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寶馬裏面笑的華晨破產了_風聞

1988年，瀋陽市農機局將全市近百家汽車零部件企業整合起來，發行股票建立公司，總經理趙希友為了募資，把售票攤擺到了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大院裏。

在當時股份制改革的浪潮之下，記者們當然不會放過這麼一個大新聞，當年9月11日的《人民日報》頭版，發佈了《中南海里購股票》，報道介紹了“中南海國務院大院裏，彙集了很多人，都在踴躍購買一種從來沒買過的東西——股票……

雖然《人民日報》及時更正了報道，趙希友也為此做了檢討，但是跑得快的西方記者們，還是把趙希友登上了《時代週刊》的封面，成為了中國股份化改革吃螃蟹的代表。

這家登上了時代週刊的企業，名為瀋陽金盃，也就是華晨汽車的前身。

對於創造了歷史華晨來説，今天可謂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先是今天上午被瀋陽中院裁定，受理債權人的申請，標誌華晨集團正式進入破產重整程序，然後晚間證監會發布消息，對華晨集團立案調查，嚴肅查處有關違法違規行為。

而誰曾想到，這位被證監會調查的車企，曾是中國資本市場最拉風的弄潮兒。

華晨不僅1998年把地攤擺進了中南海，在1992年南巡之後登陸上交所，趕上了那一年上半年的大牛市，股價翻番式的增長，幾個月後又再次登陸紐交所，成為了“社會主義登陸資本主義的第一股”。

當時正值蘇聯解體後的國有資產私有化盛宴，美國的政客們和資本家都對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抱有極大的興趣，以千金買馬骨的姿態瘋狂購入華晨的股票，故意忽略了華晨的同一份資產在上交所和紐交所同時上市。

甚至當時分管的體改委副主任劉鴻儒都是從香港的報紙上才看到一家中國上市公司竟然跑到了美國IPO，在開會的時候直接問道，遼寧的同志來了沒有，華晨是怎麼跑去美國上市的？

這種脱離了監管的尷尬，一度成為了中國金融系統內的笑談。

就在華晨趁亂在紐交所敲鐘兩個月後，由朱副總理點將，劉鴻儒出任中國首任證監會主席，開始了中國資本市場的監管探索之路。

而這位後來成為五道口“教父”劉主任也堪稱是中國現代史的活化石，當年教員“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就是對着他説的。

而伴隨着在一輪輪的融資加持之下，華晨也開啓了飛速的狂飆，迅速擠進了中國汽車行業的第一梯隊，跟寶馬合資之後，更是成為了遼寧省的經濟支柱。

只不過，隨着聯姻寶馬等事件之後，華晨的自主研發能力就越來越弱，從2012年開始，華晨寶馬提供給華晨集團的淨利潤就超過了100%，也就是説華晨集團的非寶馬板塊八年來一直處於虧損的狀態。

而今年突如其來的疫情，更是令華晨雪上加霜，直接就繃不住了。

説起來，靠着股份制崛起華晨也可以説是中國地方國企改革的另一個活化石。

作為一家大型國有車企，華晨是首個將控制權交付外方合資公司的（華晨寶馬），也是首個將合資公司50%控股權拱手相讓的，更是首個進入破產程序的。

面對本輪進入破產程序，資本市場上很多人還對政府的救助報以信心，希望利用國企信仰的支撐能夠拿回本息。

畢竟，作為遼寧唯一一家銷售額超2000億的大國企，養活着四萬高薪工人和數百家的本土供應商，這屬於必救的企業。

甚至資本也會鼓吹輿論對政府施壓，表示不還債就集體放棄東北的企業債。

但是政事堂看來，政府雖然必救，但華晨的破產重組必然會打破剛兑，讓債務投資人對自己的投資行為負責，承擔相應的損失。

我們現在的改革思路已不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股份制改革，試圖通過私有化來解決不良資產，而是按照九十年代末至兩千年初的市場化改革，打破地方政府的剛性兑付，處理完不良資產之後再引入資本進行市場化的混改。

現階段處理完畢之後，隨着中歐投資協定的簽署，未來的瀋陽和華晨還會吸引更多的投資和技術轉移。

就像90年代末東北的國企改制那樣，2017-2018年大連機牀廠和東北特鋼等類似債務處理模式還會繼續，歷史在拐了一個短暫小彎之後，又回到了他既定的軌道之上。

華晨的破產重組，只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