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早婚好還是晚婚好丨社論前沿_風聞

　　**摘要：**巴基斯坦女性早婚的現象很普遍，且與一些負面健康結果相關。本研究旨在確定巴基斯坦早婚和晚婚女性在婚姻調適、趨同溝通模式和心理困擾方面的顯著差異。此外，還調查了巴基斯坦已婚女性心理困擾的預測因素。研究採用橫斷面設計，從巴基斯坦拉合爾選取100名女性（50名早婚，50名晚婚）。使用的測量工具有婚姻調適量表、趨同溝通量表和Kessler心理困擾量表。結果發現，晚婚女性的婚姻調適能力較強，而早婚女性的心理困擾較高。迴歸分析表明，低婚姻調適和人際順從溝通方式是已婚女性心理困擾的重要預測因素。本研究結果可能有助於服務提供者認識到早婚和晚婚對女性心理健康的影響。

　　這是社論前沿第S1819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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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對許多人而言，婚姻是所有親密關係中最持久和最親密的紐帶。婚姻對個人的情感和身體健康有着深遠的積極影響（Carr & Springer，2010）。有研究人員（Proulx et al. 2007）認為婚姻的積極影響取決於婚姻質量，高質量的婚姻會增強心理功能，問題婚姻會損害人的情感和心理健康。

　　結婚時間是影響婚姻質量和婚姻後心理功能的諸多因素之一。全球統計數據表明，在南亞有7億多女孩在18歲之前結婚，女孩早婚的發生率最高（Klugman et al. 2014; UNICEF 2014）。本文討論的早婚指18歲以下（譯者注：晚婚指的是30歲及以上）的女性結婚，是一種人權侵犯。最近的一項巴基斯坦調查（UNICEF 2014）結果顯示，有21%的女孩在18歲之前結婚。雖然在巴基斯坦，16歲的女孩結婚是合法的，但研究發現（Nasrullah & Bhatti，2012；Prakash et al.2011；Walker，2012），當女孩結婚過早時，她們會面臨早孕、生殖健康狀況差、育兒負擔重、被剝奪受教育權以及婚姻不穩定的風險。在某些宗教、歷史、社會、心理、經濟和文化因素相互影響下，年輕女孩容易遭受早婚風險。大多數情況下，父母利用悠久的文化習俗和宗教制裁來為女兒的過早婚姻辯護。Shabbir等人（2015）表明，早婚女性的失望和困擾率較高。人口控制方案和政策主要涉及降低女孩的早婚率，因為早婚與身體和心理健康的高風險水平有關（Choe et al. 2004; Forthofer et al. 1996）。除了瞭解早婚對婦女的影響外，還應注意到女性推遲初婚的最顯著因素。

　　過去十年，城市化、全球化、社會變革和教育程度的上升促使巴基斯坦社會經歷了轉型，因此巴基斯坦的婚姻進程也在發生變化。與婚姻有關的感知成本，如住房和婚禮本身、優先職業發展、經濟獨立和財務上的成功是人們對晚婚持積極態度的少數原因之一（Saardchom & Lemaire，2005；Sathar et al. 1998；Soomro 2000）。幾項試圖觀察結婚年齡與婚姻存續之間關係的研究（Bitter 1986；Glenn，2010）在其統計分析中將30歲及以上的年齡設置為晚婚的參考類別。巴基斯坦女性延遲結婚與她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參加有償就業以及家庭內決策權有關。有證據表明，延遲婚姻的女性更容易表現出低生育意願（Sathar et al. 1998）。

　　儘管存在部分積極影響，但醫療專業人員仍警告女性不要晚婚，並明確指出延遲生育帶來的生殖影響。晚婚女性，即30歲以後，可能會經歷與妊娠有關的併發症（Berkowitz et al. 1990）。總體而言，研究發現表明，早婚所產生的負面結果要多於晚婚所產生的。此外，晚婚女性比早婚女性擁有更高的生活樂趣，且後者比前者更容易感到悲傷、緊張和沮喪（Shabbiret al. 2015）。

　　婚姻調適

　　（Marital Adjustment）

　　Spanier和Cole（1976）提出，婚姻調適一詞包含婚姻幸福感和滿足感的概念。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在夫妻雙方都認為婚姻關係吸引力（例如性滿足、情感安全和社會地位）高的地方，婚姻調適可能會更高，且這種關係的替代沒有吸引力（Huston & Burgess，1979）。相反，婚姻行為理論推測，如果夫妻在解決問題的討論中看到積極或有回報的行為，那麼婚姻就會得到積極的評價，而消極行為會造成傷害（Markman，1981）。

　　與婚姻穩定有關的婚姻時間研究結果表明，結婚時年齡越大，婚姻滿意度和婚姻調適能力就越高（Karney & Bradbury 1995）。Akhani等人（1999）針對早婚和晚婚女性的婚姻調適和生活滿意度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女性結婚時的年齡在婚姻調適中起着重要作用。與早婚女性相比，晚婚女性的婚姻調適能力得到了改善。早婚年齡也可能與女性親密伴侶暴力的風險增加有關（Rocca et al. 2008）。婚姻成熟論（Glenn 2002；Lehrer 2008）討論過，當人們在良好的人際關係技巧上表現良好時，高心理成熟預示着婚姻的成功。該理論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青少年婚姻存在固有的低婚姻質量。

　　趨同溝通模式

　　（Convergent Communication Patterns）

　　當伴侶可以公開地向對方表達他們的感情、需求和信仰時，成功的婚姻關係就會達成。有效的溝通模式減少了無休止密集婚姻衝突的可能性（Litzinger & Gordon 2005; Tavakolizadeh et al. 2015）。溝通促進了關係中的信任和親密感，使伴侶感到被接受和理解（Pietromonacoet al. 2004）。從依戀理論學者的角度來看，由於成年人的自信和對配偶的同情反應的期望，因此在有安全感的成年人中發現直接溝通和自我披露的情況更多。如果人們想使他們的婚姻關係成為安全的基礎和的避難所，這種溝通至關重要（Johnson，2003）。婚姻關係穩定的幸福夫妻不太可能表現出負面的溝通行為，例如防禦、阻礙、蔑視和批評（Gottman，1999）。

　　趨同溝通被定義為一種溝通模式，在這種模式中，順從的一方總是表達與主導關係的伴侶意見一致的觀點，且在關係中沒有發言權（Miller-Day & Jackson，2012）。Miller-Day（2004）提出了一種必要的趨同傳播理論，指出順從型伴侶要遵守並不加批判地接受主導型伴侶觀點的社會意義，以維持他們的關係。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類型的溝通模式導致順從型伴侶出現各種內化障礙（Miller-Day & Fisher，2008）。趨同溝通具有三個維度：非平衡、動機和人際順從。非平衡意味着順從型伴侶對關係中對話互動的意義建構沒有貢獻。當順從型伴侶完全接受主導型伴侶的意見，而不自行判斷時，就會發生人際順從。動機維度表明，順從型伴侶只有在他們感知到關係動機時才表現出人際順從。

　　心理困擾

　　（Psychological Distress）

　　根據Kessler等人的説法（2002），心理困擾的特點是焦慮（如感到緊張、不安、睡眠障礙）和抑鬱（如悲傷、失去興趣和無助）。心理困擾是一種將焦慮和抑鬱症狀與焦慮相結合的狀態，歸因於人們對一般心理病理的脆弱性。

　　幾項研究的結果（Jejeebhoy 1998; Raj et al. 2009; Raj et al. 2010）表明，青春期結婚的女性在社會上處於不利的地位，生活貧困，很少或根本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婚姻調適程度低。與晚婚女性相比，她們被剝奪了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這類女性更有可能受到姻親的虐待和控制、經歷少女懷孕和較短的生育間隔。所有這些因素都與早婚女性遭受婚姻暴力和心理痛苦的風險增加有關。在巴基斯坦進行的一項研究還認為早婚是女性抑鬱的風險因素（Ahmed et al. 2013）。

　　相比之下，晚婚女性也可能具有預示着低婚姻質量和高心理困擾的個人特徵（如，關係能力差；最初為理想的丈夫設定了高標準，然後在其認為良好婚姻的可能性降低時又選擇了不理想的丈夫）。

　　方法

　　參與者

　　本研究採用橫斷面研究設計。樣本包括50名18歲或18歲之前結婚的早婚女性（M=17.26；SD=0.75）和50名30歲或30歲以上初婚的晚婚女性（M=36.32；SD=1.98）。採用非概率抽樣從巴基斯坦拉合爾挑選已婚女性。僅包括初婚年齡≤18歲或在其他情況下≥30歲的已婚女性。參與者的婚齡應至少為1年。女性應該能夠理解和説烏爾都語。這兩組女性都屬於拉合爾市區。被診斷有精神和身體殘疾的女性和當前年齡超過50歲的女性被排除在外。

　　測量工具

　　人口統計信息表（Demographic Information Sheet）:參與者被要求報告有關年齡、結婚年齡、結婚年限和教育程度的人口統計信息。

　　婚姻調適量表（Short Marital Adjustment Test）:採用 Locke和Wallace（1959）提出的量表，用15個條目檢驗婚姻調適和滿意度。

　　趨同溝通量表（The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Scale）:使用Miller-Day和Jacson（2012）設計的自我報告量表。該量表由32個條目組成，評估關係伴侶之間趨同溝通互動的印象。使用5點Likert量表，從“強烈不同意”到“強烈同意”，有三個分量表（即非平衡、人際順從和趨同動機）。次量表趨同動機由15項組成，非平衡由7項組成，人際順從由10項組成。分數越高表明趨同溝通模式越高。

　　Kessler心理困擾量表（The 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Kessler（2002）的心理困擾量表由10個條目組成，簡稱K10。通過5點量表（5表示“總是”，1表示“沒有”）測量個人在過去四周內可能經歷的焦慮和抑鬱。

　　過程

　　在取得了機構審查委員會批准，且徵得參與者知情同意後開始收集數據。

　　結果與討論

　　結果表明，早婚和晚婚女性在婚姻調適和心理困擾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因此，這一假設被接受。過去十年的實證文獻（Akhani et al. 1999; Gage 2013; Godha et al. 2013; Nasrullah et al. 2014; Parsons et al. 2015）表明，女性早婚往往會帶來巨大的經濟、社會和心理代價。早婚女性面臨着離婚和負面心理後果的高風險。研究證據表明，早婚女性大多與年齡較大的男子結婚，這種年齡差異影響家庭內相互理解、溝通水平和社會地位。早婚女性發現她們的丈夫的控制性和支配性更強（Alemu，2008）。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出現了負面結果，但本研究中的早婚女性仍處在婚姻關係中。這可以用Lewis和Spanier（1982）的婚姻關係交換類型來解釋，將這種早婚女性歸於不滿意的穩定夫婦類別中，這些夫婦可能覺得他們的婚姻關係最不誘人且最沒有吸引力，但離開這種關係的障礙很高。障礙通常包括禁止離婚的社會規範和女性可獲得的財政資源有限。一項調查（Jensen & Thornton，2003）發現，在15歲之前結婚的所有女性中，約有20%報告了有身體虐待的經歷，而女性在25歲以後結婚，這一比例下降了近三分之二。

　　早婚女性的抑鬱症狀更為常見。一個還在努力瞭解自己身體結構的未發育的女孩被迫建立婚姻關係，往往導致心理困擾和絕望。被迫性接觸有時會造成不可逆轉的身體損害，而伴隨的情感損害甚至無法理解（Mathur et al. 2003）。早婚可能對女性的福祉和健康產生不利影響。包括婚姻調適方面的困難、終止教育、以及在家庭管理方面作出知情決定的能力較弱等 （Alemu，2008）。

　　最後，迴歸結果表明，結婚年齡（早婚晚婚）、婚姻調適和趨同溝通模式共同解釋了心理困擾的顯著差異，而低婚姻調適和更多地使用人際順從溝通方式則成為心理困擾的重要預測因素。Ahmed等人（2014）進行了一項研究，以確定女性早婚的後果，其結果意味着18歲之前結婚的年輕女孩更有可能成為焦慮、抑鬱和其他情緒障礙的受害者。婚姻滿意度低也被認為是女性抑鬱的原因之一（Feeney，1994）。另一方面，順從型已婚女性高度使用人際順從的溝通方式會使她們面臨幾種心理障礙風險（Miller-Day & Jackson，2012）。Brown和Harris（1978）發現，缺乏信任關聯是女性心理困擾增長的一個易感性方面。根據趨同溝通理論，表現出趨同溝通模式的已婚女性以主導伴侶的眼光看待世界，並始終符合伴侶所建構的社會意義（Miller-Day，2004）。這可能因此導致習得性無助和抑鬱。

　　**文獻來源：**Shawal Shaud, Sara Asad. 2020. Marital Adjustment, Convergent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Women with Early and Late Marriage. Current Psychology, 39: 2326–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