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興德：就抗美援朝戰爭史研究的幾個理論問題與沈志華商榷_風聞

【作者按】

本文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概念，特指1950年10月志願軍入朝作戰至朝鮮戰爭結束；而“半島戰爭”和“朝鮮戰爭”的概念是指從朝鮮內戰開始至戰爭結束，期間也含抗美援朝階段。

導  言

抗美援朝戰爭對中國來説，是立國之戰，是讓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重新認識中國人民之戰。它對激發中國人民愛國熱情、民族覺醒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革命家留給後世的一份寶貴的政治財富；它是30多萬先烈們用鮮血為中國人民取得獨立尊嚴及和平建設環境所做的巨大貢獻。抗美援朝戰爭及其勝利，是剛剛建立新中國的中華民族上下團結一心、一致對外的歷史豐碑，是我們黨史和共和國史上光輝的一頁。我們全面、正確地認識、科學地研究、準確地記憶這場已經過去了70年的戰爭，弘揚抗美援朝精神，對我們這一代、下一代和後世無疑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進入本世紀以來，國內外研究那場戰爭的新材料、新文章、新著作不時出現。這對我們深入正確地解讀這場戰爭無疑有很大幫助。但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新問題。這些問題集中到一點，即：如何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來研究、闡釋那段歷史。本文試就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做些初步評析。以供專家和讀者思考。

一、作為戰爭史，不能忽視對不同階段的不同性質的研究

朝鮮半島戰爭，作為一次“戰爭”的研究對象，不能不研究其性質。特別是不同階段的不同性質。

研究戰爭的性質，是由戰爭的本質特徵決定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是流血的政治。因此，無論是西方進步的戰爭理論家（如克勞瑟維茨們）還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他們對戰爭的研究莫不如此。“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就是出自克勞瑟維茨《戰爭論》中的名言；毛主席在他的《論持久戰》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一系列的有關論述戰爭的著作中，均明確提出了研究戰爭的性質是研究戰爭的“全部根據”。《論持久戰》就是在對戰爭性質的正確認定的基礎之上開始的。稱這是研究中日戰爭的全部根據。毛主席在他的著作中多處指出：

“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歷史上的戰爭，只有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類。”（《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第171頁、174頁 人民出版社 第2版）

要分清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共產黨人要支持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把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正義性，作為中國抗日戰爭必勝，日本帝國主義必敗的重要根據之一。

在解放戰爭初期，毛主席號召全黨用自衞戰爭粉碎蔣介石的軍事進攻時，特別指出蔣介石發動內政的非正義性，指出：

“蔣介石軍事力量的優勢，只是暫時的現象，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也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佔着優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就是戰勝蔣介石的政治基礎。”（《目前形式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1246頁 人民出版社 第2版）

研究戰爭的性質，是由戰爭複雜性決定的。一場戰爭的發生發展，有許多複雜的原因和情況，有直接原因，間接原因，歷史的原因，現實的原因，內部原因，外部原因。圍繞一場戰爭發生的各類事件尤其是外交事件紛紜複雜。而這些複雜紛紜的事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戰爭性質。弄清了不同戰爭的不同性質，就是抓住了研究戰爭的“牛鼻子”，抓住了研究抓住的核心問題，才算找到了研究戰爭的正確途徑和方向。才能達到研究戰爭的目的。

研究戰爭的性質，也是由研究戰爭的目的而決定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研究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弄清發動戰爭的歷史責任，從而達到分清是非，達到反對非正義戰爭，制止非正義戰爭、最後消滅戰爭，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的目的。也就是説，研究戰爭的性質，才能將“一個具體的戰爭”歷史責任弄清。才可能從戰爭中吸取真正的經驗教訓，達到反對非正義戰爭，支持正義戰爭目的。創造一個和平的世界環境，造福於人類，而不是相反。

研究戰爭的性質，不能離開一定的民族的、國家的、階級的、政治集團的立場。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不同的民族、國家、階級、政治集團必然對同一場戰爭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共產黨人自然應該站在被侵略民族、國家、階級、政治集團的立場，來分析對待一切戰爭。毛主席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階段性質時指出：

“（德國和英法的交戰雙方）為了欺騙人民，為了動員輿論，戰爭的雙方都將不顧羞恥地宣稱自己是正義的，而稱對方是非正義的……在目前，就是為了爭奪波蘭，爭奪巴爾幹半島和地中海沿岸。這樣的戰爭完全不是正義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奪性的謀解放的戰爭，才是正義的戰爭。共產黨決不讚助任何掠奪戰爭。共產黨對於一切正義的非掠奪的謀解放的戰爭，則將挺身出而贊助，並站在鬥爭的最前線。”（《關於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 第582頁 人民出版社 第2版）

然而，近年在朝鮮戰爭史的研究中，出現了一種所謂“超意識形態化”的思潮。他們不僅放棄中國共產黨人應有的立場，也放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公民的立場，強調所謂“真相比真理重要”，他們抓住一些孤立的“事實”，不作綜合分析，不講戰爭的性質和責任，宣傳朝鮮戰爭沒有對錯，雙方徒徒死了上百萬人，都是“輸家”。顯然，這些“理論”否定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人們的對戰爭性質認識的“共識”，否定了研究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消滅和制止戰爭，爭取世界和平。他們雖然宣揚“超意識形態”的研究方法，但他們在事實上並沒有“超意識形態”。他們迴避戰爭的性質，空洞地譴責戰爭，其實是否定正義的戰爭，否定中國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正確性、正當性。

總之，研究戰爭就不能不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場，研究戰爭的性質。如果離開了對戰爭性質的研究，儘管文可車載，也是廢紙一堆。

不言而喻，研究朝鮮半島戰爭，不能不首先研究其性質。正確認識朝鮮半島戰爭的性質，才能正確認識整個的半島戰爭的全過程。

筆者認為，作為當年的朝鮮半島戰爭，遠比當年毛澤東論述的中日戰爭的性質複雜得多。當年的中日戰爭從始至終都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中國從始至終是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反侵略的正義戰爭。而朝鮮半島的戰爭，從時間節點看，明顯的存在三個不同階段。這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性質有明顯的區別：

第一，至美軍介入前是第一階段。時間起始點並不是一般人認為的1950年6月25日。其性質是朝鮮民族為統一祖國而進行的內戰。而內戰的根源早在三十年代就存在了，在1945年以後，內戰受當時特殊環境的影響，以曲折隱晦的變態形式存在。1950年6月25日只是大規模爆發而已。

近年研究朝鮮半島戰爭的一些人，把半島發生的戰爭的“罪魁禍首”説是因為金日成的南下（還加上斯大林的陰謀和中國的支持）。此説看似有理，其實大謬不然。正確認識和評價金日成南下，是正確認識整個朝鮮半島戰爭的起點的關鍵點。實事求是地講，金日成的南下，性質是朝鮮民族內部統一祖國的內戰。它的性質，同當年的美國南北戰爭、同毛澤東1949年揮師南下過長江的性質並無不同。當時李承晚也在積極準備北上，他也沒有把三八線作為“國界”，聲稱國界在鴨綠江邊。當時他是因忙於“安內”，鎮壓所謂“不同政見者”和起義羣眾（實際是朝鮮內戰的一部分）。因此讓金日成搶佔了先機。朝鮮民族這種大規模的內戰，在一定意義上講，有其不可避免性。當然，朝鮮半島的統一，應該提倡和鼓勵用和平的方式更好。但是，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雙方都想訴諸武力。對此，作為域外國家，也只能勸和，沒有理由、也無權派兵去武裝干涉其內戰。美國官方定義為“朝鮮侵略韓國”，這是為他自己侵略戰爭找的理由。對此，外國一些政要和學者，都有公論。例如：最近讀美國學者、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著名教授布魯斯。卡明斯（Brucc Cumings）的《朝鮮戰爭》一書，對這個問題有比較客觀公正的表述，其主要觀點有：

針對美國人説的“金日成的進犯是國際侵略”，美國出兵是“我們成功地遏制了他，收復了韓國一方”的説法，明確提出：其朝鮮人進攻韓國，它和希特勒入侵波蘭、東條英機突襲珍珠港或薩達姆．侯賽因攻打科威特不一樣，是朝鮮人內部的事務。

總之，朝鮮半島最初的戰爭是朝鮮民族的內戰。金日成的南下，是朝鮮民族內戰的民族解放戰爭，其正義性不能否定。不能説金日成南下是侵略了韓國。這猶如不能説一年前毛澤東的南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略中華民國一樣。

第二，美國打着聯合國的旗號，侵入朝鮮，其性質是用武力干涉他國內政和內戰，同時派兵侵佔我國台灣，這是將朝鮮問題同中國內政聯在一起。其整個行為的性質是對亞洲的侵略。

原本在1950年1月份，美國總統和外交部長先後發表政策性聲明，表示台灣和南朝鮮將不在他們的“保護”之內，可是朝鮮內戰爆發的第二天，就急急派兵介入朝鮮內戰，並佔領台灣，宣佈“台灣地位不定”論，這本身表明，美國政府説話不算數，並且公然否定開羅宣言中關於台灣問題的國際協議。這些充分證明，美國政府是一個説話不算數、不講信義的國家。繼而又背棄了剛剛宣稱的出兵朝鮮，干涉其內戰是為了“保護韓國”，可仁川登陸不久就悍然過了三八線，進軍鴨綠江邊，宣稱幫助“統一朝鮮”，這本身進一步證明，他不講信義，更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有意擴大朝鮮半島的戰爭；他在侵入朝鮮的同時，派第七艦隊侵入台灣，這是將中國內政問題同朝鮮半島問題聯繫在一起。

美國上述種種行為，無論是在當時還是放到現在，用國際法來衡量，都是不允許的，是錯誤的。其性質無可駁辨地是侵略行為。這正如毛澤東在美軍侵略朝鮮的第二天説的那樣：

“美國對亞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亞洲人民廣泛的和堅決的反抗。杜魯門在今年一月五日還聲明説美國不干涉台灣，現在他自己證明了那是假的，並且同時撕毀了美國關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議。美國這樣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國主義面目”（《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 上 1949年9月-1951年12月 第154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科學院出版社 中央文獻出版社 第一版）。

美國的行為是侵略，即使站在當代的觀點看，也是赤裸裸地干涉朝鮮民族的內政。這是正確認識朝鮮半島戰爭性質的第二個關鍵點。

第三，中國出兵抗美援朝，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強加給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

眾所周知，我們參與的朝鮮半島戰爭對我們來説，是抗美援朝戰爭，它從時間到戰爭規模，是半島戰爭的進一步演化和發展。它是整個半島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不是戰爭的全部，更不是如有些人説的“也是戰爭的‘起源’”。它對我們來説，是美國政府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當時中國剛剛建國，國力凋敝，百廢待興，民心思定，尚有西藏、台灣等地沒有解放，國民黨留下的“政治土匪”200多萬尚沒有肅清。其軍力、國力同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懸殊差距更是明顯的。凡此種種，根本無力、無心作戰。並且美軍已達到鴨綠江邊，出兵的最佳時機當時已經喪失。用李奇微的話説：“沒有哪一個有智慧的領導人會作出出兵的決定”。這時中國出兵實屬無奈。之所以出兵也是公開的宣示，並沒有“秘密”可談。毛主席在志願軍出國後的一次講話中説：

“如果不是美國軍隊佔領我國的台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增加生產厲行節約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 軍事科學出版社 中央文獻出版社）

毛主席在這裏實際上講了三個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美軍打到鴨綠江邊。強盜打到了家門口，豈能束手待斃麼？此情況，正如基辛格説的：

“中國絕不可能默許美軍揮師朝鮮邊境，因為朝鮮是歷史上入侵中國的必經之地，特別是日本就是以朝鮮為基地佔領滿洲，侵略中國北方的。況且美國出兵朝鮮在戰略上還意味着中國在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兩線受敵，所以中國就更不會袖手旁觀”（《論中國》亨利·基辛格 第124頁 中信出版社 2012年10月 第一版）。

中國出兵是美國強加於我們，我們出兵抗美援朝是迫於無奈，是正義之舉。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新中國剛剛建立之後，面對美國侵略者打到鴨綠江邊並氣勢洶洶地大兵壓境的危急時刻，毅然出動中國人民志願軍，抗擊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反侵略戰爭。“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口號，準確地反映了這場戰爭的正義性、正當性、正確性，不容否定。這是一切研究朝鮮半島那場戰爭的人不應忽視的。我們作為老一代革命家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後代，作為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有責任和義務，捍衞其戰爭的正義性、正當性、正確性。而不是相反。

二、作為歷史重大事件，應把它放到當時的歷史大環境中考察

在研究半島戰爭的史學著作中，還有一種錯誤的方法，就是離開當時朝鮮半島當年戰爭發生時前後的具體的世界歷史的大環境，用當今世界格局的一些變化和人們的理念，甚至出於某種外交需要的考慮，倒推當時發生事件的是非、得失、正誤。

研究歷史問題貴在尊重歷史史實。這種離開了當時歷史環境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其實是早就被列寧批判了歷史唯心主義。列寧説，“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這是歷史研究必須遵循的一條歷史唯物主義原則。判斷分析當年朝鮮半島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的相關事件的“是”與“非”，必須放到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這是研究那段歷史事件必須遵循的另一個基本原則。

所謂“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有橫向和縱向兩個層面。橫向是指當時世界的總體形勢；縱向是指歷史的縱深。從橫向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形成了兩個政治、經濟、軍事完全對立的陣營，即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民主（社會主義）陣營。從世界範圍看，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鼓舞和影響，亞非拉許多國家，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對殖民主義和民族民主獨立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當事國家和地區的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分別受帝國主義陣營的美國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的不同程度地支持。

如前所述。我們把朝鮮半島事情放到當時的國際社會的大環境中分析考察，無論從橫的方面看還是從縱的方面看，朝鮮半島爆發內戰大爆發，都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其根源最早應該追溯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和四十年代。當時金日成和他的戰友們（例如崔庸健、金光俠、崔賢等），領導的朝鮮游擊隊在中國的東北和朝鮮北部山區同中國共產黨員楊靖宇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一起同日軍作戰時，李承晚南方政權中的軍方高官白善燁等人，當時就是日軍討伐抗日聯軍的鷹犬或日本軍官學校的學生，而還有一些則是來自蔣介石部隊的高級軍官。雙方高層人物來自兩個不同的思想體系、經濟制度的陣營，他們本來就是水火不相溶的死對頭，豈能共處一室？在一定的意義上講，1950年的為統一朝鮮的內戰，其實質是三十年代以來的朝鮮兩種抗日路線的繼續。因此，用歷史唯物主義歷史觀看，也可以説，朝鮮內戰有不可避免性。

同樣，對中國當時出兵抗美援朝也必須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大環境中考察。有人以“美國當年沒有過鴨綠江的打算”為據，説中國出兵朝鮮是誤判，“抗美援朝”是“保衞蘇聯和朝鮮”云云。

如前所述，二戰以後的世界格局是兩種不同的經濟、政治體系的對立，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對立。這是當時的根本的世界格局和社會現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剛剛成立的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取得政權之後，在外交上自然要採取一邊倒的政策，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這也是由當時的特定的歷史大環境決定的。此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三年國內革命戰爭，雖然是同蔣介石集團的內戰，但美國一直是堅定地站在反對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國共產黨的立場，支持、幫助蔣介石打內戰，以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為己任。這種情況正如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揭露和概括的，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的尖鋭對立早就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繼續採取敵視新中國、支持敗退台灣的蔣介石集團的政策。朝鮮內戰爆發的第二天，美國出兵朝鮮的同時派遣第七艦隊佔領台灣，蠻橫地阻撓中國正準備地解放台灣行動，並揚言要遏制中國的共產主義擴張。1950年6月27日，美海軍第七艦隊到達台灣的相關地域，美國政府奉命發表“總統聲明”。公然明確地宣佈台灣地位未定。當時的目的十分清楚明確，是為了遏制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國對他們所謂的威脅以及駐紮在太平洋地區美國部隊的安全。也就是説，進佔台灣海峽是完全對着中國來的。這樣就在事實上將台灣問題和半島戰爭聯在了一起了。早在1950年8月27日，美軍飛機飛過鴨綠江，轟炸我邊境，造成我居民生命財產的損失。這更是明目張膽的對中國的侵略行為。這些事實，不足以證明，美國政府不僅是侵略朝鮮，也是對着中國來的。試想，如果那個國家同墨西哥發生戰爭，藉口佔領夏威夷並把炸彈扔到了美國境內，美國會“袖手旁觀”麼？

我們當時的外交決策只能以美國上述那些言行作為依據。當美軍逼近三八線的時候立即通過多種外交途徑，告知美國不能越過三八線。美國對中國的警告置之不理，揮師直至鴨綠江邊，在這樣的嚴重關頭，才不得不出兵朝鮮。這裏根本就不存在“誤判”問題。

再如，在抗美援朝中的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關係問題。同樣，研究這個問題，也不能僅僅抓住“俄羅斯解密檔案”中，二人在抗美援朝前後這一段時間的某幾件事，不加深入分析就輕易地下結論。應該從歷史長河的縱深整體，考察他們的關係，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這樣，就不會得出一些諸如“毛澤東迫於斯大林的壓力”才出兵朝鮮，“毛澤東上了斯大林的當”替斯大林“背鍋”打了一仗，“斯大林操縱了整個朝鮮戰爭”等等這些沒有嚴格史實支持的觀點。概言之，毛澤東在歷史上就沒有全聽斯大林的話，在朝鮮戰爭這樣涉及獨立起來的新中國的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他可能聽任斯大林的擺佈麼？當時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在抗美援朝中聽取他的一些正確的意見本在情理之中。但是，這不能由此推論毛澤東是替斯大林打了一仗。抗美援朝過程中的大量事件證明，是毛澤東同金日成協商，共同作戰。斯大林是支持毛澤東的決策和立場的。

三、面對新“史料”，我們的史學家應該是全面、科學、準確地辨析，正確地運用

全面、科學、準確地辨析、正確地運用史料，是科學研究歷史的正確方法和功力的表現，也是對史學家的基本學術良心的要求。近年各國相繼解密了當年朝鮮戰爭的相關史料，這為我們深入研究抗美援朝史提供了新材料。但是，各國當時都是“決策在背後”，其材料難免不會有片面性和史實錯誤。例如，對最初決策的臨時更改變動、對敵方和整體形勢的誤判等。因此，我們既要重視、注意研究、正確運用這些新材料，同時又不能做這些“材料”奴隸，輕率地、片面地以某一孤立材料作出結論。尤其是不能片面的、採取“為我有用”的唯心主義的態度使用材料。需要對這些材料進行綜合的辯證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否則，得出的“新結論”不僅經不起推敲，甚至是荒謬的。

關於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南下問題。有學者根據《俄羅斯解密檔案》（以下簡稱“檔案”）（沈志華主編 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 2014年）記載，毛澤東於1951年2月同斯大林簽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下簡稱“條約”）後不久，斯大林就讓金日成來蘇聯，研究南下問題。這兩件事發生的時間相隔不久，於是這些學者就將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並以此推論説，是因為“條約”的簽訂，才使斯大林鼓動金日成南下。接着又繼續推論：是因“條約”的簽訂讓蘇聯失去了旅順口，斯大林想找新的出海口，才指示金日成南下。並接着繼續推測：如果勝了，就取得了新的出海口，如果不勝，美國打到鴨綠江邊，中國必然求助於蘇聯出兵東北相助，這樣也將繼續佔領旅順口，云云。

這是我國學術界當前頗為流行的一種觀點。看起來新穎，但經不起嚴格地推敲。這一連串的推論中，既違背學理，又違背邏輯。

**第一，****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讓金日成到蘇聯去的前後，發生多起大事。中蘇簽訂“條約”僅僅是其中的一件，怎麼就單單認定是“條約”的影響呢？**這些事件中，首先是金日成接連給斯大林27封電報，金日成在電報中反覆表示南下必勝無疑；其次，1950年1月3日、13日，美國政府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分別發表了台灣和南朝鮮不在美國的保護圈的政策講話；第三，在杜魯門、艾奇遜講話後不久，斯大林又得到了美國政府關於這個講話的內部會議決定的“絕密”文件；還有，更重要的在這之前不久，蘇聯成功發射原子彈；再有，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又取得了抗法戰爭的勝利。這些，哪件不是大事？

斯大林是個偉大的戰略家、軍事家，他的決策豈能不考慮前因後果、方方面面麼？僅僅為取得“出海口”、“報復”中共就輕率決定同意金日成進一步擴大朝鮮內戰規模以引起美國干涉。這樣的一連串的推論和判斷，把斯大林看成了一個鼠目寸光的陰險小人，根本不符合斯大林作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軍事家、政治家的一直以來的行事風格。也不符合起碼的邏輯常識和學理。恩格斯説，

“不論在自然科學或歷史科學的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不能虛構一些聯繫放到事實中去，而是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繫，”（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873-1883年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一版 第3卷 第469-470頁）

這樣認識問題的人，顯然犯了恩格斯批評的錯誤。

**第二，**説斯大林有意鼓勵中美在朝鮮一戰，這也不符合斯大林在“二戰”之後的外交政策，不符合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歷來關係。缺乏歷史的必然邏輯。“二戰”以後，蘇聯因為在戰爭中受到重創，面對美英帝國主義的進攻態勢，蘇聯是怕打仗特別怕同美國打仗的，故採取戰略收縮方針，對各國的內戰持不介入和觀望的態度。此前，對土耳其、希臘的內戰，蘇聯就沒有支持當時的土耳其、希臘共產黨游擊隊，致使其先後失敗。同樣，斯大林也不希望朝鮮打仗，這是斯大林的一慣態度。不考慮斯大林的歷史情況進行綜合分析，抓住當前一件事就孤立的下結論，這是一種只注重歷史“事件”的短期研究的做法,正如法國著名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猛烈抨擊的那樣：“短時間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騙性的時間。”事實上，影響斯大林對金日成南下態度轉變有多個原因，僅僅説是“條約”使他轉變態度，缺乏足夠的歷史內在邏輯性和合理性。

第三，説斯大林想借朝鮮戰爭推動中美一戰，這更是一個不靠譜的事後諸葛亮式的自作聰明的推論。當時美國已經表示，南朝鮮不在他的保護圈內，斯大林怎麼斷定美國一定會背棄自己的鄭重諾言，重返朝鮮？又怎麼斷定美國一定會過三八線？特別是斯大林怎麼斷定美國對中國的抗美援朝一定會發生誤判？（而事實是美國充分估計到中國不會出兵抗美援朝才過三八線的）最主要的，當時中國剛剛解放大陸，斯大林如何斷定毛澤東一定會聽他的話出兵抗美援朝？在歷史上毛澤東多次根本就不聽斯大林的話，這次，斯大林怎麼可能斷定毛澤東一定會聽他的，出兵朝鮮？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記載，斯大林在1950年10月11日同周恩來、林彪會談，表示蘇聯原定的出動空軍掩護志願軍承諾不能實現，中國僅僅出動幾個步兵師沒有取勝希望，同意中國不出兵。準備放棄朝鮮。這件事兒客觀地證明，斯大林原沒有中美一戰的目的。綜上所述，這些相互矛盾和混亂的結論，足以證明，“條約”促成朝鮮戰爭爆發説，是不能成立的。

事實上是，此前斯大林不同意金日成南下，多方資料包括“檔案”資料在內，都記載了在1949年之前，斯大林認為朝鮮南下從軍事準備上看不足，從政治上看，當時的“國際形勢”也不利於金日成南下。後來，朝鮮經過一年多的軍事準備，這一年來，國際上連續發生一系列有利於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重大事件。其中，蘇聯有了原子彈，中國革命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時又同蘇聯簽訂了“條約”。這一連串的大事。特別是1950年1月3日、13日的美國政府的政策聲明，更關鍵的是其聲明的“絕密”文件被斯大林弄到手。這些，促使斯大林深信，中國內戰，美國沒有最後直接出兵干預；金日成南下，美國自然也不會出手干涉，而金日成又反覆表示勝券在握。在這樣的判斷下，斯大林才沒有阻擋金日成南下。可以説，斯大林對美國的“誤判”才是他沒有阻擋金日成南下的根本原因。這也是世界政治家、學者們的共識。

再如，關於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問題。有學者據《俄羅斯解密檔案》披露的在1950年10月1日和5日（《俄羅斯解密檔案》第72-99頁），斯大林給中國兩個電報，提出中國出兵的建議，於是據此推斷“毛澤東想了一夜，認為這是斯大林要中國維護中蘇友好互助條約，不能不出兵”這樣的推論。其實這個問題，中方有許多公開的權威資料已經充分證明，抗美援朝是中國的無奈的選擇，也是中國自主決策的。這個自稱是從“檔案”材料裏發現的新觀點，筆者仔細研究“檔案”後，發現這並不符合“檔案”所載的事實。是借“檔案”説事的不良學風學者的作法。

按“檔案”記載的敍述時間看，正好證明中共決策出兵完全是自主決策的。

事情的大略經過是這樣的：中共在收到斯大林1950年10月1日的電報的同時，也收到了金日成的求助的電報。10月2日晚，中共中央開會，沒有統一認識，大家提出了出兵的許多困難。毛澤東當晚將中共開會提出的問題和困難反饋給斯大林（事實目的是向斯大林求助），斯大林於5日答覆的電報，北京收到時已是10月6日晚上22時。這期間，在10月4日、5日中央又連續兩天開會，最後已經統一了認識，決定出兵抗美援朝，並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可見，從電報時間順序看，這第一次的決策，並無受斯大林影響的因素。10月10日，周恩來、林彪到蘇聯具體落實蘇聯對中國的出兵後可提供什麼樣的幫助時，因為蘇聯原來保證的出動空軍掩護志願軍作戰的承諾有變，斯大林也認為在沒有空軍掩護的情況下，中國只靠步兵，無取勝希望並存在風險，斯大林同意中國暫不出兵，並決定放棄朝鮮。消息傳回北京，在這種情況下，10月13日，毛澤東再次把即將赴朝的彭德懷等召回北京，重新研究出兵問題，共同認為，即使在沒有蘇聯空軍掩護的情況下，也要出兵朝鮮。這是關鍵時刻的最後決策，是在斯大林拒絕空軍支援，決定放棄朝鮮並通知了朝鮮作戰略撤退時作出的決策。這足以證明，中國決策出兵朝鮮，並無所謂毛澤東“聽斯大林的話”想了一夜的問題。是完全自主決策的。

證明戰爭的真實階級性質的，自然不是戰爭的外交史，而是對各交戰國統治階級的客觀情況的分析。

四、透視所謂“從蘇、中、朝的新視角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術新方法”

還有一個學術研究的方法需要單獨討論。這就是所謂“從蘇、中、朝的新視角研究朝鮮戰爭”。“解密”學派的人，對批評他們錯誤觀點的人，理直氣壯地辯解説，他們是依據“俄羅斯解密檔案”，從蘇、中、朝的視角“研究朝鮮戰爭的”。這是朝鮮戰爭史學研究的新途徑、新創造，是一種新的“學術研究方法”，是“純學術研究”云云。他們打着“學術研究新方法”的旗號，騙了許多人。

所謂依據“俄羅斯解密檔案”云云，不過是個藉口，我們在前面已經略有分析。在以後的相關文章中將有詳細的辨析。這裏暫且不論。集中一下透視所謂“從蘇、中、朝的新視角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術新方法”是什麼貨色。

其一，“從蘇、中、朝視角研究朝鮮戰爭”，讓我們看到了什麼？

先讓我們將這種新視角得出的新結論，簡單地梳理其幾個有代表性的論點：

**1、**斯大林因簽訂中蘇條約才鼓動金日成南下，以取得出海口；中蘇條約的簽訂是戰爭的起源；“條約”是毛澤東逼斯大林簽訂的（言外之意毛澤東是戰爭起源的推手）。

**2、**斯大林讓毛澤東出兵；毛澤東“想了一夜”為維護“中蘇條約”不得不出兵；中國參戰也是半島戰爭的起源。

**3、**毛澤東、斯大林不同意1951初的聯合國安理會“三國”先“停戰”的方案，失去了結束戰爭的大好時機，中國失去全勝的機會，使戰爭多打了兩年多。

**4、**四個月後，斯大林不想打了，主動找美國要和談；第五次戰役後，美軍重回三八線，毛澤東也打不下去了，所以想“和”了，自己不好意思，找蘇聯幫忙。第一次聯合國給的優惠條件也沒有了。

**5、**在整個談判期間蘇中方“有意採取強硬立場”，致使談判無限期延長，多談了兩年多。

**6、**戰爭平局論，中國死傷人數比美國還多。

**7、**朝鮮戰爭以後，遺留許多周邊和國際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雖勝亦輸。

基於以上説法，稍微有點頭腦的人，一看就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整個朝鮮戰爭從發起到結束，都是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的錯！

只是，這個所謂“新方法”“新視角”研究出的“新結論”其實並不新。早在1950年7月美國出兵侵略朝鮮的時候，就説“朝鮮侵略了韓國”，美國出兵是“保衞韓國”，而朝鮮之所以敢於“侵略韓國”，是受斯大林的指使，朝鮮戰爭是斯大林的戰爭。中國抗美援朝是“侵略朝鮮”，是替斯大林打仗。美國的這些言論是公開的。當時世人皆知，並不用查什麼“檔案”。而我們的歷史學家60多年後，從“解密檔案”中獲得了“證明”，這足見美國的政治家們的“遠見卓識”！——不過，這並不是歷史的真實！對美國當年製造的“北朝鮮侵略了韓國”等等説法，早有一些公正的歷史學家，包括美國的歷史學家，就公開予以駁斥了，他們説，金日成南下是朝鮮民族內部不同政治、經濟思想體系的人，為統一朝鮮的戰爭，是內戰。金日成的南下是民族解放戰爭。它如同一年前（1949年）毛澤東帥百萬大軍過長江一樣，同一百年前，美國總統林肯率領北方軍隊打敗南方軍隊統一美國一樣，都是內戰！——這已經是歷史的認知。我們的歷史學家把抄別人的冷飯拿來當作新佳餚賣。

其二，“新視角”豈可是成為學術研究堅持片面性、不講辯證法的理由麼？

“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例如，只瞭解中國一方、不瞭解日本一方，只瞭解共產黨一方，不瞭解國民黨一方……”(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這裏講的是正確認識事物的一般原則。自然也完全適合對戰爭的研究。此文著於抗日戰爭時期，他舉例中説的“只瞭解中國一方、不瞭解日本一方”，就是指對抗日戰爭的研究而言。不言而喻，我們研究朝鮮戰爭，也應遵循毛澤東這裏提出原則。這是政治原則，也是不可動搖的學術原則。學術研究同樣應該和必須要克服片面性。朝鮮戰爭，實際上涉及五方，蘇、中、北朝鮮、南朝鮮、美國。除此之外，還有跟隨美國出兵的一些國家，作為美方內部的多方，他們同美國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又合作又矛盾的關係，也是不能忽略的。只講蘇、中、北朝鮮在朝鮮戰爭的相關行為，就輕易下結論，這很顯然是片面的，也是主觀的。自然不會得出全面地、正確的結論。我們前文中梳理出來的所謂“從蘇、中、朝的新視角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術新方法”得出的一些“結論”，就是這種主觀、片面的產物。形而上學片面性從來不是認識真理的途徑。提倡所謂“從蘇、中、朝的新視角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術新方法”其本質就是提倡片面性和形而上學。

當然，作為學術研究，只研究半島戰爭中的蘇、中、朝的關係，也無不可。但是，這種研究必須把它放到交戰各國關係的整體中進行“透視”、“定位”，在對比中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而不是隻“從蘇、中、朝”方面撿些孤立的材料而不論其他，甚至用想象和隨意代替嚴格的科學研究。

這裏有必要特別介紹一下，毛澤東是如何研究當時朝鮮戰場的各方關係的。在出兵抗美援朝前，不僅充分地研究了世界全局的形勢，美蘇的關係、中蘇的關係、中美的關係、中朝的關係。而且還充分的研究了美國同“聯合國軍”的各國的關係，特別是李承晚同美國、李承晚軍和美軍的關係以及他們的各自戰鬥力和作戰特點。由此，在中國決策出兵抗美援朝的最後關鍵時刻，蘇聯改變出動空軍進入朝鮮掩護志願軍承諾。這時，中國面臨的是隻有落後的步兵武器的志願軍，單獨對付有海陸空軍一體的、現代化程度極高的“聯合國”軍。這還能有勝算的把握嗎？毛澤東根據此前對敵情、我情、友情的全面瞭解，提出了“第一時間打偽軍”“打偽軍還是有把握的”等戰略戰術。因此才有入朝首戰告捷、再戰再勝，連續三次戰役，將“聯合國軍”趕回了三八線南北。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期間，又從多種途徑，得知美國的盟國有三八線停戰的意圖，並給美國施加壓力，毛澤東又適時的抓住這些猶似“青萍之末”的信息及時予以呼應。最終使作戰的雙方走到了談判桌前。毛澤東這種善於知己知彼的深謀遠慮、遠見卓識的巨人智慧和膽量，雖人不可及，但應是我們終生學習努力的方向，而絕不是相反，甚至自以為是地提出了相反的理論。

第三，所謂“新學説”不新，是列寧評判的第二國際作家們早就用了的“方法”。

所謂“從蘇、中、朝的新視角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術新方法”得出的一些“結論”，不僅是片面的，也是表面的、隨意的。直接違背了研究戰爭的正確原則。列寧在研究帝國主義戰爭時，批評第二國際的領袖們，不能正確地研究戰爭。指出：

“要知道，能夠證明戰爭的真實社會性質，確切些説，證明戰爭的真實階級性質的，自然不是戰爭的外交史，而是對各交戰國統治階級的客觀情況的分析。為了説明這種客觀情況，不應當引用一些例子和個別的材料（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而一定要引用關於各交戰國和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的總和。”（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1916年1-6月 《列寧選集》 第一版 第2卷 第732-733頁）

我們仔細把“從蘇、中、朝”視角朝鮮戰爭的研究方法同列寧批評的第二國際作家們研究戰爭的理論，對比一下，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所謂“新學説”不新，是列寧評判的第二國際作家們早就用了的“方法”。

列寧這裏講了研究戰爭必須遵循的三條重要原則：

1、不能僅僅依靠外交史（即各國的外交活動和對外宣言之類），應該依據各交戰國的客觀行動。

2、不能僅僅依靠個別材料，因為“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研究要佔有所有的全部的材料，並且要對材料去偽存真。

3、最根本的是研究各交戰國的和世界經濟生活的總體材料。

從“蘇、中、朝”這個側面研究朝鮮戰爭，所依據的僅僅是“往來的文電”，這僅僅是“外交史”。根本沒有涉及各國的“客觀情況的分析”，更沒有“各交戰國和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的總和”的概括和分析。比如，怎麼認識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問題，這是研究朝鮮戰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必須研究全部的中美關係、中國當時政治、經濟的現狀，才能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而從“蘇、中、朝”這個側面研究朝鮮戰爭，僅僅靠斯大林和毛澤東在1950年10月1日和6日的文電，就推導出毛澤東想了一夜，是斯大林要中國為維護中蘇友好條約出兵這樣荒謬的結論。事實上，中國的出兵幾經反覆，後經多方利弊衡量，自主決策出兵。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的由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處於長期戰後的百廢待興，美國又是世界第一強國。兩國的經濟力、軍力，都處於“乞丐同龍王比寶”的狀況。雙方開戰，將是一場“極不對稱的戰爭”狀態。決策出兵，確有諸多風險。不瞭解上述情況，僅僅是“想了一夜，為鞏固中蘇同盟”就決策出兵的結論，隨意、輕率，典型的隨心所欲！

戰爭的起源問題，一直是研究戰爭的重要課題之一。這也必須研究各方的歷史和現狀。把戰爭的起源統統説成是蘇、朝、中的責任。長期以來，美國官方和其學者，一直宣傳戰爭的起源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南下，“朝鮮侵略韓國”這才爆發了朝鮮戰爭。這裏有兩個關鍵問題，被這些學者們“忽略”了，一個是金日成南下是朝鮮民族的內戰，南北朝鮮當時的戰爭不是什麼國與國的戰爭。其二，美國開始的進入朝鮮干涉朝鮮的內戰的同時，佔領台灣，宣佈“台灣地位未定論”，還早在8月27日，美軍機低空飛過鴨綠江對我居民進行轟炸、掃射，打死打傷我12名居民。繼而，又揮師過了三八線，侵入北朝鮮。這一切，是對朝鮮的侵略，也是對中國的侵略。美國政府恰恰不承認這兩點。其實，這二點是正確認識朝鮮戰爭的要害的兩個問題。美國為了擺脱其歷史責任，指責蘇聯支持朝鮮侵略韓國，中國出兵侵略朝鮮，這用現在的話説是一種“嫁禍於人”的“甩鍋”。而我們學者“研究朝鮮戰爭”，不講朝鮮內戰的性質，不講美國是侵略，而對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的正義性，絕口不談，只説是“戰爭的起源”，這不是乖乖地配合美國政府“甩鍋”麼？

總之，所謂從“中蘇朝”的視角重新研究抗美援朝戰爭，看似“視角新穎”，實則是個有一百多年曆史的舊學説、偽學説。其方法論是一個完全錯誤的研究方法。是違背學術規範和歷史唯物辯證法的，用形而上學的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代替辯證法強調的要客觀的、全面的、本質的研究問題理論原則，用歷史的唯心主義，代替歷史唯物主義。它的實際作用是為全面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正確性、正當性提供“理論服務”。

【作者簡介】

張興德，黑龍江鶴崗市人。長期在部隊工作。在大連中山區委宣傳部退休。現為中國紅樓夢學會會員，遼寧作家協會會員，遼寧散文學會會員。先後在《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文藝報》《解放軍報》《紅樓夢學刊》等四十餘家各級報刊、雜誌、大學學報發表6百餘篇學術、理論文章和詩文等。約400餘萬字。涉及文學理論、歷史辨析、詩文等多個領域。有二十餘篇學術、理論文章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新華文摘》《文摘報》《報刊文摘》等書（報）刊轉載和中學語文課外讀物、中考語文試題。有專著《文學的哲學——紅樓夢的第三種讀法》《紅學熱點話題“透視”》《“不完美”的哲學》等。近年為釐清史學界出現的否定抗美援朝的錯誤觀點，帶着目的性研究抗美援朝戰爭史5年多，先後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黨史縱橫》等報刊發表多篇論文。

（來源：崑崙策網**【作者來稿】**，有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