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紙張是中國人首先發明，為何埃及人早我們幾千年就發明莎草紙_風聞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在近代漢學家艾約瑟總結的“古代中國四大發明”裏，“造紙術”顯然是非常耀眼的一項。當然，也是被許多“海外學者”至今質疑極多的一項：在中國發明造紙術之前，古埃及人早已發明的“莎草紙”，“發明造紙術”這個“榮譽”，還能放在中國人頭上嗎？

這事兒，就得先瞧瞧，這在今天許多“歷史票友”間“圈粉”的“古埃及莎草紙”，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紙”。

莎草紙，起源於古埃及，今天已知的最早莎草紙文獻，來自於古埃及第五王朝（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350）的阿布塞神廟。確實比中國造紙術“早兩千多年”。而到了古埃及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年——公元前1788年）時，莎草紙已廣泛應用於古埃及人“通信”“抄寫文書”“禮讚神明”等書寫活動中。在“中國造紙術”出現的西漢年間，同時代的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從“種植莎草”“製造莎草紙”到“收購銷售莎草紙”，都形成了一整套制度，當時著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裏，也收藏着大量“莎草紙圖書”。

甚至，同樣是在中國兩漢同時期，“莎草紙”的影響力，也幾乎遍及整個西方世界。莎草紙被大量應用到古希臘、古羅馬等各個地區，幾乎風靡地中海沿岸。特別是在羅馬時代，以美國學者彼得洛斯基的形容説“從不列顛到兩河流域的廣袤土地上都使用紙莎草紙”。今天發現的“紙莎草紙文獻”，也包括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羅馬文、希臘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科普特文六種文字。以這個意義説，“莎草紙”不但是目前已知全世界最古老的“紙質書寫媒介”，更是古埃及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

那是不是説，作為“世界最早紙質書寫媒介”的莎草紙，可以從中國手中搶走“發明造紙術”的“榮耀”呢？當然不能，因為別看是“紙質書寫媒介”，但“莎草紙”哪怕比起漢代出現的“中國紙”，還是有本質不同。

中國的造紙術，今天公認起於西漢時期，而在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後，中國造紙的原料變成了更低廉的樹皮，工藝也更嚴格，需要“浸濕”“切碎”“蒸煮”“打漿”等11道工序。這樣的工藝流程，也與近現代造紙工業一脈相承——甘肅武威東漢墓葬裏出土的漢代“旱灘坡紙”，無論質地還是工藝，都與現代紙張十分近似。

那莎草紙呢？比起“漢朝紙”的嚴謹流程，莎草紙卻是把紙莎草外皮剝去切成薄片，然後經過浸泡敲打晾曬，變成長48釐米寬43釐米的莎草紙。整個過程可謂簡單粗暴，“漢代紙”製作工藝裏的幾個關鍵步驟，更是一樣都沒有。這樣造出來的“紙”，只能是“紙質書寫媒介”，距離真正的“紙”還差太遠。

所以，儘管莎草紙誕生後的幾千年裏，其製作工藝也一代代成熟進步，更一度風靡西方世界。但其缺點也顯而易見：一張“莎草紙”上能承載的字很少。且“莎草紙”的質地薄脆易碎，遇到潮濕天氣還容易發黴變質。外加看似“廉價”的莎草紙，原材料產地卻單一，其原料“紙莎草”只產在尼羅河流域。於是西羅馬帝國崩潰後，羊皮紙就逐漸在歐洲取代了莎草紙，阿拉伯帝國建立後，同時代的“唐朝紙”也傳遍中亞西亞各地，八世紀中葉，阿拉伯帝國更正式立法：“必須用紙（中國紙）來書寫”。

至此，風靡西方世界數百年的“莎草紙”，在亞歐各國都漸漸淡出。以阿拉伯典籍《書目大全》記載，哪怕在“莎草紙”的故鄉埃及，隨着“中國紙”的流行，當地居民也紛紛“填平用於種植紙莎草的池塘”，甚至“紙莎草種植和莎草紙生產都逐漸絕跡”，漸漸成了個“歷史名詞”。

而比起當年“莎草紙”風靡西方各國的歷史來，“中國造紙術”對於人類文明進程的影響，無疑更深遠。

其實，在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後，中國造紙術的發展，也並非原地踏步，相反歷朝歷代都發生變革。唐宋時代的紙張，特別是“高檔紙張”，價格其實還很昂貴，大文豪歐陽修都曾感嘆“學書費紙，尤勝飲酒費錢”。宋代官府的公文用紙，更是價格不菲，甚至還有人靠“賣官府廢紙”賺錢。比如宋代文化名人蘇舜欽與王象之，就都在“賣廢紙”這事兒上栽了跟頭，落得罷官甚至入獄。“賣廢紙”都後果嚴重，可見“紙”的價值。

而發展到明清年間時，隨着中國古代造紙技術的更加成熟，紙的成本也更“親民”：明清時代的中國造紙業，已經形成了多個產地，其浸解——洗滌——抄造——壓榨——焙乾的流程，幾乎與現代造紙產業無二。紙的產量質量空前提高，明朝萬曆年間，2000張“抬連紙”的價格，只相當於一匹麻布，五十張上好“大呈文紙”價格，也不過能換一斤香油。明清時代繁榮的市民文化，火熱的圖書出版，都以這“親民價”來助推。

而在中國造紙業不斷成熟的過程裏，這強大的技術，也不斷影響周邊列國。公元四世紀至八世紀，中國造紙技術源源不斷傳入日本朝鮮等國，成了“華夏文化圈”的重要紐帶。而在大洋彼岸，淘汰莎草紙後的歐洲，常年都只能用昂貴的羊皮紙來書寫，文化因此被少數人壟斷，卻也正是造紙術的傳入改變了以這一切——1150年，西班牙建起歐洲第一家造紙廠，16世紀中葉時，造紙廠已遍佈西歐全境。“文藝復興運動”才因此紅紅火火。

但那時的歐洲造紙技術，比起成熟期的明代造紙業，還是相當落後：歐洲人造出的“紙”，質地還非常粗硬，中國造紙工藝裏的“紙藥”“銅網抄紙”等環節，放在歐洲幾乎為零。至於造明代中國常見的大幅紙？對於當時歐洲人來説，更是天方夜譚。比如明清年間繪有花鳥圖案的巨型壁紙，當時就賣火歐洲各國，成為歐洲貴族家庭裏的昂貴裝飾品。

到了18世紀中葉，即“康乾盛世”時期的中國，已經漸漸走上閉關鎖國道路時，法國財政大臣杜爾果就給在華的歐洲傳教士“下任務”，要求學到中國造紙術的精髓。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裏，中國的“紙藥”“撈紙”等技術傳入歐洲，填補了歐洲造紙業長期以來的技術空白，“補足短板”的歐洲人，更憑着機器大工業的助力，形成了近代西方的造紙產業……

參考同時代，歐洲大陸“啓蒙運動”“工業革命”等變革，就知這看似低調的“造紙業變革”，有着怎樣的意義。瞭解這樣的意義，也就明白造紙業，這個在中國傳統典籍裏都很“非主流”的產業，會被西方漢學家們列入到“四大發明”裏。

回顧這一段歷史，其實並不是為了“莎草紙”與“中國紙”爭短長，卻是為那“核心技術強國”的硬道理，以及那個近代中國以百年彎路換來的真諦——封閉永遠不會帶來強大，唯有開闊的視野與積極的學習，才是真正的自強之路。

參考資料：孫寶國，郭丹彤《論莎草紙的興衰及歷史影響》、黃悦翎，匡導球《造紙術和活字印刷在歐洲的傳播及其影響》、劉仁慶《中國古代造紙史話》、魏華仙《宋代紙消費初探》《宋代四類物品的生產和消費研究》、吳孟雪《明清時期：歐洲人眼中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