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驅動，科技產業轉型為何會“慢三步”？_風聞

由傳統產業轉型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向“大數據、網絡型、智能化”背景下的知識密集、行業跨界、學科交叉的新興產業及其業態，不僅深化了科技產業轉型內涵、模式和方式，而且形成了獨特的創造價值、時間價值等非傳統發展路徑。科技經濟生態系統的技術邊界、資源邊界、市場邊界、體制邊界不斷趨向模糊，跨界、跨行、跨學科的資源融合與創新系統進一步演化。其間，科技產業發展既得益於獨有的創新驅動模式，也契合了產業轉型升級與結構轉型的合理節點及速度。與此同時，一些城市或地區創新驅動滯後，科技競爭力與產業轉型呈現出“慢三步”態勢。為此，必須通過破除發展瓶頸，尋找轉型升級與結構調整的交集點，以區域創新和戰略性調整，着力推進創新與產業、技術、資源、資產、資金等要素的系統整合，加快“府產學研資介”鏈接配套，實現產業創新和技術融合之間的有機對接，進而實現科技產業的供給側及梯次轉型升級。

　　一、創新驅動變化：非傳統跨界與科技產業轉型

　　研究證實，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是一個創新驅動與結構調整的過程。全球性創新驅動轉型、結構調整從未間斷過。**進入新時期，全球經濟發展再次進入科技創新和結構調整的階段。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以佈局擴展為中心，實施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時，發達國家新一輪的產業轉型與結構調整，由傳統產業轉型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產業，向“大數據、網絡型、智能化”的知識密集、行業跨界、學科交叉的新興產業及其業態轉型發展。科技經濟生態系統的技術邊界、資源邊界、市場邊界、體制邊界進一步趨向模糊，形成了跨界、跨行、跨學科的資源融合與創新系統演化。**一些跨國企業充分利用率先進入數字化、網絡化的超前優勢，從直接生產製造領域轉向以輸出知識產權、專利技術、品牌服務為主的委託研發、生產加工、資源重組等。有關研發、生產、製造、研發及零部件配套等，開始向全球範圍實施轉移或外包。

　　這一階段，伴隨着“大數據、網絡化、智能化”的創新發展模式在國內外的推行、實踐與擴散，依靠個人或數人的主流研發模式的愈發成效式微。在大數據、網絡化的背景下，產學研資介的生態系統和外部環境之間的邊界日趨模糊，信息共享與知識溢出，成為創新生態系統中合作競爭與協同演化的主要方式之一。**“大數據、網絡化、智能化”的系統創新模式及其在產業轉型發展中的實效，使科研成果轉化與產品開發的融合性、信息化、集聚度越來越高，一個最終科技創新產品，往往依託多學科人才資源的跨界合作，以及數百項甚至成千項專利、技術的集成，上萬件零部件組裝配套鏈接，構成了系統複雜的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市場化的全過程。**它印證了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能力，不僅取決於具備紮實專業知識的科技人才的培養、資金投入的強度以及科研項目的組織、管理與協調能力，而且越來越取決於系統創新及產業創新生態體系的建立。

　　這樣的系統創新模式和發展路徑，以及產業創新生態系統的演化帶來的轉型結構性變化，使沿襲傳統研發、生產、銷售模式的產學研合作模式始料不及。一些固守傳統科技研發運作模式的研究機構、產業部門，一方面要依靠以研發創新推動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一方面存在着出口高科技產品由外資企業或合資企業生產，而關鍵零部件又需要大量進口的現象。多數產業和產品集中在附加值較低的環節。就我國科技產業情況來看，一些名為科技企業但沒有知識產權及專利，產品售後利潤偏低，企業無力進行研發投入和技術升級，難以加速先進技術對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滿足市場需求的變化，促進經濟持續健康地增長。為追尋短期利潤和產品附加值，一些企業在難以獲高附加值、高科技項目的情況下，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蜂擁而至進入投資市場、房地產市場及低價位產品市場，造成創新研發資金、資源與科技人才進一步流失。

　　二、創新驅動滯後：供給短板與科技產業轉型

　　以創新驅動和空間結構調整為主線，我國形成了產業轉型與結構調整的一系列重點領域。從我國沿海城市或地區來看，多數以創新驅動與產業轉型升級為重點，主要集中在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有市場潛力的電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環保裝備、軌道製造等領域。按照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和科技轉移的趨勢來看，這些科技產業領域將通過創新驅動轉型戰略的實施得到迅速的發展，並已形成了新的利潤增長點和新興產業替代羣。期間，由於各地加快“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在推進產業競爭過程中尋求產業創新的“富礦區”，為搶佔科技產業發展的制高點，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出現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一窩蜂、亂彈琴現象，在傳統慣性思維的發展規劃指導下，多數城市或地區的產業重點相似、類型趨同，佈局重疊、結構相像。

　　當然，從現狀分析來看，**一些城市或地區雖然科技產業結構趨同，但供給層次不同,轉型升級效率不同，科技成果供給可以做到“同類不同項，同項不同質，同質不同利”，迅速進入科技產業的前沿競爭領域，以補短板賺取高於社會平均利潤的高利潤。**由此可見，科技產業發展雖然具有多種競爭因素的制約，但還得益於獨有的創新驅動戰略、模式及路徑，以及科技產業轉型升級與結構轉型的合理節點及速度。相比而言，**一些城市的創新驅動滯後，科技競爭力與結構轉型難以協調發展，存在亟待解決的一系列癥結。這些城市或地區，不僅由於決策失誤引發創新生態出現系統性瓶頸，而且發展戰略脱節於“補短板、調結構、促升級、推重組”。一些城市創新戰略定位仍然是依託另類形式的粗放性擴張，產業轉型發展並非緊密依靠存量調整與供給側改革，而是熱衷於慣性投資擴張，雖然有短期的擴張速度和規模，但發展質量不高。**從整體上來看，真正在產業佈局、創新結構中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導，具有規模經濟效益的高科技、高附加值、高市場佔有率的“補短板”項目還較少。

　　三、創新驅動推力：瓶頸破除與科技產業轉型

　　實現創新驅動、科技產業轉型升級與結構調整，國際上通常是依託國內外創新資源，將科技園區（圈）做強、做大，促進科技產業轉型與結構調整。同時藉助創新全球化和科技產業本土化，在研發創新、生產基地佈局之機，合理引進科技產業項目，形成新的產業支柱和發展佈局，促進科技產業結構升級。從我國沿海城市或地區來看，儘管有其一系列比較優勢和特點，但在轉型發展方面，均具有明顯的短板或弱項。其原因是，雖然國家出台了一系列發展戰略與推進政策，但落實到某些地區及領域，一些戰略性、全局性的問題依然是懸而未決，如戰略定位、體制改革、評估標準、政策配套等問題。此外，有一些地方形式主義、自由主義和官僚主義作祟，對上華而不實，對下言不由衷，轉型升級遲緩、服務方式落後，運作效率低下。這一系列發展瓶頸問題，導致戰略不到位，政策不落地，制約了科技產業轉型升級進度。

　　為此，要通過破除戰略發展的瓶頸，積極尋找創新驅動、轉型升級與結構調整的三位一體結點，以區域創新和戰略性調整，着力解決創新與產業、技術、資源、資產、資金等要素的全面整合，加快府產學研資介鏈接配套，實現產業創新和技術融合之間的系統對接，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資介相結合的創新體系，實現科技產業轉型升級。通過科技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提升科技標準和產品技術附加值。以科技園區為核心的佈局優勢，實現“組織結構扁平，科學技術提升，產業鏈接拉長”，以科技引進、自主創新、成果孵化，進一步彌補產業項目短板、填平產業項目缺項，真正實現科技產業的做大、做強。同時，加快科技產業領域的鏈接衍生，推動科技產品結構調整，進一步提升產業結構優化水平。加快以市場效益、產品利潤和成本為核心的科技產業轉型與結構調整。

　四、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與科技產業轉型

　　實現科技產業轉型發展，要明確戰略重點及任務，以人才資源整合、深化改革、資本運作等帶動為基礎，加快系統創新。在戰略層次上，進一步推進科技產業轉型與結構調整。

　　首先，圍繞創新驅動合理配置人才資源。人才資源是創新驅動與產業轉型升級的主要支持力量。實踐證明，我國並不缺乏人才資源。亟待解決的是,如何圍繞創新驅動、產業轉型與結構調整，進一步提供良好的人才制度環境，擴大科技創新、產業創新等方面的人才的儲備，通過人才資源的挖掘、整合及結構調整，合理地配置人才資源，有效地使用人才資源。

　　其次，以利潤為中心加快科技產業轉型。**加快科技產業轉型與結構調整的目的，並不是在低價格、低水平的產業粗放延伸與擴張，而是要在結構升級中做強、做大。由於我國科技產業存在創新研發、人才資源以及零部件配套等因素的制約，現階段除了緊緊把握全球大數據、網絡化、智能化的調整動向，利用差別優勢加快科技創新、技術改造和引進科技大型項目，**還應圍繞科技產業，一是按照國內外市場的需求，推動優勢企業轉型升級，以科技創新、運行模式重塑、技術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二是圍繞具有市場優勢的科技企業的研發、生產需求，進行相關下游配套產品的研發、製造和各項服務，實現企業技術、利潤的水漲船高。

　　第三，以資本運作推動科技產業轉型。**科技滯後於產業發展，除了體制、人才、技術、環境等因素，很重要的原因是面向市場需求的成果轉化、資本運作不到位。從加快科技產業轉型與結構調整的角度，一些大型企業實施擴張戰略，但其戰略主要是在原有產業技術結構下的規模擴張。這些企業在原有產品的基礎上以規模擴張是必要的，但以戰略謀劃、成果轉化、資本運作，實現高端併購，迅速進入高科技產業領域尚有較大的差距。**因此，實現科技產業轉型與結構調整，必須積極拓展科技投融資運作的方式，在採取中外合作、獨資等傳統方式的同時，擴大股份制、併購、產權置換、風險投資基金等方式，推進科技企業轉型發展，形成直接利用國內外資本的科技產業的增長點。

第四，以深化改革促進科技產業轉型。在科技產業轉型期，全球化、網絡化競爭給科技創新帶來新的動力和挑戰。全球化、智能化、網絡化作為競爭的一種態勢，越來越在爭奪科技經濟權益、高技術產品市場份額和產業結構調整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抓住創新驅動與轉型升級的契機，進一步深化政府體制改革，以環境資源優勢逐漸取代政策資源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