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贏”時代終結? 中國末代“拆二代”的難言隱憂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11-18 18:11
［導讀］2019年官方新政明確“舊改”將替代“棚改”，自新規發佈的兩年間，發改委共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793億元，用於小區相關的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沒有了貨幣化補貼的直接刺激，舊改更多歸屬於民生工程的範疇，一些人認為靠拆遷“躺富”的時代似將終結。
“拆遷户”曾被視為“暴發户”的代名詞，對拆遷致富的豔羨甚至影響了許多青年的價值觀。在媒體報道中，“拆二代”也常以炫富、賭博、吸毒、鬥毆、巨嬰、媽寶、啃老等負面形象出現，然而，拆二代的真實現狀究竟如何？
本文基於兩個拆遷安置點的田野考察和對拆二代青年的訪談，發現與進城務工青年、普通城鎮青年、少數優勢拆二代相比，拆二代普遍沒有外界想象中的那樣，面對“飛來橫財”出現生活態度與人生價值觀的突變或斷裂，而是在行動邏輯上呈現出“求穩”與“體面”，在職業選擇上呈現出“退守”與“舍遠求近”的保守傾向，在婚戀婚配中則呈現出“門當户對”與聽從父母之言的特點。
相比其他青年羣體, 拆二代雖獲得了城市化的多種紅利, 但其能動性卻在一定程度上被物質、社會、家庭、精神所“圍困”，以致安於現狀，向上流動的動力不足，甚至產生自我矮化的傾向。作者認為，拆二代的精神迷失部分源於財富“得而未得”的不確定預期，等財富真正到來時, 他們已度過了“三觀”形塑的關鍵時期。而到了成長中後期, 獲得物質優勢的拆二代青年在風險社會與壓力社會的現實情景中，同樣產生了信任焦慮、壓力危機以及主體性安全威脅，因此導向了能動性迷失的精神困境。未來這一特殊羣體的人生能動性將如何重塑，有待進一步觀察。
本文原發表於《社會發展研究》2019年第3期，轉自“質化研究”，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被圍困的能動性”：拆二代生活邏輯
▍問題的提出
隨着新型城鎮化的持續推進, 城市擴張、城中村改造、異地搬遷等項目造就了一批特殊的羣體——拆二代。他們一方面經歷了房屋被拆、土地被徵, 生活、生產狀態被打斷;另一方面受工作技能不足、學歷較低等制約, 他們流入城市的“次勞動市場”中, 從事着低門檻、低收入的工作。不少拆二代青年, 因為社會環境急變、心態缺乏調適、工作技能不足、理財能力欠缺等原因, 很快陷入“坐吃山空”“遊手好閒”與“返貧”的危機。城鎮化過程中, 拆二代青年既從拆遷活動中獲得利益, 也會因為新環境與舊慣習的強烈震盪而陷入人生困境。
整體來講, 有關拆二代羣體的研究大多基於二手材料, 通過深入田野個案真實反映該羣體的生活、生產狀況的並不多。並且, 中國社會公眾對拆二代羣體的認知大多建立於媒體對極端例子的負面報道。所以本文從田野調研出發, 關注並探索這一特殊羣體身上的“青年問題”。調研顯示, 大多數拆二代在物質、家庭、職業等方面步入低發展意願、弱能動性的困局。這引起筆者及所在團隊的研究興趣, 也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為何拆二代會表現出弱能動性?
筆者以及所在團隊分別在以下兩地進行了為期20天和10天的田野調研：2018年10—11月在江蘇省蘇州市Y拆遷安置社區1, 2019年3月在湖北省武漢市L遠郊村。調研點的選取上, 一是考慮蘇州和武漢兩地是我國東中部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地域, 二是為了從更廣泛的經驗事實中尋求共同的邏輯。調研發現, 兩地經濟社會雖存在區域差異, 但拆二代都呈現出能動性“被圍困”的羣體表徵, 他們在“個體—家庭”雙重結構性語境下“安於現狀”“父母在, 不遠遊”“好男兒何必志在四方”。筆者試圖描繪社會轉型中拆二代的“迷失圖景”, 剖析拆二代青年日常生活邏輯、弱能動性實踐表徵與發生機制。
▍拆二代青年若能動性實踐表徵
若將“能動性”從理論內涵的維度降低到具體的個體的需求層面, 比如結合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具化為生存、安全、尊重與自我實現這四個層次時, 那麼拆二代羣體在生存和安全層次的能動性有着充分的保障之外, 在尊重和自我實現的層次則表現為弱能動性。本文將拆二代“弱能動性”還原到具體生活情景之中, 從職業選擇、社會關係、婚配模式等方面進行剖析、呈現其弱主體性的存在表徵。筆者並非問題化該羣體, 而是在社會事實的基礎上, 解讀該羣體與其他羣體的差異性, 以小見大地窺探整個城鎮化浪潮對成長中的青年羣體所產生的影響。
1.物質層面：拆出來的“躺贏一代”
拆遷安置所帶來的經濟賠付造就了特殊的青年羣體——拆二代。在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視角下, 拆二代的行動場域、慣習都發生了重大變遷, 經濟物質基礎的變化無疑對他們行為方式、精神世界、價值觀等都帶來極大影響。“拆出來”的豐腴物質條件, 使得他們時常陷入新聞媒體中炫富、賭博、吸毒、鬥毆、巨嬰、媽寶、啃老等負面形象的報道, 這也污名化了該羣體。
調研中發現, 拆二代的生活態度與人生價值觀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斷裂與崩塌, 而是在行動邏輯上呈現出兩種偏向, 即“求穩”與“體面”。求穩邏輯指的是, 當拆遷家庭在短期之間獲得財富後, 家庭經濟資源的支配權主要仍由父代掌控, 所以拆二代生產生活秩序變動較小, 高度依附於父代經濟權威。
我結婚後, 工作就在附近, 住的離兩邊老人都很近, 一是圖個穩定;二是以後照顧老人也方便。我基本是每天都換着地方住, 過上了兩頭走的生活。(201810-A-Z, Y社區)
體面邏輯則根植於拆二代對傳統鄉村生活的剝離、對城市生活的期望。拆遷安置賠償下的還建房、商品房滿足了拆二代青年對城市房產的需求。基於消費觀念建構的趣緣關係文化, 則滿足了青年羣體對體面的追求。例如:
我一位朋友, 家裏最多的有7套房, 什麼概念, 以後交税要交垮他!我們一般的也就4套左右, 目前也沒什麼壓力, 找個安定體面的活兒就行。你看看社區裏工作的那個小姑娘, 開着保時捷來上班, 圖什麼呢? (201811-A-Z, Y社區)
以前也會跟老婆一起出去, 什麼都買, 吃吃喝喝, 很少在家吃。現在自從生了孩子, 基本都在家吃, 外面都吃煩了, 還是家裏好。(201811-B-F, Y社區)
拆遷對新興城市家庭關係和家庭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 拆二代不再擔心因資源匱乏而引發的家庭代際、代內分配失衡危機。他們的城市化壓力要遠遠低於農村青年。誠然, 拆二代也有“坐吃山空”的危機, 所以他們格外重視對孩子的培養。
(1) “城鄉之間”遊離的社會關係網絡
城鎮化帶來居住空間的變革, 讓自然村落依親緣、地緣延展的空間格局被標準統一的集中安置所替代。物理空間格局的變化, 帶來了傳統社會關係網絡的疏離。同時, 城市生活、生產體系相互分離, 新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心逐漸向生產關係轉移。拆二代社會關係網絡呈現出城鄉兩面特性:生活在“村”與生產在“城”。
**首先, 生活關係網絡在“村”。**拆二代的父輩基本保留着鄉土社會的人情關係圈。這使得拆二代的生活中體現出中國社會轉型時期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轉型的張力。對鄉村親屬、親緣關係的留戀與持守, 是拆二代父輩生命週期後階段最為重要的人生意義與價值歸屬, 也是他們為嘗試搭建傳統家庭倫理關係網絡作出的最後努力。
我們家趕人情, 一年得1萬—2萬 (元) , 關係一般的2000—3000 (元) , 關係親近的5000—6000 (元) 。這些都是跟着家裏老人家送的, 像我結婚的時候, 那些來參加婚禮的遠方親戚, 我都不認識, 名字都叫不出來。也就這一次性的關係, 以後也沒啥往來。(201811-B-Z, Y社區)
**其次, 生產關係在“城”。**農業生產的人際關聯記憶已經脱嵌於拆二代的經濟生活結構, 而城市生產關係網絡相較於鄉土社會的關係特性來講, 表現出三種特徵:一是契約性, 契約精神則始終貫穿於日常生產關聯之中, 形塑出城市生產關係的規則屬性;二是功能性, 契約規則服務於生產活動, 日常生產性關係的互動聯結往往趨向功利性, 與傳統地緣關係建立起來的社交價值邏輯存在較大差異;三是趣緣性, 公共關係向私人關係的發展更多依賴彼此之間興趣偏好的趨同, 並且關係的維繫需要投入一定的時間與經濟成本。
我在這裏 (街道辦公室) 上班, 下班後直接回家, 偶然去看看電影什麼的, 和同事也只是工作吃飯約一下, 好像好久都沒約了, 上一次還是我進來的時候約的。我老公 (本地拆二代) 也是, 下班各自回家, 也常常加班。現在還沒要孩子, 以後有了, 估計就不會身心全撲在工作上了 (笑) 。(201811-A-F, Y社區)
不同於生長於城市的青年, 拆二代的社會關係網絡更為獨立於父輩, 代際之間人情關係也缺少傳遞與維繫。
(2) “舍遠求近”的低層次職業選擇
拆二代本身所處的教育環境相對較差, 父輩又相對缺乏對教育的投資力, 這使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中競爭力不足。
除了少數遠離父代、積極尋求自身職業發展的優秀拆二代, 大部分拆二代在職業選擇路徑中呈現出“退守”與“舍遠求近”的保守傾向。主要原因包括:其一, 在就業機會更多更高的城市中, 拆二代需要在維繫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上花費更多經濟成本與情感成本, 即“在城市站穩腳跟, 要放棄很多”;其二, 他們的家庭資源較豐富, 父輩大都年富力強。因此拆二代只需要自給自足即可。不過調研發現, 不少父代對目前子代的生產生活狀況並不滿意:
我兒子現在就在後面的車管所上班, 一個月2000多塊錢, 我自己現在村裏幹水電工, 很多年了, 差不多一年6萬—7萬 (元) 。開始也想他能出去闖一闖, 但他有點賭 (博) , 我們怕他學壞了, 還是留在身邊比較好。就這一個兒子, 整垮了, 都白搭了。…… (對孫子有何期望?) 肯定不能像兒子一樣, 至少教育要跟上, 現在我們給孫子上的幼兒園, 一學期都好幾千上萬的, 花銷大得很。(20190306-B-W, L村)
大多數父代都試圖將子女“留在身邊”, 這些家庭往往比較融洽。“留在身邊”的話語邏輯契合了拆二代的“退守”選擇。拆二代以“百善孝為先”“責任感”等情感道德性話語, 一方面將“退守”塑造成“高大上”的形象, 另一方面勸服自我, 將“退守”合法化構建。部分拆二代自知奮鬥不易, 所以與父輩在“盡孝”中達成默契, 並形成另一種家庭發展的共識:好好培養下一代。
3.家庭層面：團結型代際關係與低自主婚配
(1) 代際關係：團結型的“家庭聯合”
在拆二代羣體中, 聯合家庭形態十分常見。聯合家庭的代際關係走向團結、衝突還是矛盾, 取決於原生家庭與新生家庭之間對於矛盾需求的角力與協商 、家庭之間應對代際責任等所付諸的合理化與接納家庭策略。
拆二代家庭趨向團結型代際關係 , 這是兩代人之間達成情感觀念、經濟利益雙向一致的代際互惠結果。拆二代家庭的父輩權威, 與傳統農村家庭“大家長”式的權威不同, 代際間互動關係常以平等和關愛的形式展現。
我現在55歲, 算退休了 (笑) , 我們還建房分了4層, 第一層租出去了, 2—3層分別歸我和兒子住。我們老夫妻一個月, 村裏有600 (元) 補貼, 退休工資各有2000多 (元) , 還有房租, 又在師大附中邊買了套商品房, 現在也用不上, 租給別人考學。我們錢是夠花了, 一部分房租給兒子, 補貼他們, 但不能全給。平時旅旅遊, 帶帶孩子。村裏拆遷安置, 都給買了醫保社保, 也不用他們負擔什麼。(20190307-A-W, L村)
我們和公公婆婆住一起, 房子太大了, 上下4層。我找個比較清閒的工作, 是因為孩子上小學了, 平時老人帶, 接送放學還行, 但輔導功課還是我們來。我兒子的開支, 主要是老人負擔了, 我們沒什麼錢 (笑) , 小夫妻還容易衝動消費, 看別人小孩的名牌嬰兒車, 也買了個5000多 (元) 的, 後來想想沒必要。(20190312-B, L村)
這些都反映了拆二代家庭關係的和諧, 兩代居住空間鄰近, 代際之間形成“各取所需”的均衡互惠模式。拆二代父輩從拆二代婚配、小家庭再生產、孫輩照料都提供了經濟支持, 並從子代與孫輩身上獲得精神慰藉與寄託的情感回報。在拆二代家庭中顯示出強烈的“三代一體”代際利益共同體的邏輯, 家庭成員將不同生命週期階段的分工視為聯合家庭的公共義務。拆二代父輩自願分攤家庭發展成本, 不是出於養老目標實現的自利行為, 而是“一榮俱榮”的家庭使命感。拆二代小夫妻在代際互助互惠過程中產生的情感依賴與經濟依賴, 一方面根植于思想觀念深處“聽父母話”的代際信任, 另一方面源於“為了下一代”的共同發展目標, 這讓兩代人擁有了情感認同底色, 大大降低了代際衝突與代際協商成本。
轉型時期, 拆二代青年進行婚配的社會基礎, 遭遇了兩個層面的變化。第一, 傳統婚姻圈的打破。傳統社會中, 通婚圈和通婚樣態建立在生計模式、公共空間、民間習俗等共同生產生活秩序之上。隨着城鎮化的推進, 鄉村社會的傳統秩序受到現代性和市場性要素衝擊, 人口流動使得區域性、封閉性的本地通婚圈被打破, 適齡婚配青年進入全國性的務工市場和婚配市場。第二, 婚配自主權的解放。“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是傳統婚姻權的支配形式, 而自《婚姻法》頒佈以來, 婚配自主權由適齡男女自主掌控。家庭制度視角下, 父代對子代婚配權的主導, 是建立在家庭經濟資源配置權之上。工業化、市場化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個人依靠就業市場、個人能力獲得個體性收入, 這意味着家庭將減少對個體生活——比如婚配——的干涉。
拆二代青年從婚戀到婚配過程中, 反而出現了“門當户對”與聽從“父母之言”的行動邏輯。蘇南還出現了“兩家並一家”的婚姻模式, 即雙方在婚前會考量對方的財產狀況, 婚後一般會生兩個孩子, 不論男女, 分別繼承雙方財產。過日子、看望老人、照料孫輩等會出現“兒子媳婦兩頭走”的樣態。
我和我媳婦就是 (兩家並一家) , 這邊很多都是, 一般是這樣的, 雙方呢都是獨生子女, 現在女孩多寶貴, 她家會説:“憑什麼要嫁給你們家, 我們家又不缺房。”現在條件都差不多, 女方不會輕易就嫁了, 除非你特別有錢, 出得起高價彩禮, 或娶個外地媳婦, 但娶外地媳婦一般婆婆不願意, 因為像安徽那邊, 嫁過來兩家經濟條件差別很大, 那邊要是拖家帶口或親戚過來打工, 你不幫忙又不行。(20181109-B, Y社區)
當地一個反例子, 雙方家庭都比較有錢, 最後只生了一個孩子, 感情就不太好了, 於是兩家人開着幾十輛豪車, 堵在馬路上搶孩子。最後估計是離婚了。(20181107-A-W, Y社區)
與進城務工的外來青年相比, 拆二代羣體在婚姻市場中更有競爭力。拆遷後的“分家”中, 代內兄弟姐妹之間家產爭奪的情況普遍存在。於是拆二代家庭進入雙方“家產—婚配”“門當户對”高度互嵌的婚姻模式。父代執掌着家產的絕對擁有權, 為了延長“恩”向下流淌的代際跨度, 父代會加強對拆二代的婚姻干預, 以保證財產的代際流動能在實際上起到可孫輩一代的作用。這體現了拆二代較低能動性的家庭影響。
(二) 拆二代弱能動性的多羣體比較
轉型期多元複雜的社會環境對於青年羣體而言, 既是機遇, 也是挑戰。在青年城市化的“城—鄉”流動研究的啓發下, 本文開啓一種微觀的視角:將大部分拆二代與其他青年羣體 (進城務工青年、普通城鎮青年、少數優秀拆二代) 進行比較, 以更好地理解其行為選擇背後的家庭與社會關係邏輯。
**首先, 拆二代與進城務工青年。**農村打工青年一般將職業訓練作為其獲得發展能力的基礎方式, 他們在進入城市後, 經濟來源已逐步脱離農業生產, 並對原生家庭有着經濟反哺行為。筆者在安置社區進行補充調研時, 一位從中部湖北某農村來蘇南務工的青年與當地拆二代的弱能動性特徵形成了鮮明對比。
問:“現在做什麼工作?為什麼來蘇南打拼?”
答:“我大學畢業之後在湖北水利單位工作了一段時間, 覺得太安逸了, 每天和同事都是打牌、等下班。我才二十來歲, 這種日子想想都可怕, 應該出來闖一下……現在這份工作, 主要是跑業績, 沒有上下班概念, 但是能看到收益, 挺好。”
問:“父母對你有什麼期望或要求嗎?比如事業、婚姻這一塊?”
答:“父母現在在老家, 肯定想着以後發展好了, 把他們接過來……我也想買房啊, 這地方位置太好了, 想定居下來, 但是估計還要拼很多年……房價太高, 父母也會支持一點吧。”
問:“日常社交生活怎麼樣?”
答:“基本沒怎麼出去社交, 老闆的朋友也都是老闆, 咱也搭不上。同學在這邊發展的也少……之前朋友介紹個女孩子認識, 我去見過一次, 後來微信聊聊也沒深入交往了。父母肯定也急, 這也沒辦法, 現代青年了, 靠家裏介紹也不合適……隨緣分吧。” (201810-SN-A, Y社區)
外來務工青年想要在城市“站穩腳跟”, 就要付出遠超於普通城市青年和拆二代羣體的努力。調研團隊在其他中西部農村調研時發現, 務工青年的父輩代際支持, 一般更多地集中體現在子代婚配等“焦點性事件”上, 如嫁娶等。務工青年在“家—我”關係上, 相對脱嵌於原生家庭, 在“半耕半工”生計變遷下, “耕”的比重已經被“工”的部分不斷擠壓。調研發現, 年輕的務工青年, 除了需要度過“前幾年穩定一下”的這個階段之外, 他們對於原生家庭生計的貢獻越來越多。筆者在陝西扶風縣某小農型村莊考察時, 發現該地務工青年雖然在農忙時節大多需要回鄉從事耕收勞作, 但仔細詢問便知農忙回鄉“只是搭把手”“有這個傳統”。他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年輕子代, 父輩則是完成“耕”的形式, 以及“自給自足”的老人農業。
務工青年與父代在空間上的分離, 使得他們難以在日常生活上嵌入到家庭之中, 原生家庭往往不會“無間隙”地干預務工青年的生活實踐。這種“放風箏式”的“家—我”關係顯然不同於拆二代。調研發現, 拆二代青年即便在婚後, 其日常經濟生活也高度嵌入於原生家庭。
同時, 務工青年的社交網絡在融入城市生活初期較狹窄, 但其融入城市生活的意願非常強烈。城市社區不同於農村社區, 其本質屬性是陌生人社會結構, 務工青年在實現“人”的城市化過程中, 相對於拆二代而言, 有着顯著的個體化面向。拆二代在“遊離”的社會關係網絡中, 家庭及親緣關係圈的城市化節奏趨向一致, 這意味着拆二代在城市化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完整保留了傳統親緣關係網絡。
**其次, 大部分拆二代與普通城鎮青年、少數優秀拆二代。**較於拆二代而言, 後面兩個羣體更呈現出“不拼爹”的行為邏輯。普通城鎮青年與優秀拆二代有着相對更為體面的工作, 他們對於城市中產階層的追求有望在代內實現。之前的案例中, 拆二代對人生價值有着自我矮化的傾向, 他們甚至流露出“我們就是農村人”“他們城裏人”等話語。而普通城鎮青年與此相反:
問:“你現在還和父母住嗎?平時工作生活狀況如何?”
答:“婚後就自己買了房子, 準備搬出去住了……我們夫妻倆現在每月房貸要一萬多, 基本能應付吧……我在街道 (辦事處) 工作, 每月公積金七千多, 我愛人做傢俱生意的, 兩人收入還行……平時週末, 在家彈彈琴、讀點書, 和朋友出去聚聚。” (201810-SN-B, Y社區)
問:“您家孩子現在在哪工作?要不要你們操心啊?”
答:“在日本去工作了, 家裏有房子的, 啥都有……供他讀出去了, 不回來, 我們也管不着啊, 朋友也不談一個, 我們也急的。” (201810-SN-C, Y社區)
與拆二代相比, 普通城鎮青年, 尤其是家境相對優越的獨生子女家庭, 他們出生並一直成長於城市環境之中, 外地求學後一般選擇返回原生城市。他們作為城市“土著”, 有着穩定、正式的工作, 與原生家庭的“割離”屬於婚後自然分家的狀況。上述案例中, 那位在街道工作且公積金能拿七千的城市青年在購房首付和房貸仍需雙方父母“補貼一點”, 日常生活開支也半嵌入原生家庭之中。筆者在蘇南進行前期摸排時, 也收集了一些二手材料, 發現當地普通城鎮青年的家庭, 至少在當地“紮根”了兩代以上, 他們的社會關係網絡已經完全城市化。但對青年羣體而言, 需要耗費大量的經濟成本來維持這種社交網絡。調研中不少城鎮青年的工資基本是月月光, 需要父母的“額外支持”。
可見, 普通城鎮青年的生活狀態, 就能動性而言, 介於拆二代和務工青年之間。如務工青年的“社—我”關係中, 因為缺少像城鎮青年那樣以代際為積累單位的社交網絡, 他們在此層面基本處於“斷裂”狀態, 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務工青年, 缺少那種“同鄉同業”的照護體系, 基於學緣的社會關係往往在就業機會面前遭遇“斷裂危機”。拆二代則在城鄉間“遊離”的社會關係中, 呈現出自我價值矮化, 且與務工青年甚至有着相似的“強融入意願, 而不得”的認知取向。
同時, 調研中發現部分優秀拆二代在職業選擇上有着兩種偏向:“創業”與“大城市”, 他們通過教育路徑已經實現眼界的開拓, 對父代的“飛來橫財”有種超脱般的“抗拒”。優秀拆二代在自我價值實現上有着更強的能動性, 於是在能實現更大財富積累的“創業”以及更為體面的“大城市”工作成為他們的職業首選。他們對社交網絡、婚戀關係的建構能力要遠超於父代所能提供的, 如上述案例中, 我們可以看出父代的經濟權威已經難以約束子代的自主獨立性。
由大部分拆二代青年與其他羣體相比，他們在物質、社會、家庭等方面既有獨特的優勢, 也被鉗制着。優勢包括父代經濟支持、無城市化壓力等方面, 而鉗制則表現在弱職業發展動力、自我價值矮化等方面。基於此可以發現, 拆二代青年在迎接轉型時期城市化帶來多維紅利的同時, 其能動性卻在一定程度上被物質、社會與家庭所“圍困”, 以致呈現出弱能動性的羣體表徵。
▍拆二代青年若能動性的影響機制
(一) 職業競爭：人力資本不足與現實逃避
城鄉户籍制度分立的現狀下, 農村户籍人口進入城市主要通過考學、參軍專業、招工等方法。拆二代在户籍與區位上佔據雙重優勢, 無論是正式或非正式就業, 相較於農籍青年, 能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與就業信息。
L村的拆二代陳某在拆遷後於新居附近的商貿公司上班, 不過每個月村裏發拆遷補貼600元, 他照常來領, 這樣夫妻二人2000多元的工資就多了一點保障。他表示:“房子有兩三套, 也沒想着換工作, 錢夠花就行了。這不, 二胎剛生, 老婆沒法工作, 準備再租出去一套。”調研中L村有很多像陳某這樣初中學歷, 拆遷分房之後願意留在附近小公司上班, 依靠房租和社區福利過日子。
拆二代羣體願意從事公司文員、社區工作人員、門衞等工資水平與社會地位相對不高的職業。這是因為大量懂技術、能吃苦的鄉村青年開始進入大城市務工, 而大部分高技術含量、高能力要求的就業機會已被受過良好教育或社會關係網絡更為發達的城市家庭子代所佔據。拆二代青年囿於職業技術、人力資本、吃苦意願等多方劣勢, 一般從事技術要求低、相對輕鬆的工作。他們安於現狀, 向上流動的動力不足。但與此同時, 拆二代青年又將自身歸類為底層人士。
(二) 家庭吸納：父代支持延長與傳統倫理牽制
1.代際支持：人生任務延長與價值侵佔
費孝通 (1988) 將中國代際支持解讀為“反饋式模式”。然而受現代性與市場化的全面衝擊, 傳統代際倫理體系下的“支持—反饋”平衡結構被逐漸打破。在新型城鎮化的轉型時期, “接力式進城”讓父代肩負了巨大的代際責任, 出現了代際重心不斷下移, 父代對子代無限付出的情況。
Y社區的警務室輔警小王之前在西藏當過兵, 家裏拆遷安置之後就選擇退伍。婚後夫妻雙方各有兩套房產, 小王去往派出所工作。父親兩人都非常忙, 孩子基本交由雙方父母輪流照顧, 當問及今後父母的養老問題, 他表示“這個不是問題, 現在社會養老體系越來越發達了, 養老院給足錢就沒問題。而且父母身體還很好, 他們比我們掙得多多了 (笑) 。”小王的工作需要長期在崗, 家中照料孫輩的任務理所應當地落在其父母身上, 他們基本包攬了小兩口和孩子日常生活的所有雜務。調研發現, 老人們對於自身養老都“不太指望”子女, 一是子女經濟能力有限, 二是社會市場化養老正不斷完善。
拆二代與父代的代際支持模式, 更接近西方語境下的“接力式”關係。讓子代更好地在城市立足、“走向中產”成為父代新的本體性價值與社會性價值。父代延長代際支持週期的現實基礎在於:養老反饋已無須成為代際交換的充要條件, 村改居基本的福利保障已對標城市居民的基準, 父代即便從“自養”進入“他養”階段, 經濟基礎、思想觀念都足以讓他們擺脱“養兒防老”這一傳統路徑。父代人生任務鏈條不斷延伸、不斷“侵佔”子代自我價值, 這進一步消解了拆二代“走出圍困”的動力。
2.隱性吸納：孝悌倫理牽制與割捨無力
父代無限付出且“不求回報”促使拆二代通過“孝道”來維繫代際交換。農村青年務工在城, 與父母兩地分居。城市青年踐行孝道同樣面臨着留守與外出這兩條路徑, 子代給予的精神慰藉與物質關懷, 是緩和代際關係走向斷裂的倫理性回饋。
Y社區的拆二代趙某, 婚前在深圳一家機械廠工作, 與大學所學的專業比較對口。工作兩年後, 父母一直堅持讓他回來。他認為“之前在廣東的工資比現在高, 沒辦法, 做兒女的。不過後來一想父母也是對的, 總在外面‘漂’也不是辦法, 還是要回他們身邊的。”趙某迴歸父母身邊之後, 就在父母介紹下結婚成家了。以前“想闖一闖”的念頭也基本擱置了。
可見, 拆二代青年踐行孝道的機會要遠多於農村青年與其他城市青年。反過來, 拆二代父輩也在孝悌倫理中對拆二代產生心理依賴。拆二代青年“被圍困”在家庭之中, 也並未出現個體化的傾向。代際互動鏈條的完整性與傳統性, 加強了對拆二代的“圍困”。
城鎮化快速推進的轉型時期, 市場化中諸多負面因素開始侵蝕青年羣體, 周曉虹 就指出當代青年是“世俗青年”, 他們的生活實踐重心逐步瓦解。
在L村進行調研時, 筆者發現與Y社區不同的是, 由於其拆遷安置則歷經了漫長的十幾年, 當地拆二代基本是處在“等拆遷”及“要拆遷”的環境中。他們對於財產的強烈期盼, 阻礙了其財富觀、價值觀的正常養成。例如, 一位拆二代表示:“我們這裏説拆遷, 都説了整整十年了, 隔壁村還有部分沒拆。我是眼睜睜看着湖邊的房價從4000漲到12000 (元) , 當時哪裏想到這個呢, 如果當時家裏多入手幾套, 現在還需要工作嗎?”這種話語在該羣體中異常普遍, 一方面他們對拆遷可能帶來的財富抱有期待, 另一方面拆遷活動本身也推動了其家庭生計模式的變遷。
L村以前是當地城市“菜籃子”工程基地, 蔬菜種植一直是維持家庭生計的重要來源, 直至政府下屬的拆遷公司統一徵收了農地, L村開始進入“就近務工”時代。2008年前後武漢市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成為外來務工的大市, 當地家庭在歷經生計模式的轉變後, 並未產生流向大城市的持續動力, 是因為“武漢已經是大城市了, 而且我們這裏快拆成城市了”。在“等拆遷”的過程中, 一方面父代並沒有能力為子代提供與城市家庭相對等的教育資源, 另一方面拆二代在流向一線城市的成本要遠遠高於守在本地。
拆二代在成長中產生的精神迷失部分源於財富“得而未得”的不確定預期, 等到財富真正到來時, 他們已經度過了青少年“三觀”形塑的黃金時期。在漫長的“過渡”階段, 出現了拆二代生活世界中“閾限與結構”聯結的“過渡型”空間。維克多·特納認為社會經歷着“分化—閾限—再整合”, 即社會變遷過程中結構與反結構的相互作用張力。反映到城市化拆遷安置活動進程中, 拆二代成長的生活世界正歷經多重結構的物事分離:
一方面其成長生活的村社環境始終保持着長期的“待拆”狀態, 但社會結構已經處於分化的邊緣, 這種分化狀態對於結構中的個體而言並不會引起社會競爭, 這是因為拆遷活動本身所帶來的“可預期的”巨大收益, 足以彌合短期內經濟分化所帶來的緊迫感; 另一方面物事分離狀態在於“超前”的預期, 為當地拆遷場域模擬了一種特定的情景, 即“結構”與“反結構”是雙軌並行的, 不存在心理閾限達到一定值而進入“再整合”的狀態。
這同筆者的田野經驗相符:在部分全域城鎮化的地區, 其社會結構的穩定性難以被日常顛覆性或逆反儀式性的行為所打破。簡言之, “終會到來的社會財富”會伴隨着拆二代的成長過程, 並最終實現財富“均等”分配。上述提及, 從“得而未得”到“最終得到”, 對於拆二代青年所表徵的弱能動性, 在家庭資源配置方面, 尤其是經濟資源的配置失衡, 產生了顯要影響。其一, 父代趨於“保守型”資源配置方式, 與上述“反結構”的弱分化狀態相契合;其二, 在兩代人新老更替的階段, 子代掌控了資源配置權, 一旦子代發展遭遇困境, 整個家庭的資源配置將走向失衡。
筆者在與正在武漢市一傢俬企工作的拆二代的訪談中發現, 拆二代對財富的態度一種是“等拆遷”之後趨向“保守”, 另一種則趨向“揮霍”。
問:“你們那, 拆過之前和之後, 同輩年輕人生活狀態如何?”
答:“我算讀過書, 家裏爸媽也比較老實, 我在一家房地產評估公司上班之後基本算生活穩定了。身邊一些其他的小年輕, 沒讀完書的很多”。(201906-WH-A, H公司)
在拆二代成長的前中期, 其家庭資源配置方式與子代發展能力有着較高的關聯。成長中後期, 獲得物質優勢的拆二代青年在風險社會與“壓力社會”的現實情景中同樣產生了“信任焦慮”“壓力危機”以及“主體性安全威脅”。這都導向了拆二代羣體常見的精神困境——能動性迷失, 即在現實社會實踐中產生負面被動情緒, 其負面源主要來自工作、婚姻等各個方面。
在應對焦慮與壓力時, 拆二代一方面採取自我心理建設, 通過“喪”“佛系”等心態來進行自我説服;另一方面以“遁世主義”“投機主義”的人生態度來“消極”自我實現。拆二代在社會、工作、家庭等不同場域中有着多重角色與責任, 即“個體在社會生活中角色行為的多樣性”。“拆二代”容易在社會角色中產生身份認同的困惑、衝突與矛盾, 在自身社會價值方面的“自覺”甚至“自我矮化”。拆二代在內在能動性喪失與外在價值性矮化中, 缺乏自主性的合法性身份建構, 因此, 如何幫助拆二代青年全面“解圍”, 值得思索。
▍討論與反思
拆二代青年弱能動性表徵及其影響, 映射了整個轉型過程中社會個體從傳統走向現代“搖擺不定”的心理狀態與行為邏輯。**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的流變性將當代社會重塑為“城鄉共同體”, 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社會關係斷裂了, 這為個體帶來“存在性焦慮”與社會認同困境。青年羣體, 尤其是歷經“鄉—城”轉換的拆二代們, 處在“傳統到現代”節點上。**如上述, 拆二代青年不該“被問題化”, 那麼如何在物質財富、家庭結構、社會關係中理解拆二代?在他們的生活世界中, “啃老”“敗家”等外界負面稱謂是否表徵了其生活邏輯的全部?本文就這兩個問題給出了經驗性的解讀。
青年的人生還未定型, 從青年成長與個體身份確立的角度來講, “既要歸功於對其他羣體、事件和觀念等的‘否定性’反應, 也同樣要歸功於對於一些特定傾向的‘肯定性’的回應”。家庭、社會這兩大結構性要素決定了青年“否定性”與“肯定性”的雙重身份認同。當然, “拆二代”這個標籤化的身份不應成為其成長之路上的牽絆。消除社會認知偏差、喚起發展能動性是一個長期需要面對的命題, 本文嘗試提出以下四點引導策略。
首先, 掙脱“物質圍困”。拆二代應當樹立正確的財富觀, 克服炫耀性消費, 繼承父代財富的同時更要“用之有道”。拆二代應當積極規劃人生之路, 以進取昂揚的心態, 將自身社會價值最大化。
其次, 化解“社會圍困”。社會媒體應秉持客觀、公正的職業精神, 更為全面深入地瞭解拆二代羣體, 莫因個別情況而失了對整個羣體的公允評價。個體與社會環境是互構關係, 拆二代如何看待財富與社會環境密不可分。所以, 要不斷提升社會公平度、杜絕財富特權意識。
再次, 超越“家庭圍困”。一方面傳統“哺育—反饋”的模式依然適用於當下拆二代家庭結構關係, 另一方面就地城鎮化使得“好男兒志不在四方”。拆二代“求穩”“父母在, 不遠遊”的“身心圍困”特徵是轉型時期代際關係失衡的現象。如何引導青年羣體走出“家庭圍困”, 促使他們重新成長、再度“社會化”, 值得關注。
最後, 謹防“精神圍困”。拆二代要抵制功利、低俗的精神生活方式, 一方面需要他們通過自我調節, 避免精神世界價值的迷茫和空虛, 保持精神生活健康而有序。另一方面, 青年羣體處於價值觀形塑的關鍵時期, 他們在社會多元化價值觀體系中容易迷失。所以“解圍”拆二代青年精神困局, 需要社會各方力量的多元參與配合。家庭、學校、社會各個層面都應始終緊跟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方向, 為青年羣體提供優質的精神文化產品, 營造積極健康的精神文化氛圍。
**本文原發表於《社會發展研究》2019年第3期，轉自“質化研究”，原標題為“‘被圍困的能動性’：拆二代生活邏輯”。**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