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王飛，在這裏給大家講幾位蒙冤者的故事_風聞

來源：一席

王飛，律師。  

在司法的謬誤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我們參與平反冤案，看似是解決陳年舊案，實際上是面向未來的工作。我們是為了整個社會，包括你我這種普通人，讓每一個尚未面對的人免於這種遭遇。

蒙冤者    

2020.10.24 北京

大家好，我叫王飛，一名刑事律師。

在這裏跟大家講幾位蒙冤者的故事，這是一個並不輕鬆的話題。

****張玉環：1  99      3-2020    

2020年的8月份，一名男子在結束了27年的監禁後被無罪釋放，他叫張玉環，是我的當事人。

26歲進去，53歲出來，人生的美好年華都在看守所和監獄度過，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呢？時間要回到1993年。

1993年的10月25日，江西南昌市進賢縣張家村一個叫下馬塘的水庫裏面，發現了兩名男童的屍體，一個6歲，一個4歲。

最初懷疑他們是溺亡，後來村裏的醫生看到那個大的孩子嘴角有勒痕，小的孩子脖子上有掐痕，就建議家屬報案。兩天之後，也就是10月27日，張玉環被帶走，他被鎖定為殺人兇手，從此就沒有再回來。

判決認定的事實是什麼呢？判決認定1993年的10月24日，也就是27年前的今天，張玉環幹完農活回到家，看到兩個小孩在扒他家屋檐下的土，他很生氣，就打了那個6歲的男孩。男孩把他的手抓傷了，他就更加生氣，把小孩拖到卧室裏邊，用繩子勒死了。殺死6歲的孩子以後，看到4歲的男孩還在他家的客廳裏面玩，也殺了這個4歲的孩子。

這是判決認定的事實，但是在法庭上張玉環並不認罪，他説在案發當天根本就沒有見到這兩個小孩，他的口供是被刑訊逼供的。

儘管沒有任何的客觀證據指向張玉環殺人，也沒有目擊證人，但在8年以後，經歷了一次發回重審，張玉環仍然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了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被送到南昌監獄去執行了。

2017年的1月份，張玉環的家人通過江西的一個記者找到了我，給我發來了這個案件的裁判文書，還有張玉環和他的家人在這二十幾年間寫的大量的申冤信。

我看了裁判文書以後有幾個基本的疑問，第一個疑問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案件，為什麼審理了8年？這是嚴重超越了審判期限的。

第二個疑問是，對未成年人的侵害，而且是對兩名孩子的侵害，即便按照我們今天的法律，他仍然有可能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但是從一開始法院就判張玉環死緩，沒有判死刑。

帶着這樣的疑問，我去監獄裏見了張玉環。他當時很激動，我問他，你到底有沒有殺人？你跟我説實話。

當時還是2017年，張玉環説，律師你相信我，我從24年前就説這人不是我殺的。他們六天六夜不讓我睡覺，打我，還牽來兩隻狼狗來撕咬我的下體。他們最後甚至威脅我，如果不承認這孩子是我殺的，就把我的妻子也抓過來，我是在這樣的無奈之下承認殺人的。

聽了他的講述，我認為他是值得信任的，但僅憑當事人的講述顯然不夠。我們代理冤案，既要保證一個無辜的人不受冤枉，同時也要保證我們不會救出一個真正的殺人犯。

我們去了張玉環在張家村的老家，這是2017年的7月份，我和另外一名律師在張玉環家的老房子。

這個房子已經很破舊了，一直保持着二十幾年前的原貌，房間裏面雜草叢生。房子的位置就在馬路邊，是當年他們村出去的一個主幹道，距離非常近，只有十幾米。

這個所謂的殺人的房間正對着馬路，當年房間的窗户沒有窗簾，甚至沒有玻璃。在這樣的一個房間去殺人，我認為非常可疑。而且，判決書上殺人的時間是中午11點多，是人的活動非常頻繁的時間，這不是一個正常人會做出的事情。

我們訪問了當年的村幹部，在小孩失蹤的那天晚上，張玉環一起去尋找了這個小孩。10月25日小孩從水塘裏面被打撈出來以後，那個年代很多人喜歡看熱鬧，張玉環也去現場看了。

我也問村民，張玉環家和被害的男童家到底有沒有矛盾？村民説兩家的關係其實不錯。一個成年人，在雙方沒有重大矛盾的情況下，僅僅因為調皮去殺害6歲和4歲的孩子，這是不符合殺人的強動機的。

我還去訪問了張玉環的家人，見到了他的前妻宋小女，當時她跟我講，我是家裏的老幺，家人擔心我受苦，專門要我嫁一個老實人，所以才選擇了張玉環。

同時，我也去找了當年跟張玉環關在一個看守所的人。我説張玉環當年是什麼狀態？他們説喊冤，非常決絕地喊冤，甚至絕食證明自己的清白。

看到這個案子的案卷材料之後，我們驚訝地發現，所謂的認罪，在這二十幾年間只不過是兩份截然不同的有罪供述。第一次是被抓以後七天，在派出所。僅僅過了一天時間，到了第二天，張玉環做出了作案地點和作案過程完全不同的供述。

如果真是這個人乾的，一旦他的心理防線被突破，做出有罪供述，就不會再改變口供，他會非常穩定地去承認殺人。 

當然，這些疑問當年的司法機關都沒有重視。後來我們就堅定地開始為張玉環申訴，向各級司法機關反映。

終於在2020年的8月4日，江西省高院正式宣判張玉環無罪。

黃玉秀：1999-2018

今天要講的第二個案子，我是為一個已經去世的人辯護。這個阿姨叫黃玉秀，她的兒子叫廖海軍，她的丈夫叫廖友。在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呢？

1999年的1月19日，在河北省遷西縣新集村的一個枯井裏邊，發現了兩名9歲女童的屍體。六天以後，黃玉秀一家人被公安機關帶走，兒子廖海軍被認定為故意殺人的兇手，他的父親廖友和母親黃玉秀被認定幫他轉移屍體。

和其他案件一樣，他們一家三口也經歷了殘酷的刑訊逼供。這張照片，是廖友在向記者講述他當時被刑訊逼供的過程。

他説那些人用塑膠棒不斷地打我，把我踢倒在地，用皮鞋踩我的臉，我的門牙被踩掉了，滿嘴都是血。但是他們告訴我，你的牙只能吞下去。他後來就把牙吞進去了。

這張照片裏黃玉秀是在比劃什麼呢？她説辦案人員用繩子綁住她的兩個大拇指，中間放一個木棍，兩個辦案人員在木棍的兩端抬起這個木棍，她整個人完全被吊在那裏，腳尖離地有這麼高。

在這種情況下，廖海軍承認了殺人，廖友承認幫他兒子轉移屍體。但黃玉秀是一個非常堅強的女人，面對刑訊逼供，她自始至終沒有承認參與了這個案件，她也説她的兒子沒有殺人。

這個案子的問題其實是顯而易見的，當年把他們一家三口抓走的原因是在他們家的卧室裏發現了血跡，經過血型檢驗是A型和O型，剛好跟兩名女童的血型相符。

但是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證明，廖友和廖海軍的血型，跟兩名女童的血型是一致的。而且有DNA檢驗能夠證實，家裏的血跡是他們自己的，不是兩名女童的。同樣，沒有任何客觀證據，僅憑口供就給他們定了罪。

黃玉秀後來回憶，當初辦案人員到她家裏去調查的時候，他們態度非常不好，她一生氣就拿餵豬的舀子打了警察一下。她特別後悔，一直覺得是那一下惹怒了警察，才讓警察一定要把她的兒子做成兇手。

黃玉秀是一個家庭婦女，完全不識字，但是她為了申冤，竟然在監獄裏學會了寫字。她每天寫申冤信，為自己，為自己的家人，為自己的兒子申訴。

直到2009年，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重審廖海軍一家人的案件。再審仍然是一波三折，經歷3次開庭、長達9年的審判，最後在2018年的8月9日，廖海軍一家三口被宣判無罪。

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法庭上，我們只能看到廖海軍一個人孤零零地坐着。廖友因為遭受了很大的身心摧殘，服刑結束後很快就去世了。黃玉秀一直堅持到了2018年7月份——宣判前一個月——也離開了人世。

▲ 法院外，廖海軍向已經去世的父母磕頭

宣判的時候，一家三口只有一個人坐在這裏，另外兩個人只能成為紙面上的清白者。對律師來説，這是一種非常心酸的勝利。我們申訴成功了，但是我們的當事人已經不在了。

這就是冤案帶給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摧殘，我們總是説“正義會遲到但不會缺席”，可是有人可能永遠等不到正義到來的那一天。

田志娟和田志軍：2003至今

剛才講的兩個案件，他們可以説是幸運的，儘管經歷了摧殘，經歷了蒙冤，最終還是獲得了平反。我講的第三個案件是發生在黑龍江齊齊哈爾的田氏姐弟殺人案，他們目前還沒有平反。

左邊是我的當事人田志娟，她在被抓之前是東北一個國企的財務處處長，右邊是她的弟弟田志軍，是一個當了六年飛行員的退役軍人。

2003年的9月13日，在姐弟倆開的一個鞋店樓下，地下的暖氣管道井裏邊，發現了一具無名女屍。後來經過DNA鑑定，被確定為王某某，她在生前跟弟弟田志軍曾經有過一段婚外的戀情。

三天之後，田志軍就被鎖定為殺人嫌疑人，被警方帶走了。在田志軍被抓的第二天，姐姐田志娟也被帶走。

這個案子經歷了近10年的審判，四次被黑龍江高院以證據不足發回重審。但最終在2012年的11月份，姐弟二人還是以故意殺人罪被判處了無期徒刑。

判決書認定的事實是，王某某逼迫田志軍離婚，跟她結婚，兩個人產生爭執，之後田志娟趕到鞋店，三個人發生了衝突。姐弟兩人就聯手殺害了王某某，並且把屍體轉移到暖氣管道井裏邊。

我們注意，判決認定的殺人時間是2003年2月16日，但是多份證據顯示，在2003年的3、4月份，王某某還跟她的很多好友打過電話，説她在外地。

而判決認定的殺人地點是在鞋店二樓，但是後來警方在偵查過程中挖地三尺，把地板磚全都刨掉，把土全掃回去，也沒發現王某某的任何痕跡，血跡、DNA什麼的都不存在。所謂的拋屍現場，也沒有找到姐弟二人曾經到過的痕跡。

這個案件就是靠短暫的有罪供述把兩人給判了。可是姐弟倆説，雖然做了有罪供述，但是是屈打成招，口供是被要求編造、排練的。

實際上我認為，殺人案的判斷一定得有一些陳述之外的證據，最好是客觀證據。因為殺人不可能是靠氣功，它不是個虛擬型的犯罪，一定是靠人和人之間的接觸，而接觸就一定會有物質交換，會有DNA，這些東西很難被抹掉。

▲ 田志娟在獄中用衞生紙寫了大量申冤信

2018年，田志娟的丈夫劉鐵生找到我，劉鐵生是一個非常有情有義的男人，我當時就是被他打動的。

他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裏，一直堅持為妻子和妻弟申冤，並且雷打不動地每個月都去監獄裏看他的妻子。劉鐵生説當年田志娟一直勸他離婚再娶，但是他沒有答應，他説一個人帶着孩子也可以。

現在田志娟和田志軍都已經超過60歲了，因為刑訊逼供對身體的傷害，田志娟已經不能走路了。他們的刑期跟十七年前一樣，仍然是無期，所以這個案子如果不平反，他們很有可能要在監獄裏度過餘生。

法院曾經提出，如果他們認罪、賠償被害人損失就可以獲得減刑，並且關了多久就判多久，他們可以出獄了。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還是拒絕認罪，他們説，如果這樣我就是真正的殺人犯，我沒有做過。

今年1月，我們最堅強的支柱劉鐵生也倒下了。他因為腦梗癱瘓在牀，已經沒辦法説話了。當時我和我的團隊説，從現在開始，只能靠我們自己了。

作為他們的律師，一直以來，尤其是在劉鐵生癱瘓以後，我非常愧疚。在他們有生之年，讓這對患難夫妻以清白之身團聚，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做到。

我為什麼參與平反冤案？

剛才的幾位蒙冤者，張玉環是目前已知的關押時間最長的蒙冤者；廖海軍，在獲得清白的那一天，他們一家人永遠無法團聚了；田氏姐弟，17年過去了，他們還在艱難地跋涉。

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很多，這是我的另外一個當事人，江西的劉志發，他用了40年，在今年2月洗刷了冤屈。

這一位叫汪康夫，1966年他被指控強姦、猥褻了他的12名學生，坐了10年的牢。他出獄以後向這些受害學生去求證，學生説我沒有被人強姦，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受害者。

汪康夫今年已經78歲了，他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説過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説，十年牢獄，罪不在我，我無愧於社會，卻為這個社會所不容。

這幾年我因為工作的緣故接觸了大量蒙冤者，他們的喜怒哀樂全部展現在我面前。在我看來，蒙冤者的人生沒有陽光，他們是一羣在黑暗中掙扎的靈魂。他們不為社會所理解，遭受着周邊人的冷眼，甚至是家人的排斥。

他們不停地想向人訴説自己的清白，但沒有人願意聽，因為人們只相信那一紙判決，他們就揹着判決書上那些殺人犯、強姦犯的標籤活着。

這幾年，我參與了大量的冤案平反工作，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工作呢？蒙冤者其實和我們一樣，他們曾經是大學生，是老師，是公務員，是警察、法官、檢察官，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突然有一天就陷入了這樣巨大的災難。

可是這些個體的遭遇不是他們個人的，是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是我們司法的運行規則出現了問題。

在司法的謬誤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我們沒有遭遇那樣的災難，只是因為我們稍微幸運一點，但是我們不能保證下一刻也是幸運的，子孫後代也是幸運的，不能保證。

我們參與平反冤案，看似是解決陳年舊案，實際上是面向未來的工作。我們是為了整個社會，包括你我這種普通人，讓每一個尚未面對的人免於這種遭遇。

我呼籲我們每一個人，在還能夠享受到歲月靜好的生活的時候，去傾聽他們的聲音，去關注這些冤案，去關注我們的司法是如何運行的，並且監督我們的司法，確保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生活在安全的環境裏。

好，這是我今天想説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