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階層實現了最大的流動_風聞

上海到處張燈結綵，慶祝浦東新區成立30週年，浦江兩岸一片燈火輝煌。坐在黃浦江邊上，遙想自己過往30年的人生成長經歷，不禁感慨，個人的命運與國運深深地綁定在一起。我個人從遙遠的東北，隨着國家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而徐徐向南，一條階層流動的路徑在眼前漸漸地清晰了起來。

李強在《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中，給社會分層下的定義是，建立在法律或規則和結構基礎上的、已經制度化的、比較持久的社會不平等體系。同時他在書中為階級劃分做了一個金字塔模型，分為經濟分層和政治分層。改革開放前是由政治分層佔主導，改革開放後由經濟分層佔主導。李強認為，農民流入城市、工人的調動工作、知識分子家庭變遷、幹部的升遷、私營業主財富地位的升降等，都屬於社會流動的領域。社會分層結構變化及階級突破的前提是社會流動。

古代社會因為編户齊民政策的實施，使得農民被牢牢地捆綁在土地之上，不得隨意的流動。古代政府因為財税制度建立在土地税收基礎之上，看重對耕地羣體的土地依附性。往往認為流民對政治穩定性具有很強的衝擊性。因此，古代社會結構變動，只有在饑荒年間，才會產生大量的流民遷徙，即水平的流動。但這種水平流動，是農民因為失去土地而被迫的逃荒，帶來的往往是社會階層的下降，降為商人階層之後，甚至淪為乞丐，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因此可以説，古代的低水平的水平流動，難以對社會分層結構形成制度化、週期化的影響。

科舉制度是古代社會尤其是唐朝以來階級流動、打破社會分層的主要方式，也因為科舉制度的為數不多的流動手段，士人被抬到很高的地位，列為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之首。古代的科舉制度作為讀書人進入仕途的重要方式，在身份改變的同時伴隨的是垂直流動和水平流動雙向流動，是跨階層跨地域的。但因為涉及到的羣體很小，耕讀傳家的方式也需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做支撐，所以科舉帶來的社會結構分層雖然是積極的，但對普通民眾收效甚微，更多的是統治階級的籠絡人才的統治手段。

建國以來很長一段時間，社會結構雖然在革命中打破了士農工商傳統四民社會結構，但是户口制度和工作關係牢牢地鎖定了人員的流動。農業户口和城市户口無論是在户口簿的顏色上，還是在糧票、肉票、布票等配給上都有着嚴格的分野，使得讀書和工作升遷依然是為數不多的流動，而這種流動同樣大多伴隨水平和垂直雙向流動，以至於吃皇糧成為很長一段時間令人羨慕的對象。這種社會結構，還是建立在農業、重工業佔產業主導地位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是城市與農村、工人與農民、幹部與羣眾等二元對立的階級結構。

1979年後，我國曾有一場關於階級概念問題的討論。所討論的問題也涉及到了建國以來關於階級概念的理解。其中一個難點在於，如何理解一個人的經濟地位與政治態度不一致的情況。隨着改革開放在經濟領域的持續深入，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整體發展目標，一大羣新社會階層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煥發蓬勃生機。之前所討論的政治態度與經濟地位開始分離。政治態度被有意識的弱化，尤其是業態的豐富化及科技革命的不斷迭代，服務業、互聯網等新興產業極大地豐富了城市中的工作形式。讀書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大學畢業之後只能進入體制，尋求穩定工作。更多的年輕人開始進入新興產業或者自主創業，這批造富羣體因為有知識、有財富、有穩定工作，成為新的階層，所謂的中產階級。在當代頗為著名的“後工業社會”理論中，也反映了這種以分工、職業為基礎的階級概念。後工業社會的理論先驅貝爾便認為，“在工業社會的發達階段，諸如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才將成為新的統治階級。”政治身份淡化，給個人發展留下了大片的留白。

除了知識分子外，農民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分層結構衝擊的羣體。城市化進程中，需要大量的農民充當建築工人，數以億計的農民突破了世世代代祖居的地域，實現了橫向的水平流動，也因為這種水平流動大多是農村向城市流動，農民工的很多子女也隨之在城市讀書，某種程度上實現了階級跨越。一部分留下的成為了新城市人，實現了身份的轉化；一部分回到了祖源地，似乎回到了起點，但這種嘗試及在城市中的財富積累，使農民具備了一定的現代化意識，很多成為農村發展的中堅力量，成為農村致富帶頭人。在新農村建設及脱貧攻堅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為農村文明接續的新穩定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