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科學精英們開始談錢_風聞

人物已認證的官方帳號275 人贊同了該文章傳聞北京大學科研大樓內，人民日報資深記者趙永新和王曉東院士前不久在這裏有一場採訪對談，他們聊起一些年輕科學家們靠評獎拿錢，趙永新打趣説大科學家談錢不好，太俗氣。

王曉東院士問了一句：「科學家也是人，不談錢怎麼生活？」

**文｜**藍字計劃

從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縣的天文小鎮出發，半個小時車程才到得了FAST「中國天眼」基地。

基地四周荒無人煙，連手機信號也被嚴格屏蔽——人類攜帶電子設備會干擾接受宇宙微弱信號。

一羣年輕科學家被告知:「不許攜帶任何有通訊功能的電子設備，即使拍照的數碼相機也不行」，只能步行走到基地中心。

當年「天眼之父」南仁東選址此處，就是因為足夠荒蠻、遠離居民區。12年時間，遷走周邊居民、建設基地，形成方圓5公里的「靜默區」，聽宇宙深空動靜。

天眼運轉，那口聯繫着邊框以及2000多個天坑地表面上的小電機，處於整個基地最核心的天線鍋，就會在激光定位系統校準之下變形，尋找起來自宇宙的訊息。

2017年，中科院國家天文台對外公佈：FAST首次發現脈衝星。截至今年11月， 「中國天眼」 共發現脈衝星240顆，而且科研團隊通過這顆「眼睛」，首次追蹤到快速射電暴與磁星間聯繫。

中國天眼

累累戰果，來之不易。

比如「中國天眼」最關鍵的一環，索網的建設問題，就用了四年時間不斷論證，時年66歲的「天眼之父」南仁東，帶領科學家團隊尋訪全球，70歲那年才通過3000多次樣品自主科研後成功，使「中國天眼」工程避免採用造價高達6億多元的日本碳纖維拉索，為國家節約至少4.8億元成本。

這門獨特的索網技術研究成果，對中國索結構工程領域的研發及製造能力起到了巨大的提升作用，先後在開原市濱水新城2號橋、新疆伊犁皮裏青河橋、印度STARBAZZR斜拉橋等工程上得到應用。

材料科學、工程力學，這些最基礎學科的一點突破，傳導到整個社會領域，就是一場掀起狂風的蝴蝶效應。

科學界「丐幫」拍桌子討錢

南仁東的科研團隊素有「丐幫」稱號，1999年得到國家知識創新體系支持，FAST被遴選為首批重大項目之前，FAST創始團隊由於沒有經費，一直在靠各方接濟過活。

FAST項目籌備之初，聽説貴州喀斯特窪地多，能選出性價比最高的「天眼」台址，南仁東坐了50個小時綠皮車趕到貴州。

那時候，項目組有了，立項還沒過，錢款更是沒有着落，他拄着路邊撿來的竹竿翻山越嶺，幾乎踏遍貴州大山裏所有窪地，用12年時間找到這個四面環山的大圓坑。

中國科學院2006年的院長會議上，南仁東拍了桌子，説別人搞大科學工程研究預算上千萬、上億，怎麼到他們這除了二十來個院校的人以外，別的什麼都沒有？

南仁東的身體其實已經吃不消了，他和團隊成員一樣過集體生活，住板房、吃食堂。直到有幾次半路上肺痛難忍，才勉為其難去醫院開點藥，拿了藥就走，堅決不檢查，生怕查出病情嚴重，會停止項目，也沒錢能燒。

2007年以前，作為科學家的南仁東還會參與社會活動、去北京大學講課、參與評審會、週末在辦公室畫油畫，後來這些都沒了，科學家很多時候不配像正常人那樣生活。

南仁東2017年9月15日，南仁東因肺癌惡化於美國逝世。他死後，噩耗令中國民眾痛惜扼腕，並引發關於「科學家為何還不如小網紅活得好」的激烈討論。

南仁東這種科學家，為何還沒有小網紅生活過得瀟灑？國家天文台前台長嚴俊一句話道出真相：「天眼建設經費十幾億元，但是沒有一分錢人員經費。」

南仁東逝世幾個月後，2018年5月，在騰訊集團總部大樓38樓，著名生物學家饒毅，和馬化騰一起吃了頓晚飯。

吃飯的時候，他們先談了會兒時事，那時中興公司剛剛陷入風波之中，中美貿易戰已經開始短兵相接，科技戰也開始顯現端倪。

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潘建偉院士在5月的全國政協「創新驅動發展」專題協商會上所説，某些產品被「卡脖子」只是直接表現，更深層次的根源，「是我們在創新的環境和機制上被卡住了脖子，影響了創新能力」。

兩個小時的交流之後，饒毅和馬化騰達成共識：支持中國基礎科學研究工作迫在眉睫。

基礎科學研究的困境眾所周知。不但需要人才儲備，還需要有充分的科研環境和實驗條件，無論放在哪個國度，基礎科學研究的成熟都與自身國力有着緊密關係。

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老一輩科學家們艱苦奮鬥的故事，激勵着每一箇中國人前赴後繼。

但是做科學研究，註定承受艱苦生活的宿命嗎？

科學家們深有感觸，他們看到身邊許多有抱負、有前景的科學家，過着相對清苦的生活，被世俗生活磨平稜角，甚至有些前途無量的好苗子因此流失。

畢竟，科學家也要買房穿衣請人吃飯，這些都得花錢。

説者有心，聽者有意，馬化騰還是那句口頭禪：「這件事情，我來想一想。」

中國科學家的房貸困境

飯局一結束，騰訊牽頭的籌備團隊就包下一間大廳，開始和科學家們評估：當下中國年輕科研工作者究竟會為多少錢頭疼？

一輪訪談過後的結果讓人大吃一驚，調研發現很多搞科研的青年科研人都吐槽——「買不起房」。

事隔兩個月後，騰訊擬設獎獎勵資助中國年輕科學家的座談會上，來自浙江大學的80後教授王立銘，帶着他前一天從身邊11位相熟青年科學家那裏蒐集到的答案，激起了一場議論。

王立銘通過自己的小調查，發現中國青年科學家的痛點並非缺少研究經費，據其採訪的相關科學家提供數據和情況顯示，目前國家對科研經費扶持已有了長足進步：「（受訪青年科學家）五年內基本上可以拿到 1000 萬左右的經費，支持他們做前沿的冒險研究」。

但科研經費解決了，青年科學家們的生活卻舉步維艱。

「非常真實的痛點是一線城市導致的安家壓力」，王立銘教授把受訪青年科學家每個人付了多少首付，拿到多少安家費等數據放到一起，進行了統計，發現平均缺口大概在 200 萬元左右，尤其這三五年的房價暴漲，缺口將更加大。

王立銘形容經濟壓力和生活壓力，本身跟科學研究是有矛盾的，比如「你每天走進實驗室，腦子裏還在想這個月房貸怎麼還？小孩該去哪裏上小學？這個本質上是無法甩開負擔去做前沿的、冒險的研究的」。

金字塔頂端的科學精英們，首先他們也是人，喊窮並非空穴來風。

2018年，國家統計局發佈「2018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數據，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行業人員的平均工資在排名中位列第三，為123343元。

同一年，中科協發佈《第四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指出科研人員收入增加但收入滿意度持續下降，33.5%的科技工作者認為自身壓力主要來源於經濟收入。

和這個社會里其他行業一樣，科研工作者的收入高低，也被身份、專業、學校、地域劃分出鮮明的等級。

有調研數據顯示：碩士生的補助在幾百塊到千餘出頭，與學費相比杯水車薪；博士生的收入在1000~5000元之間，福利獎金並非各校皆有；青年教師的底薪總體不高，工資在3000~7000元之間，其他績效福利收入因校而異。

收入雖然不多，但工作量不少。工作強度，堪比農民工。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參與的《青年科研人員職業發展現狀調查》，只有12.84%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每週工作時間不多於40小時，符合《勞動法》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規定，有58.39%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平均每週工作時間超過50小時。

同年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外出農民工日從業時間平均為8.7個小時，而這些農民工們的平均收入，是3359元，和一個沒有福利獎金的博士生差不多。

青年科學家，想在一線城市買房，很不容易。

2019年，北京大學的青年科學家劉穎在第一屆科學探索獎頒獎現場，被記者問及拿到共計300萬獎金打算怎麼使用？

這位心直口快的陝西姑娘想了一下，最後還是説：「可能先還房貸吧」。

劉穎（左）

50位中國青年科學家、每人300萬元人民幣獎金、分5年獎予、每年60萬額度、税費由騰訊基金會承擔。

有科學探索獎籌建知情人透露，最初考慮獎金額度和分配形式，確實有參照早期調研中，青年科學家們關於「房貸」成本負擔的因素：「每年60萬元人民幣的獎金，我們認為能夠大大減輕科學家們的生活負擔」。

房子，是所有人都關心的問題，不管在科學探索獎現場，還是私下裏朋友聚會，劉穎經常會聽到青年科學家們討論哪哪的房價又漲了，誰家還有多少年的房貸需要還。

但一旦面對外界，中國科學界長久以來，又是恥於談錢的。

傳聞北京大學科研大樓內，人民日報資深記者趙永新和王曉東院士前不久在這裏有一場採訪對談，他們聊起一些年輕科學家們靠評獎拿錢，趙永新打趣説大科學家談錢不好，太俗氣。

王曉東院士問了一句：「科學家也是人，不談錢怎麼生活？」

中國基礎科學研究背後，工作和生活的困境，隨着時代發展和改革推進愈演愈烈。

生活的巨大壓力，科研人舉步維艱，無形中催促他們不得不追逐「更現實」的路。

科學界為何留不住青年人？

就在最近，一個劉穎認為非常有科研潛力的學生，決定畢業後從事其他工作。

聽到這個消息，劉穎很震驚，她記得這個學生才來的時候，曾經説過自己最大的興趣就是搞科研，也確實有做科研的能力和靈氣。在劉穎一再追問之下，學生才説出為什麼會突然做出這個決定——她接近30了，家裏擔心她做科研沒前途，還找不到男朋友。

學生問劉穎，會不會覺得失望，劉穎説自己失不失望無所謂，「但是這是自己的人生，你得想清楚」。

好苗子留不住，是許多科研機構共同的痛，一位獲獎人曾經粗略估算過：執教近十年以來，自己實驗室裏那些有潛力，也有科學思維的學生，最後還留在科研行業的不過一半。

一個客觀問題是，國內做科研的職位總數有限，培養出來的博士們本身也只有一部分能夠進入這個系統內。另一個問題是，即使進入科研行業，上升也很困難，需要做很多年的博士後，要有很好的論文。

即使能在資歷和成果上熬出頭，和任何行業一樣，科研界的注意力和資源也富集在頭部，拿到大項目的總是那幾個人，馬太效應之下，強者恆強。

這一點，無論國內國外都是一樣的，所以儘快發論文、獲取影響力，成了很多科學家們不得不去做的事。 他們往往是從國外學成歸來，滿腦子關於科研的奇思妙想，摩拳擦掌要去做學術新大陸的哥倫布。但很快被潑了冷水，全球通用的實用主義路徑是：先規規矩矩跟熱點，等站穩腳跟和學校簽了長期合同，再去做喜歡的事也不遲。無論國內外，熱門項目總是更吃香，論文容易過，經費也好批。

研究環境中超細顆粒物的劉倩也想過一樣的問題，為了保證課題能夠順利開展，他不得不花大量時間和精力申報各類項目，才能踏踏實實地做感興趣的研究。

劉倩是個理想的現實主義者。他按照難易程度，鼓勵每個學生都同時開展多個具有不同難度的研究項目。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才能保證這些年輕的研究生們在面對科研工作的艱辛時，也能不斷品嚐到成功的小喜悦，從而保持住積極陽光的心態。

他最近在做環境污染和腫瘤發病相關性的研究項目，和多個醫院開展合作。「學生跟着我一起往坑裏跳，大家一起往上爬，希望有朝一日能帶着挖到的寶石爬上來」。

以前，每次看到外地同學們的「豪宅」，劉倩都忍不住豔羨一番，自從有了孩子，五口人的「蝸居」倒也練就了一番輾轉騰挪的本領。有了這三百萬獎金，北京的房價也似乎顯得不那麼高不可攀了，他開着玩笑，説要是「獎金可以一次性給就好了」，可以讓孩子們更早地擁有一點自己的空間。

經費改革解放科學生產力

事情正在發生改變，尤其清北這兩所國內科研院所領頭羊身上，這種變化尤為明顯。

高校體制改革初現端倪，對科研人員的評價體系開始發生改變，2018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高校教師、科研人員的考評方式要由單一標準向分類考核過渡，擴大高校院所自主權，扭轉行政化趨勢。

與此同時，隨着各大高校改革的深入，科研經費下發與使用路徑也越發靈活。

以清華一位獲獎人所在的實驗室為例，在一頭扎進冷門領域以後，他想象中的經費困難並沒有到來，作為國內最頂尖的科研院校，清華有聯合中心機制，會按期下撥研究經費，只要支出符合財務規定，並不會過多限制具體的研究課題。

在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同樣年輕的劉倩則成功地用同位素指紋方法，來追蹤環境和人體中超細顆粒物的來源，相關的研究成果被國際同行們讚譽為「里程碑式的研究」。

這是個很前沿的問題，更和國民健康直接相關，從呼吸系統和心腦血管疾病，到老年痴呆症等神經退行性疾病，再到不良妊娠這類社會廣泛關注的疾病，誘因都可能和超細顆粒物污染有關。

而劉倩用同位素指紋分析的方法，可以準確追蹤人體內污染物的來龍去脈，從而有望打破目前在研究環境污染和健康問題時的千頭萬緒一團亂麻的現狀，讓污染治理更加精準高效。

劉倩把身邊那些能抵住物質誘惑的一心追求學術的青年科學家同行稱作「四有青年」：有理想、有情懷、有壓力、有煩惱，但沒有人必須成為餓着肚子的「四有青年」。

飛漲的商業現金+股權獎勵

國家科研經費護佑吃飽了飯的中國青年科學家們，商業獎勵反哺則讓科學家們奔小康。

2019年，財政部修改了《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將國內科研院所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再提速提上議事日程。

這一次修改，最鮮明的變化是「放權」：國家設立的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對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決定轉讓、許可或者作價投資，並簡化科技成果轉化中的資產評估程序。

另一個關鍵點是，財政部對轉化成果的歸屬作出了明確規定，所有收入全部留歸科技成果持有單位。

科研工作者們亟需外力介入解決的問題，國家層面已經出手。相關政策法規逐步完善，專業服務機構與專業人才進入科研項目後續轉化過程，新的評價體系也開始形成。

財政部新規出台前，科研人員職稱評審、項目申請時很少考慮科技成果轉化成效，還是老一套以完成項目、發表論文等指標為主，科技成果都留在實驗室裏。

受到這種風氣影響，國內3200家高校院所中，僅有9.5%的科研單位設立了專門的技術轉移機構，一年後，這個數字漲到了21.5%。一起飛漲的，還有科研人員獲得的現金和股權獎勵，總計67.6億元，同比增長44.9%。

科學探索獎專家評審規則，更多看重「探索」，而不侷限於表彰過往

在提倡成果轉化，鼓勵商業手段介入科研事業的背景下，無數企業聞風而動，阿里推出達摩院，百度有百度研究院，華為有「諾亞方舟」，而騰訊，除了AI Lab，還推出了科學探索獎。

拿到科學探索獎第一筆獎金以後，清華大學的王書肖終於換了車。

她家裏那輛2005年買的標緻已經老態龍鍾，窗子經常搖下了就升不上去，只能打開車門交停車費。直到去年得了科學探索獎，才和家人商量，買了輛緊湊型的沃爾沃SUV。

從1998年到清華讀博時開始，王書肖就一直從事大氣污染源方面的研究，為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決策提供科技支撐。

她是典型的田野型學者，拋開每天在教室和實驗室裏的時間不講，單是帶着學生全國各地考察煤礦，確定污染源和污染物使用情況，就已經花費了好幾年。做完污染物來源的數據庫，又要馬不停蹄研究治理方案，還要兼顧日常教學，每天忙得連軸轉。

申請科學探索獎的時候，王書肖就想做點自己一直想做但沒做成的事情，「大氣污染和氣候變化的協同應對」，是躍入她腦海的第一個想法。

在大氣污染方面做了20多年的研究，這是王書肖最熟悉的領域，多數工作得心應手。而氣候變化對於她則是相對陌生的方向，要做出成果並不容易。科學探索獎的支持給了她莫大的勇氣，「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勵，給了我走出科研舒適區的底氣和勇氣」。

在科學探索獎的支持下，王書肖和她的團隊首次實現了綜合氣候評估模型與「自下而上」排放清單在50多個行業技術層面的耦合對接，並在《美國科學院院刊》發表研究長文，揭示了中國空氣質量改善舉措對持續推動低碳能源政策實施和温室氣體減排的重要作用，量化了低碳能源政策對改善空氣質量與減緩氣候變化的巨大協同效益。「如果沒這個獎，這個工作我們也會做，但不會那麼快。」

第一屆科學探索獎現場，楊振寧深情回憶起他年輕時做科研吃盡了苦頭，真情實意，感人至深這段日子，她又在帶着學生天南海北地跑，研究家用清潔能源替代對空氣污染情況的影響。她發現，在浙江衢州等地，人們抗拒煤改氣是因為迷信煤炭做飯更香，而山西臨汾等地的農村地區，則是家庭收入越低，煤改氣改電的經濟負擔越重，越不願意用。

這讓她意識到，要解決環境問題，科研是必不可缺的手段，但也只是手段之一，經濟、政策、文化，整個社會都需要一起發力。她做了一個空氣效益目的達標與成本控制系統的App，放到網上免費面向大眾下載。

這個App依然沒有商業化，王書肖擔心做運營需要很多精力，不能繼續研究，她説要把項目真的形成類似智慧城市一樣的產業，除非有商業公司介入運營，不然她「做不了這些事」。

不忌諱談錢是一種科學福氣

今年，所有人都很難熬，科學家也不例外。

劉穎原本和國外學者談好了合作項目，還受邀安排了幾個美國科研機構的訪問報告，全都半途中止。更麻煩的問題是，她所從事的生命科學研究對實驗設備和試劑的要求十分嚴苛，但大多數高精尖的設備和材料，還是被捏在外國企業手裏——到目前為止，世界前五十的科學儀器公司，沒有一家來自中國。

儘管中國的科學儀器行業已經卯足勁，在政府力量和資本共同推動下狂奔，技術進步和產品迭代一年一個樣，但差距依然存在。因為起步晚，中國企業大多隻能跟跑，因為專利限制仰人鼻息。

如果貿易封鎖進一步加劇，劉穎實驗室裏需要的設備和材料難免會受到影響，只能再花時間，想辦法在國內尋找替代品，甚至有些材料要自己想辦法制備，這部分的花費肯定會提高不少。

基礎科學發展緩慢，我們被卡住脖子的，不止華為手機上那塊麒麟芯片。

緩慢是有原因的。

兩彈一星的年代，我們需要軍事實力來穩定國際地位。而到現在，研究力量是夠了，又被熱門研究、商業運用分流大半。

基礎科學研究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商業邏輯，需要投入更多人力、時間、經費，成果又很難直接轉化為直觀的技術和產品，但基礎科學要發展起來，必然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這是一個必須被打破的悖論。

誠然政府已經在不斷加大對科研工作的重視和投資力度，但社會力量的介入，作為一種更靈活的補充，依然必要。

用一位獲獎人的話來講，就是希望企業們可以「把獎頒給那些不想得獎的人。」

這些人在未知的領域裏摸索，發現同位素測量細小顆粒物的方式、探究細胞最底層衰老和死亡的秘密、為了確認污染源尋找系統性的治理方案東奔西走…

回看人類科學史，應用和基礎從來不是對立的概念，而由企業牽頭，基礎科學研究者們參與的科學探索獎，無疑是這種交匯最好的註腳。

「一個香蕉皮剛剝下來的時候是黃色，時間長就變成了黑色，怎麼才能教會我的人工智能，這都是香蕉皮？」中國科學院廣州能源研究所研究員袁浩然百思不得其解，他同時也是2019年「科學探索獎」能源環保領域獲獎人。

在「中國天眼」基地跨學科交流現場，騰訊AI Lab計算機視覺中心總監劉威給袁浩然提出解決思路：「最簡單的想法，是給AI看1000個黃色的香蕉皮和1000個黑色的香蕉皮，那麼AI就認識了香蕉皮的數據分佈，但接下來蘋果皮、橘子皮怎麼辦呢？可行的思路是提供給AI更多數據與更多知識，教會它果皮是會爛的。」

同是2019年「科學探索獎」信息電子領域獲獎人的山世光試圖給出解決之道，他以自動駕駛的實驗經驗打比方：現在的方法是先用計算機模擬一個街道，隨便讓車撞，就像是打遊戲一樣，生成非常多的模擬數據，然後和真實採集的數據比較，進行調優，再拿去給人工智能學習。

也就是説，得有海量的香蕉給到機器學習，這正是山世光做研究時的一大困擾：訓練人工智能需要大量採集數據，而採集數據成本極高。

即使科學家們覺得難以啓齒，但錢始終是貫穿科學研究的重要因素，不僅現場討論的人工智能訓練需要成本，放眼到更廣闊的層面，整個國家，甚至整個人類的基礎科學發展，都一樣離不開錢。

於是現在，馬化騰給出了他的辦法：讓一部分中國青年科學家先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