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總辭給香港政局帶來的影響及機遇_風聞

11月11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後，香港特區政府隨後宣佈DQ楊嶽橋、郭榮鏗、郭家麒、梁繼昌4名反對派議員。

當天下午，胡志偉、許智峯等15名反對派議員召開記者會，對特區政府DQ做法“決定與4人齊上齊落，將集體總辭以表抗議”，之後陸續向立法會秘書處提交了辭職信，並以不參加後續立法會會議形式“抗議”中央及特區政府。

這種政局的  突然  變化，標誌着香港的政治力量博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加速解決香港問題出現了積極信號。

第一、反對派總辭，讓亂港勢力鼓吹的“體制抗爭”名存實亡，客觀上必然加速他們的大潰敗。  

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就形容反對派總辭是“槍聲一響，全線棄守”。

總辭鬧劇，反對派議員在今年7月底就演過一次，起因是對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表示“抗爭”。但之後的劇情證明這只是一場政治騷：民主黨胡志偉等人僱傭香港民意研究所進行的所謂去留“民調”，不僅結論似是而非模稜兩可，而且最後的留任還是反對派議員“自行決定”。

這樣的“自行決定”  留任  ，實際上加劇了黃絲羣體的分裂，尤其是得罪了一大批激進黃絲杯葛立法會的叫囂。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時民主黨林卓廷等人為了能留任可謂是一頓操作，還留下了諸如“可以努力保證亂港分子修例風波期間勾連外部勢力的黑賬不被揭開”、“營救12名（偷渡被逮捕）港人”、“裏應外合以時間換取空間引起國際社會注意”等大話，確實也讓一些“手足”頗為動心。然而僅過一個多月，民主黨胡志偉、林卓廷等人便宣佈總辭，讓之前的許諾成為了謊言，無疑會讓許多對反對派議員抱有幻想的黃絲改變看法。

再看今次反對派的“總辭  ”  ，索性乾脆連民調都不做，屬於自説自話自行決斷，有港媒就批評“缺乏向公眾的交待”。  同時，不到一個多月，同一件事兩種不同的做法，顯示反對派議員的進退失據隨意而為，也證明所謂的民意，只不過是他們的遮羞布，有用則用，無用則棄。  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曾撰文諷刺“泛民説要總辭，為什麼不先搞民調？  民意不重要了嗎？  ”

對民意的“工具性  ”  使用，特別是本次不尊重民意便進行總辭，毋庸置疑會帶來大批之前“被代表者”的民意的流失。  也讓更多的黃絲認識到，反對派議員所謂的徵求“民意”，只不過是政治操弄，這無疑會讓反對派議員在社會的影響力和支持率下降，削弱他們的政治能量。

更為致命的是，本次反對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出台決定、特區政府DQ4名亂港議員這樣的時間點選擇總辭，不僅達不到癱瘓立法會的目的，反而令立法會運作更為高效順暢，並使這種總辭明顯地帶有對抗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政治意味，讓這部分人以後再入政局恐怕是難上加難。

中聯辦發言人曾告誡反對派，“鬧辭”“是對抗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抗‘  一國兩制  ’  方針，是政治攬炒，註定只是斷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就連反對派議員鄭松泰也批評總辭時機選擇錯誤，“總辭已錯失時機，並無威脅”。

上一次叫着總辭是厚着臉皮、操弄民意、尷尬萬分地選擇留任，這次總辭則是進退失據、人心盡失、後路盡斷。  這樣的總辭，其實是當前反對派亂港勢力缺乏協調、各自為戰的一個反映，也是亂港勢力在政治角力之中黔驢技窮的一個寫照。  對此，《  紐約時報  》  撰文哀嘆反對派議員總辭是“崩潰”，是“對已陷入困境的香港民主運動的最新打擊”。

從這個意義上説，反對派議員的總辭“抗爭”，實際上是反對派主動放棄“體制抗爭”，是一種繳械投降，也意味着加速解決香港問題迎來了新契機。

第二、街頭運動受到香港國安法強力震懾，以及疫  情背景下禁聚令  的“雙殺”，難再形成大的規模，同時隨着涉修例風波違法犯罪分子被檢控收監，加之一大批亂港頭目的外逃、失聲，亂港勢力潛在破壞能量正在衰竭。

香港國安法的一個重要明顯作用，就是震懾、  分化  、  瓦解  了一部分以往活躍度較  高  、具有一定組織陣地和“  人氣  ”  光環  的亂港組織及亂港頭目，同時也為防止亂港炮灰捲土重來砌了防火  牆。

一批諸如“香港民族陣線”、“香港眾志”、“學生動源”這樣的“港獨”組織紛紛宣佈解散，失去組織依託的亂港分子難以一如既往迅速聚起破壞能量。同時，受境外反華勢力操控的亂港NGO組織，比如“港美中心”、德國“弗里德里希瑙曼自由基金會”  等  在港  關閉  ，客觀上插手香港事務能量也在萎縮。

“  港獨頭目  ”也  加速割席、逃離，亂港勢能不再容易形成凝聚效應。  老牌的“  港獨  ”分子比如陳安方生“  急流勇退  ”，李柱銘批評“  港  獨  ”羅曼蒂克，還有梁國雄等急於洗白、割席；  年輕一代的則  逃亡國外較多，比如羅冠聰、張崑陽等人，留在香港的大都瑟瑟發抖，比如黃之鋒、戴耀廷多次宣揚“被捕只是個時間問題”，他們的言辭，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就了香港國安法“引而不發不知何時發”的巨大心理震懾力。

而“勇武”等激進組織遭遇嚴重挫折，隊伍人數鋭減並士氣低落，七一、十一等亂港行動組織混亂，且多次策劃臨時取消，顯示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恐慌；曱甴炮灰，由於失去以往較多的組織依託、頭目策劃而陷入茫然，同時港警加大了對街頭違反香港國安法  、違反禁聚令的嫌  疑人的執法，極大打擊了他們的氣焰。

隨着修例風波期間一系列刑事案件的偵辦、檢控和  罪行深重  的  亂港分子被  收監，  還能活躍在街面搞行動的曱甴“手足”人數也在鋭減。  據香港警方提供的數據，自2019年6月9日至2020年10月31日，警方在“修例風波”中共拘捕了10148人，其中2325人已被檢控。

這種對法紀的維護和對亂港分子的嚴懲，實際上不僅有利於維護法律尊嚴，而且對還在圖謀不軌的亂港勢力也是一種威懾。

第三、當前的國際形勢有利於我，讓亂港“國際線”蒼白無力。  

首先，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從軍事、科技、金融等全方位的圍堵打壓，在給中國造成壓力的同時，也客觀上造成了其對中國香港問題無牌可打，中國在快速解決香港問題上，反而少了很多的顧忌和掣肘。

其次，美國總統大選導致的國內政治風波不斷，社會矛盾重重、撕裂嚴重，使其對中國處理香港問題掣肘和干預力不從心。特朗普政府到交出權力還有近兩個月，此時如果無所顧忌促使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用香港問題“挖坑”給下一屆政府，肯定也會受到美國國內政治力量的影響和抵制。

再次，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國優先”得罪了許多昔日盟友，在對華問題上不容易形成一致行動，“國際線”所能起到的干涉作用非常有限。此外，針對香港的許多制裁措施反傷美國自身，其在國內也遭受企業家商業人士的批評，同時也引起了一些反對派的不滿，並且針對中港官員的制裁措施幾近無效。

最後，環顧歐盟及五眼聯盟的其他國家，很多都是陷於新冠疫情下的經濟衰退，國內矛盾同樣突出，他們的所謂涉港言論，也招致了中國的有力回擊，明顯缺乏法律和道義基礎。

整體而言，亂港勢力所鼓譟的“國際線”正在陷入騎虎難下的“死結”：越鼓吹國際線，搖乞各種國際干預和國際支持，就越顯示其賣國嘴臉，越招致14億中國人民的反感，越能凝聚起快速解決香港問題的人心和士氣。更何況，並沒有招來多少實質性對中國的打擊和制裁。

第四、亂港勢力“失道寡助”正在陷入孤立。

亂港分子插手泰國、白俄羅斯等國內部的政治風波，還傳授“  抗爭  ”  經驗，在國際上為其樹立了敵人；  經歷非法佔中、旺角暴亂、修例風波等等亂港狂潮後，更多的香港民眾逐步認清了反對派與中央政府爭奪管治權的陰險圖謀，民心民意已非常堅決擁護中央對港採取有力措施；此外，  多年的政治運動，讓香港普通市民飽受動盪之苦，許多家庭關係撕裂，經濟民生凋零，香港經濟社會地位一落千丈，越來越多的人也明白支持同情亂港運動及勢力沒有出路。

最為關鍵的是，特朗普政府採取對中國全方位打壓、封鎖的政策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放棄了對美國“求和”的幻想，接招一年多來，大家已認識到  今日綜合國力美國已難以撼動，增強了    鬥爭求生求勝的信心。同時，  中國  率先  戰勝  新冠疫情，國民經濟恢復發展獨步全球，更進一步增強了當今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和制度自信，激發了民族自豪感，更加堅定了  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渴望與追求！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  解決香港亂局，止暴制亂、掃除積弊，已到了趁勢而上、加速推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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