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才子解縉為何被凍成“冰棍”而死？他在為官期間犯了什麼錯？_風聞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九魚亭

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錦衣衞指揮使紀綱，呈上詔獄被關押人員花名冊，朱棣在其中看到了解縉的名字，而此時解縉大致已經被關了四、五年。

朱棣很自然地説道：“解縉還在啊？”好似在問話，也好像是在自言自語，紀綱沒有回答，朱棣也沒有再問，紀綱彙報完工作，就退了出去。

在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也曾問過同樣的話，原話是：“平保兒尚在耶？”平保兒是平安的小名，平安得知消息，很乾脆地自殺了。朱棣很喜歡用這種模稜兩可的話，來考驗手下人的辦事能力，紀綱作為朱棣的心腹，自然是深諳此道。

回到詔獄，紀綱令人買來酒菜，打開牢門，陪解縉喝酒。此時的解縉早已不是那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他蓬頭垢面眼中失去了光彩，他一杯一杯不停地喝着，由於其憤懣滿懷，很快就醉倒了。

隨後紀綱命人將解縉拖到雪中，就這麼被無聲無息地凍死了。朱棣的話模稜兩可，而紀綱辦得也是滴水不漏，如果上面怪罪下來，紀綱可以推卸責任，畢竟他們沒有用刑，解縉身上也沒有致命傷。那麼為何解縉死得如此悽慘？他究竟犯了什麼錯？

一、在太子之爭的問題上，陷入太深

在封建專制王朝，太子的冊立問題都極其敏感，一個不慎，可能就會血流成河，因為這涉及到最高權力的繼承問題，皇帝的寶座太過誘人，以至於讓人們赴湯蹈火，都毫無怨言。

解縉在洪武年間就在朝為官，即便他上疏頂撞過朱元璋，但朱元璋欣賞他的才華，並沒有加以懲罰，只不過打發他回家，十年後再用。朱元璋死後，解縉借哭喪的機會再次來到京城，受到建文帝重用，被任命為翰林待詔。

建文四年，建文帝倒台，朱棣即位，解縉並沒有追隨舊主而去，而是跑到朱棣馬前宣誓效忠，有些人認為，解縉這是識時務者為俊傑，並沒有錯，而有人認為解縉是小人行徑。不論如何，解縉在朱棣身上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再次進入核心權力層，成為內閣大學士。

從開始到現在，解縉都賭贏了，名利二字已經被其收入懷中，可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最終解縉倒在了太子的問題上。解縉很明白，要想長久富貴，那麼光靠着朱棣是不行的，他還要再賭一把，於是他把寶壓在了朱高熾身上。

史料記載“而太子既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逾嫡。縉又諫曰：是啓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浸衰。”

在解縉等大臣的介入下，朱棣冊立朱高熾為太子，解縉初期目的到達了，可是解縉卻説了不該説的話，得罪了朱高煦和朱棣。解縉可以誇耀、讚賞朱高熾，但不應去觸朱高煦的眉頭。朱高煦當時勢力很大，在禮儀上有隱隱超過太子的趨勢，解縉上奏朱棣，説朱高煦這麼做出圈了，於是乎朱棣很生氣，認為其在離間他們父子感情，後果就是解縉開始失寵。

人在河邊走，怎能不濕鞋，儘管解縉已經很謹慎了，但他還是出了差錯，換言之，他在太子的問題上介入太深，就難免會犯錯。所謂一步錯，步步錯，解縉因此得罪了朱高煦，且解縉本身還沒有足夠強的實力，以至於被朱高煦抓一招之差，成為階下囚。

二、解縉是決定太子人選的重要因素

之所以朱棣重用解縉，一方面看到了解縉身上的才華，另一方面，解縉比較容易控制，身後沒有太大的勢力。

在太子冊立的問題上，解縉發揮了重要作用，就是因為那句“好聖孫”，在對的時間，解縉説對了話，讓朱棣下定決心，立朱高熾為太子。

無形之中，解縉就成了太子一方的頭面人物，槍打出頭鳥，朱高煦要扳倒太子，自然會把槍口對準解縉。很明顯，解縉的政治智慧和姚廣孝有很大差距，姚廣孝在靖難成功後，即刻退隱到了寺廟，即便他每日也要上朝，還參加了《永樂大典》的編纂工作，但他成功避開了太子之爭。

解縉要想保命，要麼有着強力的靠山，要麼就只能明哲保身，只可惜他衝得太猛，成了眾矢之的。

三、朱高煦心胸狹隘，睚眥必報

事實上，解縉失寵後，朱棣並沒有要殺他的打算，只不過在朱高煦的暗箱操作下，才令解縉被關入詔獄。

史料記載“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

永樂八年，在化州督餉的解縉進京述職，也就是彙報工作，當時朱棣率兵北伐，太子朱高熾監國，於是解縉也只得將工作彙報給朱高熾。理論上來説，解縉並沒有什麼過錯，他本人應該也清楚，不應該再過多涉及到太子的爭端，況且他現在已經被貶到地方任職，官職小了很多。

許在解縉入京的一剎那，朱高煦就得知了消息，隨後朱高煦就將此事彙報給了朱棣，並説解縉是私自去見太子，沒有人臣之禮，這回解縉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解縉被殺的關鍵，就是朱高煦，如果沒有朱高煦的刻意誣陷，那麼解縉很可能不會再受到牽連，奈何朱高煦生性陰險，睚眥必報，得罪了朱高煦，解縉就不會有好果子吃。

四、朱棣缺乏容人之量

作為君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作為明君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仁德，但好像朱棣跟仁德之君挨不上邊。雖然朱棣的功績很大，但後世對其詬病也很多。

原因就是朱棣在靖難成功後，將建文舊臣幾乎殺了一個通透，但凡不服者，基本上沒有活口，某種意義上講，朱棣繼承了朱元璋的衣缽，承載了好殺的傳統。

那些建文帝時期的武將，比如平安、盛庸、鐵鉉，文臣比如方孝孺、黃子澄、練子寧、卓敬、陳迪等等皆死於非命，其家族親人大多也難以倖免。如此大規模清洗羣臣，手段之殘忍，在歷朝歷代也數罕見。

朱棣本就是造反起家，所以他只信任手中的屠刀，他缺乏所謂仁德之心、容人之量，之所之朱棣不能和那些古今明君列在一起，跟此事也有很大關係。

解縉的確是明朝史上少有的大才子，但他也是一位為名圖利的投機分子，他的死雖是意外之舉，也在情理之中。

參考資料：《明史·列傳第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