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一條潛規則, 下台前蓬佩奧還執意“滿嘴跑火車”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11-22 21:03
【導讀】貿易爭端、新冠疫情、台海問題、中印關係……2020年，以特朗普、蓬佩奧等為代表的西方政客及媒體在這些問題上“滿嘴跑火車”，令人疑惑：他們為什麼執着於這種表達方式？他們真相信自己説的話嗎？本文指出，國家作為一種集體身份，也有印象管理的需求。而一國的國際形象，通常是在“自我”與“他者”的話語博弈中建構並傳播開來的，信息時代更是如此。因此政治人物的公開發聲，往往成為政治修辭的集中地，而傳媒也會被運用起來，有意識地塑造本國和其他國家的形象。
一個典型的形象管理手段是：在發生於己形象有利的事件時，作正面歸因，加強自身形象；遇到於己不利的事件時，作負面歸因，解釋並轉移問題，而遇到對手的類似事件，則反其道而行之。本文以美俄兩國在斯諾登事件、烏克蘭問題、朝核問題上的不同言論，以及“今日俄羅斯”的實踐為案例，説明了“否定”、“強勢切割”、“重構”、“賦予正當性”、“非法化”等具體策略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同時也指出：在國際競爭場域，否認和藉口這種只承認事態負面結果並表示遺憾的表態，遠比請求原諒以及採取補救行動更為穩妥。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能掌握所有事實，也沒有什麼話語能讓所有國家都滿意，一個國家想要堅持自主的發展道路、爭取更大的國際話語權、秉持得道多助的對外政策，需要更加審慎地思考如何在戰略和策略上化被動為主動。
本文原發表於《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年第5期，由作者授權發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競爭型自我呈現”的政治修辭——新媒體時代的國際話語權建構
**政治修辭是指政治主體圍繞政治利益、運用政治語言技巧、嘗試説服受眾、達到某種政治目標的修辭過程，通常伴隨信息傳輸、情感表達與社會控制等。**20世紀中期以來，隨着大眾傳播的迅速發展，民眾對國際事件的興趣不斷增長，決策者愈加希望對大眾傳媒建立某種合理的控制。冷戰期間，美蘇所代表的兩大陣營都很注重運用大眾傳播工具控制信息，影響本國、目標國或者第三國的民眾和政策，美國學者埃坦·基利波（Eytan Gilboa）稱之為公共外交的冷戰模式。
進入21世紀以來，互聯網新媒體為各國藉助政治修辭技藝實現“軟社會控制”、謀求國際受眾認可提供了更廣闊的舞台，這推動了修辭理論的發展。新媒體信息源更多、受眾更多、傳播速度更快、互動性也更強，不同主體常常在同一事件上“現場”辯論、競爭話語權。以色列學者本·莫爾（Ben Mor）把社會心理學的自我呈現理論融入政治修辭策略，將這一現象稱為“競爭型自我呈現”，為新媒體時代的政治修辭帶來了新的理論視角。
▍信息時代的政治修辭
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典修辭學家認為，修辭是用嚴謹的邏輯話語進行“説服”的學問，旨在規勸聽眾，使之在理念和行動上服從修辭者。政治修辭只是限定了修辭主體、內容和目的的政治性，但仍然使用借代、隱喻、排比、引用等常用修辭手法。**國家領導人的公開演講往往是政治修辭的集中地，**比如小布什、克林頓等在公開演講中使用“邪惡軸心”等隱喻，製造“民主與專制”、“自由與壓迫”等二元話語；普京則善於使用比喻、排比、重複等修辭手法在俄美話語博弈中強化發言效果。除了領導人的公開演説，大眾傳媒也是政治修辭的用武之地。
傳統外交向公共外交的轉變凸顯了大眾傳媒的作用。政府官員認識到可以利用媒體和記者影響外交政策的制定，向其他國家傳播，塑造公眾輿論。政策制定者專門利用大眾媒體向他國受眾發送信號、施加壓力、建立信心、謀求支持的方式，就是基利波所説的“媒體外交”。在媒體外交中，新聞修辭為提高新聞的表達效果而對語言形式進行選擇和加工，既傳播新聞話語又實現政府的外交目標，因此具有鮮明的政治修辭色彩：“以政治事件為內容，以爭奪政治權力為核心，以政治説服為目標”。比如，俄羅斯藉助大眾傳媒進行政治修辭與西方國家爭奪話語權；西方媒體在對華報道中常常通過誇張和比喻手法設置“修辭陷阱”等等。
**隨着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如何利用新媒體平台影響受眾，“數字外交”、“新媒體外交”讓公共外交步入新階段。**英國學者奧拉夫介紹了以色列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共外交功能、美國學者迪扎德分析了信息技術對美國貿易和國防合作議程的影響、加拿大學者波特討論了外交政策的網絡管理、韓國學者金勇石等展現了社交媒體的國家形象塑造作用等等。
**在這一背景下，政治修辭的目標從增強演講對受眾的影響轉向爭取網絡受眾，尤其是讓國外受眾接受政治主體的政治正當性。**相信政治行為正當合理、合乎道義從而自願服從。比如，吳敏姝借用伯克的“認同”概念，從修辭上分析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奧巴馬競選網站如何運用修辭技巧營造認同效果。本·莫爾創造性地分析了巴以雙方官方網站如何通過“競爭型自我呈現”的“宣傳戰”修辭，爭奪國際受眾特別是美國受眾心目中的“正當性”。德國學者克雷奇莫則用莫爾的自我呈現框架闡釋巴以雙方的推特修辭策略。莫爾這一創造性的理論融合，可以更好地展現在攻擊與防禦的互動情境中，各相關方對自身所處情境的認知、對修辭策略和應對策略的選擇，為分析新媒體時代的競爭型修辭策略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
自我呈現(Self-Presentation)是通過調整自身行為給他人創造某個特殊印象的過程。**在社會交往中，為了營造有利於自己的環境，人們往往會調節和控制與自己有關的信息。**具體而言，就是將自己放在他人的角色位置，通過設想他人對自己行為的各種可能的反應，決定自己的行為，塑造或改變他人對自己的印象。戈夫曼將之昇華為自我呈現理論，他把社會生活比作高度結構化的“戲劇”，每個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員，人際交往就是參與者的自我呈現。人們為達到“預期印象”在社會互動中對語言和非語言行為的選擇，就是對自我呈現的印象管理。一旦面對自身引發的意料之外或不合時宜的行為，主體就需要提供解釋來處理責難、恢復名譽和保持形象。
**作為一種集體身份（Collective Identities），國家和個體一樣，也有印象管理需求，也就是對國家形象的管理。**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是其“本體形象”和“他者形象”的辯證統一，既需要塑造自己的積極形象，更需要獲得他國的理解和認同。話語往往是連接“本體”與“他者”的橋樑，我們都希望通過這個橋樑影響“他國”的認知主體，使之參與到“他者形象”的建構中。一國在國際上呈現的形象，通常是在“自我”與“他者”的話語博弈中建構並傳播開來的，在信息時代更是如此。那麼，我們什麼時候會有強烈的印象管理需求呢？
**自我呈現通常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趨利避害，**為了避免懲罰、獲得獎勵，在印象受到威脅或有望提升的情境中，人們會想辦法影響、操控其他主要行為體對事件的責任界定及對後果的印象管理。**其二是為了獲得社會權力，**讓他人認為自己具有某種特殊身份，這種身份有説服或強制、效力。莫爾用身份因素來整合二者，將自我呈現視作為了獲得社會權力而引導人們產生某種身份歸因的行為，**行為體一旦成功建立了所需要的身份，就會在“身份受威脅的情況”下設法防止身份受損，並在“身份獲提升的情況”下維護身份。**具體而言，如果一個行為體的行為導致人們對其產生負面歸因，或其對手的行為會讓人們產生正面歸因，行為體的身份就可能面臨威脅；相反，當行為體的行為會令人們產生正面歸因，或者當對手的行為導致人們產生負面歸因時，行為體的身份就可能獲得提升。
▍美俄的自我呈現修辭競爭
冷戰期間美蘇對峙爭霸，冷戰結束後美俄競爭不斷並衍生出更多結構性的矛盾，新媒體作為二者新的競爭場域，清晰展現了兩國如何利用自我呈現的修辭策略在對抗事件中進行印象管理。
本文根據預設條件選擇了斯諾登泄密事件、烏克蘭危機、“今日俄羅斯”的影響以及朝核問題作為典型分析案例。
2013年6月，斯諾登向媒體提供機密文件，致使美國政府包括“稜鏡”項目在內的多個秘密情報監視項目“曝光”，令美國飽受國際社會指責，遭遇極大形象困境。
關於斯諾登泄密事件，俄駐華使館微博共有11條博文，集中在2014年，主要運用“非法化（4篇）”與“強勢重構（4篇）”的修辭加強對美國的責難，有3篇報道只是闡述事件現狀，不涉及本文所分析的修辭策略。“非法化”強調美國的行為不合法。“強勢重構”即提供與美國官方不同的解釋，指出美國當局所言不實，認為斯諾登是勇敢的鬥士。
但俄外交部對斯諾登泄密事件的報道時間跨度很大，從 2013-2018 年，有分析意義的樣本有 45條。這些樣本表明，一部分報道與俄駐華使館微博一致，將該事件視為美國的“形象困境”，採用“非法化（10%）”、“強勢重構（12%）”與“關聯（20%）”的修辭策略，強化對美國的指責，批評美國的行為侵犯人們的隱私權；並結合“馬格尼茨基法案”指責美國的“雙重標準”；指出奧巴馬因斯諾登事件取消原定與普京的會晤令人遺憾，美國應為消極後果負責。
此外，超過30%的報道採用“逃避責備”的“藉口”策略，強調斯諾登沒有合法證件離開俄羅斯，俄羅斯不能明知斯諾登回美國就會面臨死刑而置之不理，俄羅斯“別無選擇”。另有約12%的博文采用“否定”和“強勢切割”策略，明確表示“俄羅斯沒有強迫斯諾登留下”，“俄羅斯與斯諾登的一切行為無關”……從俄羅斯選擇使用這幾項修辭策略的動機來看，**俄羅斯也在斯諾登事件中感受到了自身的“形象困境”，認為有必要解釋自己為什麼庇護斯諾登，不是為了他手裏的情報，而是“情非得已”，**俄羅斯是無辜的，以此謀求國際受眾的理解。俄羅斯這種雙重策略在其他情境中也很常見，詳見後文分析。
美國面臨的是由本國引發的形象保護困境。不過美國對斯諾登泄密事件（或稜鏡事件）的表態很少，大使館微博未檢索到相關信息，其國務院公開信息也只有6條報道，所有報道用到的修辭策略都是“賦予正當性”，即賦予美國行為以合法性，屬於典型的逃避責備策略，強調斯諾登是違法的，他違背僱員誓言、竊取並泄露信息；俄羅斯應在斯諾登事件上與美國進行執法合作。與之相應，他們同樣強調稜鏡計劃的正當性。比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柏莎琪(Jennifer Psaki)就在2013 年 6 月 10 日表示：該計劃既保護美國人也保護外國人，旨在履行一個法治民主政府既尊重個體自由又保障人民安全的使命。
美國在斯諾登泄密事件中的有限表態表明其深感窘迫。該事件的確破壞了美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美國與盟友、夥伴之間難以修復的猜忌與裂隙，參與“稜鏡計劃”的主要互聯網企業則竭力與國家情報項目撇清關係。但是，各國已經意識到，美國野心勃勃的全球信息監控行徑才是世界不再安全的根源。因此，美國再想聲稱自己有必要繼續掌控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主導權，就應者寥寥了。
(二) 烏克蘭危機
2013 年底，為了強化與俄羅斯的關係，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中止與歐盟簽署雙方自2007年以來一直在談的《聯繫國協議》，引發大規模抗議活動；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亞舉行全民公投，超過95%的公民贊成克里米亞脱烏入俄，烏克蘭局勢持續惡化；27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一項決議，認定克里米亞舉行的脱烏入俄公投“違反國際法，破壞了烏克蘭的領土完整，是一次不合法的投票活動”。一時令俄陷入輿論困境。
美國很顯然把該事件視作俄羅斯形象受損事件，**美駐華使館微博以及美國務院官方報道採用“加強責難”的戰略，使用“關聯” （35%）和“非法化” （60%）修辭策略，強調俄羅斯要為烏克蘭危機負責，**俄羅斯要承擔支持分裂主義的後果，俄羅斯的行為違反國際法及其相應義務。另有5%的報道採用“強勢重構”策略，強調美國致力於推進烏克蘭的政治進程，俄羅斯則在堅持實行分離主義。西方學者也普遍認為，俄羅斯的侵略是烏克蘭危機的主因。
俄駐華使館微博針對烏克蘭事件有約327條博文，主要集中在 2014-2015 年間，如此密集的發文行為表明，俄羅斯既有壓力也有動力去解釋這一事件。但通觀俄羅斯的修辭策略，其並未被動將其視為自我形象困境，反倒更傾向於將其視為對手形象困境的事件。
同時，**美歐與俄羅斯在危機爆發後相互指責對方干涉烏克蘭內政，對烏施加政治和經濟壓力。**所以俄羅斯很大一部分博文采用的策略是，將烏克蘭危機視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形象困境，繼而“加強責難”（35.8%）。大量博文采用“非法化”策略，指責基輔安全部隊違反人道主義規範、對人民犯下重罪、使用重型武器、實施違法的“討伐行動”等。還使用“強勢重構”策略，展現不同於歐美的“烏克蘭敍事”，比如2014年7月23日-24日，連續八條博文均以“為什麼美國需要烏克蘭危機”為標題，譴責美國挑起戰爭遏制俄羅斯，並不惜把歐盟拖入其中。還有“關聯”策略，強調基輔與支持基輔的美國和歐盟要為烏克蘭危機負責，他們縱容恐怖主義活動，毀掉了烏克蘭停戰的可能性，毀掉了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和平努力。比較典型的博文，如2014年4月14日，俄聯邦常駐聯合國代表維塔利·丘爾金表示，“如果烏克蘭局勢繼續惡化，責任九成在西方國家的良心上”。
此外，俄羅斯也有一定數量的報道基於本國形象提升(17.7%)與對手形象提升(1.8%)視角處理烏克蘭事件。**在為烏克蘭提供人道救援、倡導政治手段解決烏克蘭爭端上，俄羅斯集中採用“賦權”策略表明自身需要承擔的責任。**約有6篇報道俄羅斯採用“強勢切割”與“強勢重構”策略，降低或消除對手可能獲得的良好形象。
俄羅斯這一系列努力，明顯旨在通過綜合運用各種策略讓國際社會認為美國及歐盟對這場危機負有更大責任。
(三) “今日俄羅斯”
**2005年12月開播的“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以下簡稱RT)”在全球發起與美國的話語權競爭。**作為第一家全數字化的俄羅斯電視頻道，RT開設了英語、俄語、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頻道，並在華盛頓、倫敦、巴黎、德里等主要城市擁有分社；在全球100多個國家擁有6.3億觀眾；在全球最大的視頻網站YouTube上，擁有超過50億的視頻瀏覽量和600萬的訂閲用户；已經成為美國極受歡迎的外國電視頻道, 收視率僅次於英國廣播公司(BBC)世界新聞；在美國視頻網站上成為首個點擊量過百萬的電視新聞頻道，極大地衝擊了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 BBC為代表的話語壟斷格局。
**RT的議題設置以反美為軸心，希望在美國受眾和全球受眾心目中顛覆美國的正面形象。**正如英國學者伊利亞·亞布羅科夫（Ilya Yablokov）所言，“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用鮮明的反美立場取代蘇聯時代的意識形態之爭，在非議美國的羣體中獲得不少支持”。**RT的反美立場及其犀利風格，的確給美國造成極大壓力，它揭露了美國對世界很多國家的干預，將美國界定為重大的國際威脅，將俄羅斯塑造成全球抗美領導者。**RT的國際影響力在美國看來顯然是“對手”形象提升的事件，儘管美駐華使館微博沒有涉及RT的信息，但在其國務院不多的7條官方報道中，幾乎均採用典型的“否認信度”戰略和“強勢重構”策略，強調RT這種只會歪曲事實的宣傳機器與美國秉持自由表達原則的獨立媒體不同。這與西方媒體對RT的態度如出一轍，如《紐約時報》對RT的每篇報道都會在其前面加上定語：“克林姆林支持的”，暗諷RT是國家宣傳機器。
反觀俄羅斯，RT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有助於提升俄羅斯的形象，**但俄羅斯並未把“提升信度”作為其典型修辭方式，反倒繼續運用雙重修辭策略。**其駐華使館微博有20條有關今日俄羅斯的博文，重在呈現RT參與或舉辦的活動，僅有2篇博文采用“提升信度”策略。不過，從其外交部的6篇官方報道來看，俄羅斯顯然是把RT 的崛起視作以美國為代表的“對手”形象困境事件，主要採用“強勢重構”策略，指責美、英、法等國家限制RT的行為“雙標”，與他們宣揚的媒體自由自相矛盾，希望建立與西方話語不同的敍事。
RT在報道鮮為人知的新聞和涉及美國政府的國際醜聞方面佔據特殊位置，對國際新聞的報道努力呈現客觀的態度，面對西方打壓，通過自有媒體平台、其他媒體專訪以及西方研究俄羅斯問題的專家學者的調查報告等多種方式予以回擊等等，的確讓美國手忙腳亂，在國際話語權競爭上有不少可取之處。
(四) 朝核問題
2006至2017年間，朝鮮先後進行六次核試驗，引起一系列地區安全和外交問題，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朝鮮核試驗被視為對核不擴散條約的挑戰。朝、韓、中、俄、美、日共同參與的六方會談一度被視為解決朝核問題的重要制度安排，但隨着 2009 年朝鮮宣佈退出會談，朝核局勢幾近失控。2017年朝鮮第六次核試驗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對朝鮮的制裁決議。2018年4月，朝韓、朝美開始密切接觸，朝鮮在發展核武方面的頑固態度出現鬆動跡象。2018年6月12日，朝美領導人在新加坡首次會晤，引發國際輿論熱議。
**於美國而言，促進朝核問題的解決在國際上有助於提升自身形象。**該議題是美駐華使館新浪微博報道率較高的，2018年以來大約有40條相關博文，**三分之二採用“賦權”策略，三分之一採用“強化”策略。**有趣的是，這兩個策略之間有一條比較清晰的分界線，即2018年6月12日美朝領導人的首次會晤。在會晤之前，從2018年年初到2018年6月份，美駐華使館博文旨在通過“賦權”策略，提升自身制裁朝鮮、施壓朝鮮的合法性，表現“我們有責任這樣做”，“是我們的政策帶來這樣的結果”。為了爭取賦權的正當性，有必要“污名化”朝鮮，例如2018年2月2日的博文提到，“沒有任何政權對公民的壓制像北韓獨裁統治那樣徹底或殘酷。北韓對核導彈肆無忌憚的追求有可能很快威脅到我們的國土。我們正在為施加最大壓力進行宣傳動員，以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但“金特會”之後，美使館博文開始用“強化”策略來表達美國付出很大代價取得或將要取得某一成就。例如表2中2019年1月23的博文：“我們與北朝鮮在過去一年多已經取得實實在在的進展……他們沒有再進行任何核試驗”。
同時，**美國不惜重構朝鮮的形象。**2019年2月13日蓬佩奧國務卿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台採訪時説，“北朝鮮的表現非常不同。他們沒有破壞也門的穩定，沒有破壞敍利亞的穩定，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暗殺活動……因此美國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言外之意是，朝鮮不同於那些“無可救藥”的國家，美國對那些國家使用武力，對朝鮮則使用和談，這顯然是為了提升美國與朝鮮合作的正當性。
俄羅斯對待朝核問題的報道依然沒有采用單一的自我呈現。綜合俄駐華使館微博與其外交部的公開報道，與朝核問題相關的信息有15條。除一條是 2007年的信息，其他都集中在2012年以後。在2018年“金特會”之前，俄羅斯主要採用雙重策略，**一方面將促進朝鮮無核化當作自身形象提升的事件，採用“提升信度”戰略，**表示解決朝鮮問題的有效途徑是六方會談而非武力衝突，俄羅斯一直致力於促成六方會談，以此“賦權”俄羅斯“介入”朝鮮問題。俄羅斯希望重振對朝鮮的影響力，並牽制美國。**另一方面，俄羅斯將朝核問題視為美國的形象困境，運用“關聯”策略，指責美國威脅使用武力、並以朝鮮威脅為藉口在該地區增強自己的軍事潛力，**這會帶來惡劣後果，以此加強對美國的責難。在“金特會”之後，俄羅斯也並未將其視為美國形象獲提升的事件，反而繼續視之為自身形象有望提升的情境，指出“金特會”值得稱讚，但這正是俄中“路線圖”促成的，以此“強化”俄羅斯的貢獻。
朝核問題是大國博弈點，美國想利用這一不穩定因素介入東北亞遏制中俄，俄羅斯則想借此牽制美國、提升自身在東亞的戰略存在，**二者競相展現自己在處理朝核問題上所擁有的影響力，**這當然也是朝鮮半島走不出“安全困境”的一大因素。
綜合上述四例，只有美國在面對不同的自我呈現情境時採用了與莫爾的形象管理基本一致的策略，即在本國形象困境時，採用逃避責備戰略；在本國形象獲提升時，採用提升信度戰略；在對方形象困境時，加強對其責難；在對方形象提升時，否認其信度。與之相反，俄羅斯在所有情境都採用雙重甚至多重策略。一方面，基本符合莫爾自我呈現理論的相應修辭策略；另一方面，無論何種情境都視為以美國為代表的對方形象受損，主要採用 “關聯”、“非法化”或“強勢重構”等修辭策略，加強對對手的責難。
當然，這種雙重策略與莫爾的觀點並不衝突。莫爾認為，在競爭情境下，當相關主張受到公眾或對手質疑時，政治就轉化成話語可信度的較量。就提升可信度而言，可以通過提供事實材料（比如俄提供對烏克蘭進行人道救援的清單）、第三方解釋（比如俄在烏克蘭危機中頻繁採用第三方證言）或設置共同指標（比如俄同某國就烏克蘭議題達成共識）等方式自證，但**通過“攻擊對手”也能達到這一效果，在實踐中更為常見，**畢竟對手陷入形象困境正是提升自身形象的良機。
上述四例沒有觸及自我呈現理論的下述策略，即**在本國形象遭遇困境、希望逃避責備時的“承認、道歉及補救策略”，**面對斯諾登泄密事件的美國和麪對烏克蘭危機的俄羅斯都沒有進行道歉式表態。達斯（Christopher Daase）等人認為道歉包括否認、藉口和致歉，致歉有懇請原諒和希望補救之意，莫爾所説的“承認、道歉及補救策略”相當於“致歉”。在國際競爭場域，否認和藉口這種只承認事態負面結果並表示遺憾的表態，遠比請求他人原諒以及採取補救行動更為穩妥，因為不當表態會帶來很高的社會成本，包括形象受損或者物質受損。
▍結語
信息時代的國際政治是一場激烈的國際形象競爭，話語是軟實力的貨幣，修辭是話語的黃金。**一國的國際形象是“自述”與“他述”相互博弈的過程，這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爭奪國際話語權。**對美俄在四類不同情境中修辭策略的比較分析表明，在新媒體環境下，競爭雙方需要重視修辭戰略，更需要界定自己的身份狀態、形象地位，審視對手的責任、行動或結果，進而選擇適當的修辭策略，通過有效影響對方的形象，實現良好的自我呈現效果。
此外，**俄羅斯的修辭策略更具進攻性，不僅在每種情境中都運用雙重修辭策略，而且都將其界定為“對手形象困境”並增強責難。**這與普京政府領導下的俄羅斯希望重建對國際新聞報道的控制權，擴大自身國際影響力同時遏制美國影響力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這讓我們意識到，在引導人們進行某種身份歸因、認同歸屬、形象界定從而獲得社會權力的自我呈現修辭策略中，**身份、認同和形象具有很強的主動建構性，並非被動受制於國際輿論的塑造。**國際環境、情勢和事件紛繁多變，沒有哪個國家能掌握所有事實，沒有什麼話語可以讓所有國家都滿意，一個國家要想堅持自主的發展道路、爭取更大的國際話語權、秉持得道多助的對外政策，就需要更加審慎地思考如何在戰略和策略上化被動為主動。
**本文原題為《“競爭型自我呈現”的政治修辭》，原發表於《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年第5期。**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