運動糾結一起呼應蘇俄革命，正如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在1918年11月《新青年》發文熱情展望的那樣：“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西方資本主義體制自然不允許赤旗紅遍世界，聯合武力干預絞殺蘇俄革命。於是現代史兩大意識形態的激烈衝突，繼巴黎公社以來，上升到國家層面、世界層面而激情展開。

第3階段，二戰中的短暫聯合階段，也是世界規模的侵略與反侵略階段。二戰期間因為反侵略、反法西聯盟促成了兩大體制超越意識形態對峙，而實現了短暫的團結對敵，最終成功摧毀德意日法西斯體系。不過兩大體系間主要是美蘇兩國間的幕後博弈卻依然激烈、持續。

第4階段，二戰後的冷戰對峙、彼此威脅階段。意識形態主導的美蘇兩大陣營三十多年高調對峙，誰都想恐嚇誰，誰也奈何不了誰。雖然最後是美西的和平演變略勝一籌，蘇東慘淡解體，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但中國等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體制依然頑強挺立着。

第5階段，全球化、自由民主化的西化階段，即冷戰結束到金融危機爆發，美國主導甚至獨霸世界階段，也可稱做貿易自由化、全球化、多極化、民主化、世界新秩序建構階段。美西霸道全球，美國春風得意，中國也差一點全面西方化、美國化。所幸鄧小平先生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探索並堅守着中國特色與西方先進的有機結合，頑強推進着中體西用、資皮社骨的夾縫發展道路，終於挺過了西化、美化的恐怖誘惑，迎來中國特色的快速全面崛起，第二次全球化在經濟層面、地緣層面走得更深更遠。

第6階段，世界秩序再重建的巧戰階段、和戰（融突）階段。美國獨霸的世界新秩序重建不僅沒有真正重建起來，反而更亂了。當然，真正重建的契機也來了。一個源於美國的金融危機進而誘發的歐債危機，從經濟根基上把美西推向衰退趨勢；而北京奧運會，特別是中國GDP躍居世界第二，昭示中國開始全面崛起，也把中國推向了東西體制較量的前台和主角之一，雖然這時意識形態似乎退到利益之後了。中美30年的黃金合作演變成了戰術上的巧戰明爭和戰略上的博弈暗鬥，奧巴馬總統主導美國重返亞太，公開選邊挑撥地緣爭端，繼續圍堵中國阻遏中國崛起，商人總統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大旗，大開貿易巧戰，激化美中爭端，重返利益博弈主導軌道，並且逆全球化而動，連續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氣候協定等十多個國際組織、國際機制，企圖通過“優亂世界”促進“美國優先戰略”。

有趣的是，當新冠病毒在美國蔓延出世界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感染者和死亡者時，特氏政府不但不檢討其執政控瘟的無力無能，依然執着於把自然病毒上升成政治病毒而攻擊中國的政治把戲。這是為自己辯解？還是為美國政府、美國利益辯解？抑或是為麻煩日多的美西治理體制辯解？其實遠遠不是辯解，而是亂搞，而是企圖再次渾水摸魚、亂中牟利。不過舊秩序的世界領袖居然也這樣幹，甚至帶點舊罐子亂摔的味道，這真是空前奇聞，也許只有天馬行空的商人總統特朗普才幹得出來吧，也許只有積澱膚淺的美國才這麼輕狂浮躁吧。當然，也許是世界到了一個再全新建構的臨界點了吧。

蓬勃的信息時代，東西融突，共構新全球化。因此，要我説，再多辯解無益，再多攻擊無益，繼續惡鬥下去更無益，也不合時宜了。因為任何體制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也都不可能完美無缺。過去我們為社資兩大體制鬥得死去活來，就像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鬥得死去活來一樣，最終還不是新體制主導下的新舊體制妥協收場？西方二戰後大搞福利國家建設，難道不是認同社會主義共享理念？中國改革開放促成公有制與私有制和諧共處，難道不是社資融合？不要只想着鬥鬥鬥，也要想着和和和，更應想着合合合。任何體制，特別是治理體制，除了民族差異、地域差異、意識形態差異，也有同是人類治理的趨同性的。一句話，人類社會產生的任何體制，都有其合理性、必要性，它不可能絕對過時，更不可能絕對壞。它們都是人類文明的偉大成果，現在到了綜合融合、互鑑提升的時候了。

比如，集權體制甚至專制體制，於人性個性、人權民權角度無疑是桎梏，但於社會性共性、公權國權角度無疑更有優勢。

比如，作為資本主義代表體制的三權分立，高喊人權，大行選票民主，個性是張揚了，私權是擴張了，但金錢民主也悄悄滋生甚至左右起來了。即使制衡的三權分立民主，在世界上也並非鐵板一塊，英國日本等照樣有封建國王，美國總統權力也特別大，瑞士委員制也許更得代議民主精髓，但能適合大國？

再比如，中國的民主集中制、議行合一制，把傳統集權與現代民主結合起來，優勢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在像目前戰疫這樣的特殊時期快速動員組織起大規模社會力量。劣勢是容易集權進而容易滋生家長式威風甚至個人獨裁。另外中國議行合一制下的“三官分治”，雖然相對分權分治相對制衡了權力集中甚至專制獨裁，但制衡畢竟有限，有時甚至無力無奈。

如果從時間角度把這些體制簡單梳理一下，在“專制體制（王權體制）——代議民主制——民主集中制”三大體制相對相繼揚棄發展中，儘管差異明顯，爭鬥激烈，但互補滲透融合也自然不可阻擋。

“專制體制”作為農業-家國時代的代表體制，王權是核心、是至高無上的主宰，其餘皆奴僕，即所謂“朕即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代議民主制”與“民主集中制”，做為“工業化—黨國”時代先後出現的兩大政治體制，都是對“農業化—家國”時代“君權獨斷”體制的反動，都是崇尚憲法法律至上而各有所長的近現代政治體制。雖然兩大體制一直熱戰冷戰不斷，曾經你死我活過，現在餘波還在。但如今大踏步已進入信息化、智能化、全球化的地球村時代、多元和合時代，什麼東西對峙，什麼階級對抗，什麼意識形態對立的二元零和博弈都不合時宜了。我們需要的不是誰搞垮誰，而是誰都要贏，必須都贏，也只能都贏。“代議民主制”與“民主集中制”完全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在合作性競爭中取長補短、共構前行。

如果從體制及其作用側重角度，簡析一下“三權分立”（對應代議民主制）與“三官分治”（對應民主集中制），其互補融合性也是很明顯的。

西方“三權分立”是近現代反封建、反專制、反獨裁，也妥協了某些王權因子，強調個性本位、個體本位、人本位，迴歸民權的政治良藥。中國“三官分治”是脱胎於王權下的三官分治，又吸收着三權分立的合理內核，有利反分裂、抗危機、辦大事，強調共性本位、集體本位、官本位，強化治權的政治利器。

未來的靈感時代（創造時代，一念造物時代），東西一體，世界一體，沒有了三官分治，也沒有了三權分立。

                                          美國三權分立之協作

三權分立：強調權力分配的民權體制，核心在分權制衡

從權力來源説，是天賦人權，而不是天賦王權。是君權民授，而不是君權神授。所以，要想民權真正實現，要想民所授權不致異化，分權與制衡無疑是迄今較好的制度選擇。中國分權制衡是強調國家一統、嚴格治理下的分權制衡，西方分權制衡則是個人自由、公民自治基礎上的分權制衡。

孟德斯鳩把分權與制衡從來理論上推向了大成，他如是説：

“自古以來的經驗表明，一切擁有權力的人，都傾向於濫用權力，而且不用到極限絕不罷休。”

“凡是試圖實行專制的君主，無一不從獨攬一切權力開始。歐洲的好幾位國王獨攬了國家的所有要職。”

“要是人類沒有創造出一種政制，既具有共和政體的內在優點，又具有君主政體的內在力量的話，則很可能，人類早已被迫永遠生活在單人統治的政體之下了。”

“如果同一個人，由權貴、貴族或平民組成的同一個機構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的權力、執行國家決議的權力以及裁決罪行或個人爭端的權力，那就一切都完了。”

資產階級革命激情洋溢，反王權獨斷專行，反教權愚弄人民，行共和取代專權，行自由平等取代等第門閥，人性前所未有釋放，技術前所未有釋放，生產前所未有釋放，經濟貿易前所未有釋放，包括政治權力在內的一切權力也前所未有釋放。但釋放的政治權力也可能變成最大的恐怖，西方革命先賢們找到了預防恐怖的殺手鐧——憲法這一新的至高權力，找到了權力“制衡”這一法寶，找到了“三權分立”這一機制，以填補沒有國王的巔峯權力真空，以活現憲法法律至上之魅力。

如何分權？天分權於人，人分權於民，民分權於政，政治權力一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足鼎立，孟德斯鳩做出了元創解釋：

“每個國家都有三種權力：立法權、適用萬民法的執行權、適用公民法的執行權。依據第一種權力，君主或執政官制定臨時或永久的法律，修改或廢除已有的法律。依據第二種權力，他們媾和或宣戰，派出或接受使節，維持治安，防止外敵入侵。依據第三項權力，他們懲治罪行，裁決私人爭執。人們把第三種權力稱作司法權，把第二種權力則簡單地稱作國家的行政權。”

如何制衡？孟德斯鳩們的思想是：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道德約束不了權力，權力只有用權力來約束。

誰來分權制衡？憲法法律。人們先制定憲法法律，把大多數人的意志寄託其中，再根據憲法法律來分權、用權、制衡。

以三權分立的代表美國為例，1787年美國製定了世界第一部成文憲法，確立了人民主權、共和制、聯邦制、憲法至上、三權分立、制約與均衡、有限政府、個人權利等原則，建立起了迄今最有代表性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國家。三權分立（分權制衡）便是其最突出的一個特色表現。

·美國橫向上的三權分立，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各司其權，各負其責，又互相牽制平衡。簡單圖示如下：

置於憲法範圍內的三權（或多權）分立是必然的，因為憲法是個物而不像君王那樣可以自主調控，如果不分權制衡，權力就無法運轉。這就保證了權力可以公開公正運作而克服隨意性、自私性，但也失掉了君主制權力運作的更大靈活性。雖然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項國家權力，都是國民所賦，但每個國民不可能都去直接行使國家權力，往往只能間接行使，這就是代議民主制的邏輯基礎。也就是説，民授權於官，官依法施權於社會進行管制治理，這雖然已大大優於家天下的權力私有，但如果官員不公正廉明而私心重，甚至濫權，那作繭自縛的無奈異化自然也不可避免。

三權分立的具體作用主要是以權制權，預防濫權、獨權，實現權力運作的分配、平衡、制約和補救，保障多數化民主的機制化實現。

簡單説，通過分權順利實現了人民賦權、政府控權，通過制衡順利實現了人民和政府制權、部門和個人濫權。

當然，扯皮掣肘也是三權分立的先天缺陷，美國總統權力的不斷擴大，似乎在努力克服這點，但這是無法徹底改變的。

·美國縱向上的三權分立，是邦權、州權、地方權（民權）的垂直排列，機制化實現社會權利、個人權利。美國的憲法至上、三權分立、人民主權、有限政府等原則的確立，是橫向防止權力異化的制度設計，邦權——州權——地方權（民權）的三權金字塔垂直排列，則是縱向防止權力異化的機制建構。

邦權與州權似乎沒多少直接瓜葛。因為美國是聯邦制，邦是聯合的大國，州是邦國下的小國。邦與州主要是通過嚴格分權而不是上下級行政領屬實現運作制衡的，即州只把軍事和外交交給聯邦，其他事務基本各州自治。正如美聯邦建構理論基石《聯邦黨人文集》第四十五篇所説的：“各州政府可以被認為是聯邦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聯邦政府對州政府的活動或者組織來説，是一點也不重要的……聯邦政府的作用在戰爭和危險時期極為廣泛和重要；州政府的作用在和平與安定時期則極為廣泛而重要。”

作為地方政府的縣、市、特區、學區等，與其説是地方政府，還不如説是公民自治體。縣雖是州以下的二級行政區劃，是州政府的分支機構，對轄區內行政機構和居民行使州委託的責任和權力，但它的運轉基本是源於公民的自主決定。至於市、區等的設立、運轉，並非源於州與聯邦，也不直接源於憲法法律，而是源於公民契約、公民投票，或者説是直接源於各地某個公民團體的法。

可見，邦是大國，州是大國下的小國，地方是邦國與州國下的公民自治國。三者是垂直的，也是邦、州、地方自治體組合成的三分平行結構社會。也就是説，美國這個移民社會，縱向分權制橫少，橫向分權制衡多，即縱向上越向下權利越多、越向上權力越大，橫向上各負權責、互相牽制。

這自然更能體現工業化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精神，進而使美國成為工業時代民主制度的集大成者、最大代表，是有其必然邏輯的。

不過這種重橫向分權制橫、輕縱向分權制衡體制的必然弊端也很明顯，近乎碎片化社會的橫向行政效能特受重視而較高，縱向行政效能往往在協商中容易消解。總統往往指揮不動州長，州長難以指揮動縣長，縣長幾乎不能指揮市長、區長，市長區長則只是市區、區域老百姓的服務員而已，而不是中國式大權在握地位崇高的官員，因為就是市、區本身的存廢都是老百姓意願取捨的結果。正如趙志榮先生所説的：“在美國，‘控制力’低到了政府管理就沒有這個詞。政府不需要控制，政府就相當於一家公司，提供公共服務。要控制，有法律在控制，每個地方都有各個奇怪的法。比如我待過的喬治亞州雅典城，當地法律規定，在室外喝酒甚至在室外拿一個空酒瓶子就是違法的，你開車時在車上有一個空的酒瓶子，也是違法。進行‘控制’的是這樣的法律。”（燕山大講堂118期實錄《趙志榮 美國地方政府如何運作？》騰訊評論https://view.news.qq.com/a/20110725/000040.htm）

     從這個角度看，無論過去H1N1病毒大流行上，還是現在新冠病毒洶湧澎湃上，美國政府作為不力甚至無作為，某種程度是可以理解的。明確説，美國幾乎無法實現中國式的嚴密封鎖控制性治疫。至於美國大搞疫情政治，甚至常常針對中國，這很正常，可以理解，也可以評論甚至批評，但大驚小怪沒必要，聽之任之顯消極甚至懦弱。

三官分治：強調權力運作的治權體制，核心在行政效能

與美國重視橫向上的分權制衡不同，中國曆來更重視縱向上的權力運作即治權機制，或者説是最高權力一竿子插到底的權力運作機制、國家治理機制。漫長的古代專制社會完全是這樣，近代以來的共和民主制也程度不同地如此。從專制帝制——官僚帝制——官僚共和——人民共和，因為寬廣地域、龐大人口、多民族國家而需中央集權的國情，因為大一統國家、集權體制的內生政治邏輯，因為權本位、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傳承，中國強調治理、崇尚大治的權力運作文化是獨特深厚的。

為了方便與美西“三權分立”作比較，這強調治理、崇尚大治、縱橫交錯、更重縱向的治理機制，姑稱為“三官分治”。

“三官分治”有縱橫之分，縱向的三官分治指央官、省官、縣官分治，橫向的三官分治指政官、商官、學官三官分治與政事官、監督官、秘書官三官分治。

先説橫向上的三官分治，有兩種説法：

一是政官、商官、學官，簡要表述如下：

政官——中國政治社會穩態治理的龐大核心。大社會必需有大政府，強調治理必需有強大政府，也就是説必需有一個龐大有力的政官隊伍。否則，不僅不能走向大治，連穩定都難，甚至四分五裂都曾經構成過一統中國的逆向歷史風景。政官從來就是中國式權力運作、中國式治理的主體和核心。黨政羣軍等各類各級官員屬於這一類。

商官——中國經濟社會穩態治理的得意橋樑。雖然重農輕商構成中國幾千年經濟社會治理傳承，雖然龐大而又嚴密精緻的農耕經濟社會治理創造出獨特輝煌的中國經濟社會治理的主體治理文化，但商官——官商主導銜接的商業社會治理，不僅補充豐富了中國的農耕式治理，更描繪出另一道靚麗精彩的治理文化。至於改革開放以來所走出的快速發展繁榮之路，實際就是內外重商之路。而商官——官商這一古老組合，不僅發展壯大，更構成中國經濟社會穩態治理的得意橋樑，或者説，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社會治理，就是由政官式計劃指令型治理到商官式市場自由型治理的轉型和發展。

商官的核心隊伍、主導隊伍是政官中的經濟官員。

商官的主體隊伍是國企官員。他們亦官亦商、可官可商，他們把控國家經濟命脈，他們掌控國家財税主要來源。

商官的隱秘隊伍是官商。是權力尋租的產物，也是民商求庇的產物。紅帽子商人是明面官商，權商勾結的商人是暗中官商。官商是商官隊伍的最大變量、最神秘力量、最盈私利力量。

商官的基礎隊伍是集體企業和民企官員。

學官——中國思想文化社會穩態治理的靈魂從屬。學官是思想、文化、科學、教育、醫衞、藝術、宗教等類官員，政官中的學官是主導，學校、醫院、科研機構等的學官是主體。學官是掌管意識形態的，是控制國人靈魂的。在中國這個大一統社會，思想一統是靈魂，學官本身的靈魂從屬務必一統，還要掌控全體國人的靈魂從屬儘可能一統。所以直到今天，學校依然是一統化教育，文藝創作、新聞出版依然是一統化，宗教更是必需中國化，跨國宗教可以靈魂跨國從屬，但不可行政跨國從屬。中國古代官員更是利用學官（考官）身份，還爭搶實現派系從屬。

二是政事官、監督官、秘書官，簡要表述如下：

政事官（治官、實體官）——治權運作的捭闔場。幾千年中國官場政事官主導上演了太多的縱橫捭闔，上演了太多的驚心動魄，上演了太多的精彩紛呈。甚至可以説，中國幾千年政治史、國家史就是政官治權運作史，不客氣點説就是政官爭權奪利史。因為政權沒多少可爭可奪的，但治權的爭奪則大有可為。

監督官（諫**<言>**官、監官）——治權運作的剎車片。集權體制下難以實現百姓監督、法律監督、機制監督，監督官監督是主要監督，即使今天，這種重官輕制的監督依然主導監督體系。但話又説回來，重官監督與重分治政治更契合，重製監督與重分權政治更契合。

秘書官——治權運作的神秘橋。過去稱幕僚、謀士、師爺，宦官也歸為這類，現在則叫秘書、高參、顧問、智囊等等。他們直通權力核心，甚至直通最高權力，是一股神秘的隱性力量，你可以不重視，但絕對不能得罪。有時這股力量能左右治理、左右政權。正常情況下，秘書官渠道也是不可或缺的權力運作通道，於公於私有時都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再説縱向上的三官分治，這是重治權、重治理、重分治的中國政治的治理主導，簡要表述如下：

央官——最高權力的腿腳。沒有央官，皇權走不出宮門，中央集權走不出京城，簡單説就是最高權力不能移動。

省官——最高權力的翅膀。省官可使最高權力飛起來、靈動起來，延伸四面，統御八方。所以省官曆來被稱作封疆大吏，甚至一路諸侯。

縣官——最高權力的臉面。最小最低是縣官，最苦最累是縣官，誰叫他是最高權力的臉面呢？所以古時有七品芝麻官的貶稱，但也有青天大老爺的尊呼。即使今天縣官多行霸道，也被上面悄悄保護着。

還有一個特殊的官——軍官，軍官在東西方地位差不多，但西方軍官相對獨立性更強，亂世往往穩定乾坤。中國軍官平時（和世、治世），隸屬甚至忠誠於最高權力不顯山露水。特殊時期如亂世，軍官則往往走向前台顛覆一切，甚至動亂天下。

如果從民的角度粗略感受上述各官，下面素描雖不完全準確，但也略得其神：政官顯赫，商官實惠，學官清高，言官耿刺，秘書官神秘；央官威風，省官瀟灑，縣官霸道。

如果從改革角度反思一下三官分治機制，它是中國廣地域多民族大一統體制幾千年傳承發展的結果和必然，任何人都徹底改變不了，任何朝代都徹底顛覆不了，我們要做的，我們能做的，一是虔心傳承，二是不斷革新完善。

中國幾千年來從家天下到民天下的政治演變，雖然主權不是在君就是在民，但治權主要一直在官，即使最初的專制帝制，官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後來幾千年漫長的官僚帝制雖是皇權至上的家天下，但治理國家上的君臣分治、職能分治無疑是長期的政治主流。戰國時代的《荀子》中就表達出了“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的分治思想。民國時代的官僚共和之所以治難出城市、治難達全域，關鍵是民權不張、治權不一，而人民共和時代之所以治理高效，除了權力一體，就是治理統一。

所以，現實中國的政治改革，實際就是人民主權和官員治權不斷有機重組、有機勾連。明確説，就是人民授權於官得真真切切地機制化授，官員治權為民得實實在在地為，而不是被授無為甚至搶授胡為。文革時期出現過的主權濫施和治權亂搞要不得，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消極無為現象也要不得。

比如強調治權體制下的政官最忌政客化、官僚化。但隨着許多權力從官員手中分化、外化，有些官員似乎日漸政客化、官僚化起來了。

比如國企公司化是改革主流，但商官特別是國企高層商官的商人化程度必須慎重取捨。

比如學官去行政化走專業化改革之路，是必須的改革主流，但教育的公辦主體體制是要求學官必須有較高的政治覺悟的。

再比如政事官政治色彩似乎不夠瀟灑，言官少言甚至不言，秘書官事務、幕後的角色底線不時總被一些人跨越。

還比如央官-省官-縣官的縱向治理結構特別重要，但往往唯上輕下的操作傳承，在維護權威的同時，何嘗不損害了權威基礎呢？特別是直面民意民生的縣官，父母官的政治傳統似乎日漸消解，服務型建構還任重道遠，霸道作風不時可見。

至於以治理為核心的全國行政體制改革我們一直在搞，其中深圳市的改革更是走在前列。2001年，參與深圳市行政改革試點的深圳大學教授馬敬仁先生提出“行政三分制”構想。2003年，深圳市推行“行政權三分”制改革試點，即將政府職能部門分為決策部門、執行部門、監督部門三大板塊，各自運行，以達到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目的。這是橫向上的三官分治試驗，雖然這試驗悄無聲息，但無疑是對“三官分治”傳承的最新系統性改革試驗。而且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着力轉變職能、理順關係、優化結構、提高效能，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2009年5月初，《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獲國務院批覆，其所涉及的數項改革中，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被列為首位。（360百科，https://baike.so.com/doc/4966661-5188967.html）

中共18大以來的國家治理改革，更是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內生與外化結合上系統化推進着。

內生上，更重綜合性、現代化治理體系改革與建構。習近平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18大以來治理體系現代化改革的重點則是放到統籌協調、內部機構配置和擴大地方自主權等方面改革上。改革給予百姓最明顯的感覺有三個：一是政府關注民生問題和百姓實惠越來越多了，二是百姓去政府機構辦事簡便多了，三是國家監察委員會的設立，把新中國權力監察提到了一個嶄新高度。

外化上，把中國治理體系改革建構與世界治理體系改革建構有機融合起來，在積極融入全球治理體系的同時，大力主張世界性治理體系建構，並置於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關照下，置於一帶一路風生水起的探索性實踐中。

當然，不管怎麼改、怎麼變，下面三大點，我們是應該始終堅守的：

第一，人民主權是根本、是內核。

第二，分權制衡是前提、是基礎。

第三，服務型政府、效能化辦事是手段。

**如果從東西文化互鑑融合角度比較分析一下，**三權分立與三官分治的互鑑融合，雖不一定就代表世界政制發展的趨向，但至少能為世界性政制改革發展特別是世界性治理體系改革發展提供一種頗具代表性的探索甚至範式。

因為如果説過去漫長歲月的國家治理基本上是各國搞各國的，那現在信息化社會、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治理已越來越變得不僅僅是一國一域的事了，而且世界性治理、世界級治理不僅開始變得與國家治理同等重要了，更已表現出引導甚至某些方面主導國家治理的趨向了。

而當今世界的主要治理模式，無非就是中國的官權治理模式、美西的人權治理模式和穆斯林國家的教權（神權）治理模式等，他們合起來基本涵蓋了人類治理模式的全貌及其發展歷程。雖然神聖化治理因素一直滲透在治理過程中，但世俗化治理越來越是主流、主導，所以從中西治理融合建構中探尋世界級治理之路，無疑是基本選擇、主要選擇。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已知道，中國一統治理體制下的三官分治治理模式強調一個“能”字——行政效能，優勢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劣勢是攬權、濫權甚至獨權容易滋生。

美西分權制衡體制下的三權分立治理模式強調一個“平”字——權力分配製衡，優勢是自由享權、平等分權、公開制權，劣勢是力量分散難集中，人人分權易扯皮。

有趣的是，中西模式雖然側重有異，但合起來剛好長短優劣互補，這不僅是東西文化交流長期和平存在發展的原因，更展現出東西文化日漸合流出世界統一文化的崢嶸歷程、美麗前程，我們怎能不推波助瀾這種美好趨向呢？一句話，趨同而合是我們應該做的，趨異而鬥是我們應該去的。

正像國家從神（教）——凡（俗）國：君國-黨國-民國-人國的發展歷程一樣，國家治理也經歷着從神權神主-君權君主-黨權黨主-民權民主-人權人主的演變歷程，亦正像政治制度從專制帝制-官僚帝制-官僚共和-人民共和的發展歷程一樣，國家治理也同樣經歷着從個人專權-君臣分權-官僚分權-人民分權的演變歷程。東西沒有本質差別，只有程度不同，方式方法有異而已，比如同樣是共和，美西強調私權自治——代議民主制三權分立式——來實現，中國則強調公權共治——議行合一制三官分治式——來實現。

                              全球治理需要中國智慧

所以，本文最後要説的是，寫作本文的根本目的，並非貶抑三權分立而張目三官分治，也不是相反。只想提醒我們：任何體制有利有弊、有長有短，明智的做法是趨利避弊、揚長避短，最好是在各種體制間找到一種“臨界體制”，就像改革開放40年，我們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間找到一條“夾縫發展”道路一樣。因為我們在讚歎“三官分治”體制掌控危機、管控亂局快捷高效的同時，別忘了“三權分立”也許在大事決策上更周詳、在利益分配上更公平呢。

                                 2020、5、13-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