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點兒啥】如果百香果女孩案不能判死刑，還要死刑幹什麼？_風聞

各位好，我是觀察者網的董佳寧。最近，“百香果女孩遇害案”有了新進展。此前廣西高院終審的結果是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引發了很大的爭議。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審查決定，指令廣西高院，另行組成合議庭對此案進行再審。我們今天就來講講這個案件，以及案件背後廢除死刑的問題。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案情。百香果女孩，名叫曉燕，出生在廣西欽州市靈山縣伯勞鎮平心村。她家多年都是低保貧困户，在村裏最後一批脱貧。2009年時，她的父親因拯救落水者而犧牲。這些年來，母親獨力撫養五個孩子，靠打零工、種地維持生計。

一家人住在土牆瓦房的老宅子裏，多數時候靠自家種的蔬菜自給自足。隨着國家扶貧力度的加大，他們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幾年前先是種起了百香果，後來在村裏危房改造的呼籲下，打算借錢蓋新房。

2018年10月4號，母親計劃去村委參加技能培訓，然後去十幾公里外的地方為建新房做準備，臨走前她安排曉燕和姐姐曉菲，摘一些百香果，到村裏的收購點售賣。姐妹倆來到田中，摘完果子後，姐姐要上個廁所，曉燕就一個人跑到了對面山頭的百香果售賣點，將剛才摘的果子賣了32元。

賣果子的地方離女孩家只有500多米，就在她回家的路上，同村一個29歲的男子楊光毅攔住了她，要對她施行暴行。期間她試圖反抗，併成功逃脱，但很快被男子抓回。男子將她掐暈後，帶到一個山坡上，刺傷了她的雙眼和喉嚨，然後實施強暴，女孩在此過程中死亡。之後，男子拿走了她身上的32元，將她裝進麻布袋裏，扔入一個水坑中浸泡，最後拋棄在一處山坡。

女孩失蹤後，家裏人發動全村人幫忙搜尋，只有楊光毅和他父母沒有參加。村裏有人懷疑和楊家的人有關，女孩的小舅陳天上門質詢，楊光毅的父親發誓賭咒不知情。警察一度將楊光毅帶走問話，後來又放了出來。兩天後，楊光毅才在父親的規勸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

2019年7月12日，案件一審法院欽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後認定，楊光毅的行為構成強姦罪，手段極其殘忍，情節極其惡劣，應從嚴懲處。雖然其是自首，可從輕或減輕處罰，但因其罪行極其嚴重，決定對其不予從輕處罰，判處楊光毅犯強姦罪，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受害家屬還提起了民事訴訟，法院判決楊光毅要賠償被害人家屬31萬，但因未能查到可供執行的財產，這條判決被終止執行。

一審判決下達之後，楊光毅不服判決，隨即上訴。2020年3月25日，二審法院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改判其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並對其限制減刑。根據判決書，二審法院認為他有自首情節，原判對其量刑不當，因此改判。

二審判決結果出來之後，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許多人認為這樣的判決不合理，女孩的家人也決定申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調卷審查。前幾天，11月11日，最高法指令廣西高院另行組成合議庭，對此案進行再審。這個指令言簡意賅，耐人尋味。事情發展到現在，並不能説楊光毅肯定會被改判死刑，案件還要再審，我們會繼續關注。

一審二審在犯罪事實、證據、定罪、適用法律、審判程序這些方面都沒有爭議，問題就出在自首上。一審二審都認定楊光毅有自首情節，但判決卻不同。

我國刑法規定，對於自首者，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個“可以”是一種傾向性意見，並不是“必須”、“應當”等原則性、強制性表述。一審認為楊光毅雖然是自首，但罪行惡劣，不減輕處罰，二審卻因為自首而進行了輕判，成為了輿論的風暴眼。

這個案子再次將廢除死刑，以及廢死派帶入公眾的視野。接下來，我們就講講我國廢死派的這些年。

我國的廢死派，大概出現在2000年前後，此後在許多成為輿論焦點的案件中，都能看見他們的身影。要想了解廢死派，就要先簡單回顧一下這些年轟動全國的一些案件。

2009年5月，瀋陽發生了小販殺城管案。夏俊峯和妻子在街頭違法擺攤，被瀋陽城管執法人員查處。在勤務室接受處罰期間，夏俊峯與執法人員發生打鬥，他刺死城管隊員兩人，重傷一人。11月15日，一審判決，夏俊峯構成故意殺人罪，被判死刑。2011年5月，終審法院遼寧高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10年，發生了轟動一時的藥家鑫案。當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樂學院大三的學生藥家鑫駕車撞傷行人後，下車對傷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在駕車逃逸過程中，再次撞傷行人。在該案中，一審宣判藥家鑫犯故意殺人罪，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二審維持了死刑判決。

2013年4月1日，復旦投毒案，復旦大學醫學院研究生林森浩對室友黃洋不滿，在宿舍飲水機中投入毒物，黃洋飲用後救治無效死亡。第二年，一審宣判，林森浩被判處死刑。2015年，上海高院二審維持原判。

復旦投毒案將另一起發生在大學宿舍的案件帶回公眾視野，那就是2004年的馬加爵案。2004年，雲南大學學生馬加爵因打牌和室友起了矛盾，購置、改裝了美工錘，經過周密策劃與準備，在三個晚上殺死四人，畏罪潛逃。2004年4月，昆明中院一審判處馬加爵死刑，2004年6月，雲南高院裁定核准了馬加爵的死刑判決。

以上幾個都是國內輿論上最受關注的刑事案件，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案情大多手法殘忍，情節嚴重。如果從這些案件本身出發，從法理上來看，案件的判決都是較為合理的。

在這些案件發生後和審判過程中，都出現了很多“廢死”的言論。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利用媒體及公共人物塑造輿論。一個基本邏輯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一方面他們會搬出受害者有罪論，認為一個巴掌拍不響，受害者也應對案件的發生負一定的責任，甚至將受害者污名化，激起大眾的義憤心理，為犯罪者的罪行尋找道義上的合理性。

在馬加爵案中，他們會説幾個被害的室友常年欺負、排擠馬加爵；在夏俊峯案中，他們會渲染城管追殺小販；在復旦投毒案中，他們會強調被害者黃洋看不上林森浩，平日時常會調侃、嘲弄他。

他們故意忽視了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就算這些受害者有罪，他們的罪過也不能由私刑清算，也不能由馬加爵、林森浩等人宣判。早在兩千多年前，劉邦的約法三章中就有一條，殺人者死，早在漢朝時，復仇就已經喪失合法性。

另一方面就是人設構建，他們會用生動的文學語言，講述殺人者的性格品質、生活故事，給殺人者們貼上弱勢羣體的標籤，打造起苦出身的悲情人設。馬加爵家境貧寒，因此被室友們看不起、排擠；藥家鑫從小被父母嚴格管制，缺乏心理撫養，捅八刀是多年被強迫彈鋼琴的替代行為；夏俊峯下崗多年，有個愛畫畫的兒子，靠擺攤才能維持全家生計；林森浩家境不好，內向孤僻等。

無論是在哪個方面，在這個過程中，用法學學者陳柏峯的話來説就是，形象塑造勝於嚴謹論述，情感宣泄大於理性分析，敍事策略多於理性訴求。他們用這樣的敍事手法，塑造形象，微言大義。充當輿論視野中的“辯方律師”，將單個、具體的案件發展為單個、具體的人是否應當免死，進而將案件與廢除死刑聯繫在一起，不遺餘力地宣傳廢除死刑。

他們講的大多都是事實，是第一手的，卻都是精心選擇過的。這裏往往充滿着似是而非，答非所問。他們無需撒謊，因為這些報道已很有感染力。只有到了無論如何也事實不起來的時候，才會製造一些和事實無關，但看上去很像事實的謠言，以達到更好的節目效果。

比如在馬加爵案中，為了凸顯馬加爵弱勢羣體的形象，當時的很多信息，都説他家境貧寒，被四個室友看不起。還加上了許多諸如“室友經常指使他去食堂打飯”，“室友冬天在他的被子上小便”的細節。

多年之後，人們才發現，許多信息根本不成立，四名受害者都是貧困家庭出身，而馬加爵在2003年就買了電腦，相對來説家庭條件更好；馬加爵也親口承認，第一個被害者和最後一個被害者是因為礙事才被殺，他真正想殺害的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人還是他大學裏最好的朋友，兩人平日關係不錯，只因打牌時起了口角才埋下禍根。“冬天小便”為代表的欺凌説更是無稽之談。

另一層面，某些媒體與“公共知識分子”的結合，是廢死派經典的交叉打法。媒體有影響力，公共知識分子有權威性，兩者各取所需，配合默契，讓上述的這一套體系既有媒體人性化、人文主義的感性敍事，又有學者理性、客觀、專業的法理視角。

有一位資深律師，還曾經是全國人大代表，多年來一直是堅定的廢死派，多次發表言論，或是直抒胸臆，為廢除死刑站台背書，或是旁敲側擊，讚揚外國為廢死做出貢獻的法律人。2015年6月18日，社交媒體上盛傳一條措辭嚴厲的消息，“建議國家改變販賣兒童的法律條款，拐賣兒童判死刑！買孩子的判無期！”許多人紛紛轉發，配上“我是來自xx地方的承諾者，支持人販子死刑！”的文字。這本來是一場民眾訴求的表達，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位多年力挺廢死的律師也參與了轉發，支持對人販子採取死刑，對着廢死派的face就是一拳。

説完了廢死派這些年的行動，讓我們回到百香果女孩被害案上，二審結果出來之後，網上有人説廣西高院近幾年很少判死刑，雖然不明着説廢死，但已經走在了司法實踐的前沿。

這時廢死派還搬出一個重要的論點：廢除死刑是文明的象徵，是人類的歷史趨勢，符合“國際潮流”。這一點挪威深表贊同，早在1902年，他們就在《一般公民刑法典》中，廢除了死刑，並規定最高刑期“特別規定的情形下，不得超過21年”。

2011年7月22日，挪威發生了一起反人類的屠殺事件，一名叫安德斯·佈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男子，先是在奧斯陸政府辦公區安放炸彈，炸死8人，然後前往附近的於特島（Utøya），開槍殺害了69人，其中多是青少年。這兩次事情共計造成了77人死亡，96人受傷，被挪威首相稱為“國家災難”。

最終，佈雷維克被判處21年監禁。挪威雖然廢除了死刑，但佈雷維克自己沒有廢除死刑，做為一個極端右翼分子，納粹主義者，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他認為，不少歐洲政要，比如英國查爾斯王子，前首相布朗，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前總統薩科齊等都是“A級叛徒”，應該被“執行死刑”。他自詡是聖殿騎士，是十字軍的後裔，理想是在維也納戰役400週年紀念時，即2083年，將所有的穆斯林趕出歐洲。

挪威一向是一個重視人權的國家，特別是罪犯的，挪威的監獄光線明亮，環境優雅，設施齊備，管理寬鬆。哈爾登監獄被稱為“天堂監獄”、“五星級監獄”，住過的人都説好。

佈雷維克住的地方也不錯，而且他還很擅長自己動手，改善條件。入獄後不久，他就寫了一封27頁的投訴信，控訴監獄警衞太多，經常搜身，居住條件不夠好，侵害了他的人權。2014年他還絕食抗議，要求監獄滿足他的一系列要求，包括升級遊戲機、增加補貼等，聲稱這符合歐洲的人權法案。

2015年，佈雷維克被挪威最好的大學，奧斯陸大學錄取。奧斯陸大學特意強調，這個錄取是公平對待；2016年，他又起訴挪威政府，還是老一套，監獄環境惡劣，説自己遭到了“不人道、羞辱和懲罰性”對待。法官在判決書中説，不受非人道對待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也適用於“恐怖分子和殺人犯”，判他勝訴。他高興之餘，還不忘在法庭上行納粹禮。

佈雷維克重新定義了監獄，挪威重新定義了人權和公平，前者在獄中打着遊戲唱着歌，後者立起了人權的貞潔牌坊，皆大歡喜，只有77個死難者的墓碑沉默無言，這才是真正的魔幻現實主義，賽博朋克2083。

近些年來，我國對待死刑的態度一直是慎之又慎的，少殺、慎殺，這是一種合理的態度，但現階段，想要在我國廢除死刑，並不可行。

首先，廢死派一個觀點是，廢除死刑是文明的象徵，是進步的象徵。意大利有一位法學家，貝卡利亞（Beccaria），他是著名的刑法理論奠基人，也是最早主張廢除死刑的人。他有一句話被廣泛傳播：“在一個組織優良的社會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在這樣觀點的感召下，許多國家都將死刑視為文明、人道的標誌，彷彿死刑一廢除，自己就是一個有人權、文明、組織優良的國家了。

是否廢除死刑，要結合每個國家的自身情況。如果脱離實際情況，罔顧民眾的意見，是不應該的。我國考慮廢除死刑問題，不應該唯外國，唯權威法學家，而應該唯實。

其次，一些人重紙面上的法理，輕民眾的聲音與“天理人情”，總是説“廢除死刑是歷史潮流”。但如果説，廢除死刑是歷史潮流，為什麼老百姓看到的就不是歷史潮流？法律必須建立在道德共識的基礎上，道德共識形成於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隱藏在民意中間，法學家和司法系統應當從複雜的社會現實，與紛繁的輿論中看到真實的民意，思考民眾情緒背後所藴含的生活態度和倫理意識。而不是簡單地將沸騰的民意貼上“憤民”、“暴戾”、“狂歡”的標籤。

第三點，我國死刑的判決，其實有一些人性化的設置。比如當罪犯是孕婦、處於哺乳期的女性時，符合法定從輕情節，都不會被立即執行死刑。

第四點，我們容易受到一些律政劇的影響，像是《傲骨賢妻》，日劇《Legal High》，還有TVB的經典劇集，認為訴訟輸贏的關鍵，取決於精彩的法庭辯論，取決於辯方律師能否講出一個好故事，感染聽眾。但實際上，對於法官來説，最重要的還是案件的基本事實，以及事實背後透出來的是非對錯。而這些是非判斷的影響因素，除了法律，還有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因素，比如各種社會規範。

回顧之前其他的焦點案件，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百香果女孩案件中的許多討論，比如廢死問題，比如民意干預司法問題，此前在社會上曾反覆出現。雖然時代在不斷變化，但“天理人情”、民眾的樸素正義觀念始終沒有改變。很多焦點案件中，來自民眾的輿論成為廢死派無法逾越的阻礙。

佈雷維克的案子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剛開始看到傷亡數字的時候，你會感到震驚、憤怒，接着瞭解，你又會覺得荒謬、怪誕、不可思議，這是一個不好笑的黑色幽默，77個無辜的生命逝去，而反人類的殺人者卻好端端地活着，繼續傳播納粹思想，抱怨人權被侵犯。這個事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洋溢着對“人權”、“生命權”最惡毒的嘲笑。

廢除死刑在理論上是否正當，這是一回事，在現實中是否可行，是另一回事。這些都可以留給相關的專家和學者去討論，但至少就現階段而言，我國的司法實踐中的一個趨勢已經是少殺慎殺，這是可以的。但該判死刑的時候不判，也同樣是不可取的。

我覺得總宣傳“廢除死刑”的人可以考慮以下幾個問題：有的人總説要“廢死”，可是碰到拐賣婦女兒童案件時又要求死刑，這是為什麼？什麼是“國際潮流”，為什麼所謂的“國際潮流”我們就必須遵循，不遵循就是“落後”，“愚昧”？佈雷維克不就是典型的“國際潮流”的產物嗎？不能剝奪罪犯的生命權，那死在佈雷維克槍下的人，就該被剝奪嗎？如果被殘殺、虐殺的是自己的孩子，設身處地地想想，會有什麼樣的結論？

“廢除死刑”是一個很大的命題，長期以來都是國內外法學界、社會各界爭論的焦點，很多東西我們難以在一期中講完，本期也只是在整理了一些法學家觀點的基礎上，談了談我國這些年的廢死派，歡迎大家一起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