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龍國：漢長安城地區鑄錢遺址與上林鑄錢三官_風聞

自清代金石學興起之後，西漢鑄錢遺物受到金石學者的重視。20世紀50年代以來，伴隨着漢長安城地區西漢鑄錢遺址及錢範的發現，相關研究成果越來越多，除大量的研究論文之外，還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學術著作，如《關中秦漢陶錄》、《秦漢錢範》、《新莽錢範》、《秦漢錢幣研究》、《漢鍾官鑄錢遺址》等。學者對西漢時期的鑄錢遺址、鑄錢技術、工藝流程、五銖錢分期、何為上林三官等問題作了深入研究。但是，不少研究常以收藏者的藏品為依據，考古調查及發掘資料十分缺乏，因此具有很大的侷限性。收藏品對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如上林三官錢丞及火丞封泥的發現，使何為上林三官的問題得到圓滿解決。但多數收藏品失去了出土地點信息，給研究造成一定混亂，使上林三官地望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因此，在鑄錢遺址的研究上，以考古調查及發掘資料為基礎，注重遺物的出土地點，以此判斷遺址的時代及性質，顯得尤為重要。

此前，陳直、蔣若是、黨順民、吳鎮烽、姜寶蓮、秦建明、趙曉明、白雲翔等學者，都曾對上林三官作過有益的探討，基本搞清了何為上林三官及三官各自的職能問題。但是，還有一個問題至今尚未解決，即上林三官在何處。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漢長安城地區漢代鑄錢遺址的考古發現，重點對上林三官在何處作進一步探討，以期有所推進和創見，並以此向大家求教。

一、漢長安城地區鑄錢遺址的發現

漢長安城地區鑄錢遺址，主要指西漢長安城及上林苑內的鑄錢遺址。文獻記載，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將鑄幣權收歸中央，專令上林三官負責五銖錢的鑄造，即歷史上著名的上林三官。實際上，自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即開始了五銖錢的鑄造，也就是所謂郡國五銖。為了便於上林三官問題的討論，本文主要對五銖開鑄之後至王莽之前的鑄錢遺址進行研究，其他時期的鑄錢遺址或錢範出土地點，僅作一般性介紹。澄城坡頭寨鑄錢遺址，學界已斷定為元鼎四年之前的鑄錢遺蹟，且已超出上林苑範圍，不在討論之列。

目前，漢長安城地區發現的西漢鑄錢遺址有四處，每一處面積都比較大，包括了幾個自然村，為了行文方便，文中僅以較有名的一個村莊指代。他們分別是：漢長安城內西北部的相家巷遺址，漢長安城以西建章宮內的高低堡遺址，長安縣窩頭寨遺址和户縣兆倫村遺址。為了便於原材料及產品的運輸以及取水、用水之利，遺址多分佈在河流岸邊。除相家巷外，其他都在都城之外的上林苑內（圖一）。

（一）  兆倫村鑄錢遺址

位於陝西户縣（今西安鄠邑區）兆倫村，東北距漢長安城約25公里，西南距户縣城11公里。錢範主要分佈於兆倫村東北部新河及蚰蜒河兩岸，在兆倫村內及石橋村東部發現窯址。歷年來，發現西漢五銖錢及王莽時期的銅錢鑄範、陶範模及大量陶背範，兩河口附近是陶範分佈的密集區域。遺址中發現大量王莽時期的範模，其上有“鍾官前官”銘文，如“鍾官前官始建國元年三月工常造”等，證明該遺址為鍾官鑄錢工場無疑。

20世紀60年代，蒼龍河改道時曾挖出大量錢範及冶鑄遺物。1991年，姬蔭槐曾對該遺址進行了實地調查，發現大量陶背範及一些陶範模，其中一塊範模上有模糊不清的“鍾官”二字，以此推測，這裏是“漢莽時京師直轄鍾官——上林苑國家鑄錢場之一”。

1994～1996年，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對該遺址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並於2004年出版了調查報告，對遺址的內涵及性質做了詳細揭示，進一步確認其為西漢鍾官鑄錢作坊遺址。遺址出土五銖錢範及王莽錢範，還有半兩、五銖、王莽銅錢及上林瓦當等。五銖錢有穿上一橫、穿下半星及無記號幾種，另外還有一種四決紋五銖。半兩錢有榆莢、八銖、四銖、有郭等幾種。從出土的遺物推測，該遺址鑄錢時間從西漢早期一直延續到王莽時期。

2015年12月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再次對該遺址進行大面積鑽探，以確定遺址的保護範圍。這次考古調查，在兆倫村東南發現一座古城，其南牆長約1038、西牆殘長500多米，東、北牆尚未找到。推測該城址可能為文獻記載的鍾官城。目前因缺乏充分的發掘及解剖資料，尚難確定其築城時間。

（二）  相家巷鑄錢遺址

位於漢長安城內西北部，屬西安市未央區，所處位置即西漢手工業區。在此發現眾多與製陶、鑄鐵及鑄錢有關的窯址及鑄範。鑄錢遺址分佈範圍包括相家巷、相小堡、曹家堡和袁家堡等，面積約3平方公里。

1955年，俞偉超在該遺址調查時，發現1件石質五銖錢範，錢模陰文，穿上一橫，型腔中央有一凹下的小圓點，是一件母範，據字形判斷似武帝時遺物。

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相家巷村南發掘3座烘範窯、1座煉爐和5個廢料坑，發現大量鑄造車馬器的疊鑄範及坩堝碎片、煉渣、紅燒土等。在相家巷村東發現數以千計的陶範模。有的陶範模的範首部位帶銘文，內容包括紀年、編號、工匠名等。紀年有昭帝 “ 元鳳 ”、宣 帝“本始”和“甘露”等年號。

20世紀90年代末，該遺址又發現一批錢範，有一塊“□二”石範，“二”為陰文，其他為陶背範及陶範模。有的範模上帶“工□”、“工可”、“工野”、“大”、“一”、“本始二年十月丁未造”等銘文。

2003年，相家巷村東修路時，挖出了大量的五銖錢範，有陶範模千餘件，陶背範萬餘件，還有大量坩堝、鑄錢煉爐爐底殘渣等。報道把發現的範模分三類，一是範首無紀年銘文及其他標識的，二是範首銘文有職官及工匠名稱標識的，三是範首有紀年、月、日銘文的。調查者認為，該遺址是西漢上林三官國家造幣廠之一。五銖錢模的穿上多帶一橫，不見其他記號。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在此發現了帶“巧”字的錢範。以前藏家著錄中有“巧一”銘文錢範出土於此，但為收藏品，可信度較低（圖二，2），這次是黨順民、趙曉明親自調查所得，應該是可信的（圖二，1）。

根據歷年來徵集、調查及發掘資料，該遺址發現的五銖範模，銘文可分七類。

1.官署及其編號　如“巧一”等。“官一”錢範是否發現於此，尚存疑問。

2.作坊編號　工、工一、工二、工三、工四。

3.作坊內部分區　第一可、第二工、第 二 （ 遂 ） 、 第 三 （ 遂 ） 、 第 四 遂 、（第？）四。

4.工匠名　如工可、工野、工申、工長壽、申工長壽、工乘山、可、甲、大等。

5.工種名　申工、由工、田工。

6.帶“◎”和“⊕”符號的。

7.紀年　如昭帝元鳳，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元帝永光、建昭，成帝永始等年號，以及三月、五月、“正月甲子造六月戊申就”等。

據相家巷所出錢範及銘文看，其鑄錢時間在西漢中期至晚期，尤以昭、宣時期為盛。根據收藏者的藏品，有晚至元帝及成帝的錢範銘文，年號有元帝永光、建昭和成帝永始。陳直根據錢範銘文，認為相家巷錢範，未發現武帝時年號，最早的年號是昭帝元鳳元年（公元前80年），最晚的是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

（三）  高低堡鑄錢遺址

高低堡現屬西安市未央區三橋鎮，發現鑄錢遺存的村莊有焦家村、孟家村、東柏梁、高堡子、低堡子、北沙口等，分佈範圍約7平方公里。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此建築建章宮。據記載，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範圍廣大，上述遺址均在建章宮內。建章宮竣工以後，作為新的政治中心使用，直到昭帝元鳳二年（公元前79年）才搬回未央宮，至新莽地皇元年（公元20年）被拆毀。

建築建章宮之前，這裏曾是漢武帝鑄錢的場所。1956年，在距漢長安城西南角300米的皂河明渠岸邊，曾出土過10塊銅錠，上面刻有重量及“汝南富坡宛裏田戎賣”等題記，推測可能是當時鑄錢的銅料。

1987年5月，徐平在漢長安城西“建高遺址”收集26件陶範模，範模上有“巧一”、“巧二”、“可”、“工”等銘文。他未説明錢範的具體出土地點，從名稱推測，可能在建章宮高低堡附近。

20世紀80年代，黨順民在建章宮前殿基址東南角的一個防空洞內，發現80枚銅錢及陶錢範、流銅、銅渣、木炭等遺物，銅錢除1枚四銖半兩外，其他均為五銖。其中，7枚五銖錢平背無內外郭，1枚穿上無橫，其他均穿上有一橫。陶範模上有“工”和“巧”字銘文。一塊“巧二”範模上有4列五銖錢模，錢徑2.45釐米，穿上有一橫。另一塊“巧二”範模上有6列五銖錢模，錢徑2.55釐米，穿上有一橫。顯然，鑄錢遺址壓在建章宮前殿基址之下，年代早於建章宮的修建。黨順民認為，建章宮是在上林三官統一鑄錢之後9年起建的，這裏發現的五銖錢及錢範，應包括西漢郡國五銖、赤仄五銖及上林三官五銖。

建章宮前殿遺址西約0.5公里的東柏梁村南，曾發現五銖錢範堆積層，有大量的五銖錢背範，背範上有錢模4或6列。建章宮前殿遺址以北的孟家村村東及焦家村斷崖處，也發現一些五銖錢背範。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的建章宮一號建築遺址，位於東柏梁村東南250米處。該建築室內地面鋪磚，鋪磚殘破的地方以錢範補砌，附近還發現以錢範砌起的不規則平台。建築年代為西漢中期至王莽時期，錢範均為廢料二次利用。錢範大量為背範，也有少量範模，範模上有4、6或8列五銖錢模，尤以8列錢模為其他遺址少見；其中一塊範模上有“巧三”銘文（圖三）。“巧三”範模的發現，説明以前著錄的“巧”字錢範出自此地是可信的。

有學者把高低堡與好漢廟作為一個整體，認為是技巧官署的鑄錢工場。但好漢廟位置更偏南偏西，不見五銖錢範，應是王莽時期的鑄錢工場。與好漢廟相鄰的北沙口村南也發現五銖錢背範及範模，應屬高低堡鑄錢遺址的遺物。高低堡與好漢廟之間可能有一定的界線。

從發現的陶範模的風格看，高低堡鑄錢包括了郡國五銖到三官五銖，建築建章宮時即停止鑄造，時間應為公元前118～104年。“巧”應為“技巧”的簡稱，高低堡是太初元年以前的技巧鑄錢工場。

（四）  窩頭寨鑄錢遺址

1962年，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對長安縣窩頭寨鑄錢遺址進行了調查。該遺址西距灃河1公里，北距渭河6公里，包括窩頭寨、黃堆村、金家村，面積較大。在此發現大量五銖錢範，還有許多西漢磚瓦，包括“上林”瓦當，黃堆村還曾出土過“上林農官”瓦當。發現的錢模有穿下半星、穿上一橫及無記號三種。錢範上有4、6列錢模，範模上有“元鳳”年號銘文。鑄錢時間應為漢武帝至西漢末年。遺址在上林苑範圍內，應為上林三官的一處鑄錢工場，但具體屬於哪一官，尚需進一步的考古資料證實。2012年，阿房宮考古隊又進行了調查與發掘，出土一塊帶“地節五年三月丙子造”銘文的範模，明確為宣帝時期鑄錢的遺物（圖四）。目前，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也在此進行發掘，期待更新的資料公佈。

（五）  其他鑄錢遺址及錢範出土地點

漢長安城內及其周圍地區還發現多處鑄錢遺址，如好漢廟遺址、郭家村遺址等，都是王莽時期的鑄錢遺址。

以往好漢廟遺址發現很多新莽錢範，但具體位置比較模糊。陳直認為在三橋鎮北五里，這裏出土的陶範多長方形陽文正書的範模，澆鑄以直流合範為主，是王莽時期的鑄錢遺址。黨順民曾做過實地調查，認為好漢廟在孫圍牆村學校的高台上，民國時台上有一塊石碑，上刻“漢曝衣閣”，廟建在曝衣閣的遺址上。因周圍的北沙口、新軍寨、孫圍牆、呂圍牆和雙樓寺五村共結為廟社，所以這五個村都稱為好漢廟。這一區域位於漢武帝建章宮西南面，發現大量王莽時期的錢範。目前因沒有發現建章宮宮牆，因此範圍不清。有的學者把好漢廟歸到建章宮區域鑄錢工場範圍內，很不恰當。從發現的錢範看，二者鑄錢時間不同，建章宮區域是漢武帝太初元年以前的鑄錢遺址，好漢廟是王莽時期的鑄錢遺址。

郭家村遺址位於漢長安城東部，包括郭家村、三九村、張家堡和尤家莊等幾個村莊。1958年，郭家村發現內含大泉五十陶鑄範的窯爐，窯中除王莽鑄範外，還有銅環、刀削、車馬飾等陶鑄範，並在其西北方探出一個窯址。1986年，西安北郊三九村發現一座放置大泉五十陶鑄範的窯爐，窯內放置成包的疊鑄範，每包疊鑄範，鑄範層層相疊近50層，一次可鑄150枚銅錢。郭家村、三九村均位於漢長安城外東部，且相距不遠，所出均為橢圓形陰文疊鑄陶範。報道説兩窯都是烘範窯，説明這裏是一處鑄造銅錢及其他銅器的作坊。有學者認為，這裏的錢範可能是供給好漢廟鑄錢作坊的，説明制範與鑄造不在一處地點。這種認識應有誤，好漢廟位於漢長安城外西南部，郭家村位於漢長安城外東部，二者相距較遠。好漢廟所出錢範有大量範模，這些範模本來就是用於製作鑄範的，不太可能捨近求遠到漢長安城東部取範，而且漢長安城東部的陶範也是處於待澆鑄狀態的鑄範。

漢長安城內還有幾處錢範出土地點，如石渠閣、桂宮、柯寨、何寨、直城門大街等，發現大量陶背範，但罕見範模，更未見鑄錢遺蹟，可能是相家巷錢範被轉移到了他處。2001年，西安雁塔區三召村北嶺發現一處新莽“小泉直一”制範遺址，出土百餘件小泉直一陶範模，大部分錢範被掩埋在路基下。

二、上林三官討論

（一）  何為上林三官

關於上林三官鑄錢的記載，在《史記·平準書》及《漢書·食貨志》中幾乎相同，均載：“其後二年（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入其銅三官。而民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

何為上林三官？文獻記載沒有明確説明，由此引起史家不少猜測及探討。南朝宋裴駰認為，可能是均輸、鍾官、辨銅，雖是推測之語，卻一直被史界所引用。陳直根據發現的“鍾官火丞”（圖五，6）、“鍾官錢丞”（圖五，5）、“技巧錢丞”（圖五，7）、“辨銅令丞”封泥，認為應為鍾官、技巧、辨銅。此後，漢長安城及户縣兆倫村遺址分別發現了“技巧火丞”（圖五，3、4）、“鍾官錢丞”封泥，似乎也支持陳直的觀點，因此，得到錢幣學界的贊同。但丁之方提出異議，認為成帝建始二年之前，確如陳直所言，上林三官為鍾官、辨銅、技巧，之後省技巧而由鍾官總攬鑄錢之事，將負責運送銅料與銅錢的均輸與鍾官、辨銅，合稱上林三官。

《漢書》記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罷六廄、技巧官”。但學者們並未意識到所罷即為鑄錢之官。直到1997年，西安又發現了一些漢代封泥，除“技巧火丞”外，尚有“六廄錢丞”（圖五，1）、“六廄火丞”（圖五，2）。這一發現對何為上林三官問題的解決具有決定性意義。黨順民、吳鎮烽據此認為，上林三官就是鍾官、技巧、六廄，三官各有其火丞與錢丞。至此，鍾官、技巧、六廄為上林三官之説廣為學界所接受。

（二）  上林三官在何處

前述漢長安城及其周圍地區發現的四處主要鑄錢遺址，其鑄錢時間均在西漢中晚期（漢武帝至西漢末）。兆倫村鑄錢遺址時間更早一些，可早至西漢早期，但大量鑄錢仍集中於西漢中晚期。從發現的陶背範及陶範模看，各遺址在鑄造技術及所鑄產品方面，雖有些微差異，但共性是主要的。

從形制看，範模均呈長方形，範首有1～2個澆鑄口和排氣口，中間有主澆道，範面上對稱排列着4、6或8列五銖錢模，均為直流澆鑄。高低堡發現的範模上有4、6或8列錢模，其他三處有4列的，有6列的，其中以6列的最為常見。4列和8列的具有早期特徵，6列的則為成熟時期的通行模式。

從澆鑄口與排氣口的設置看，各遺址發現的範模，澆鑄與排氣方式可分兩種，第一種頂部設兩個澆鑄口，沒有專門的排氣道，澆鑄口兼作排氣道；第二種為通氣孔道與澆鑄口分設，排氣道設在範模兩翼，頂部有一個或兩個澆鑄口。高低堡遺址範模上常見第一種方式，少見第二種方式，其他三處遺址兩種方式均存在。兩種方式不僅涉及澆鑄及排氣鑄造技術問題，而且也存在流行時間的差別，第一種方式稍早於第二種方式。

從陶範模上的五銖錢模看，五銖錢徑一般2.5～2.7釐米，穿徑1釐米左右，有的穿上一橫，有的穿下半星，也有的無標識，但面、背都有郭。“五”字交筆或直而微曲，或緩曲呈“炮彈形”，“金”字頭呈等腰三角形，“朱”字頭方折。高低堡錢模正面穿上有一橫的，有穿下半星的；相家巷一般都有一橫，不見其他記號；窩頭寨有一橫的，有半星的，也有沒有記號的；兆倫村有一橫的，有半星的，還有帶四決紋的。穿下帶半星的五銖錢，多鑄於高低堡、窩頭寨、兆倫村；相家巷所鑄五銖，多為穿上一橫，而不見半星。

從所鑄產品看，相家巷、窩頭寨和兆倫村鑄錢遺址都發現錢徑約1.2釐米的小五銖錢範模。此類小五銖在景帝陽陵、武帝茂陵、宣帝杜陵等陪葬坑中發現很多，是專為隨葬而鑄的冥幣。錢形器是一種貨幣計數工具，在兆倫村及高低堡遺址曾發現銅錢形器，高低堡還發現了鑄造錢形器的陶範。

以上表明，各遺址之間在鑄造技術及所鑄產品方面存在一致性，而且在一些小細節方面也有內在的聯繫。一些範模的範首部位帶有陽文銘文，各遺址中範模銘文的異同，也為研究上林三官的地望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關於上林三官的地望，錢幣學及考古學界均有一些探討。在未發現其他鑄錢遺址以前，陳直曾認為相家巷為鍾官所在地。1980年，陳直在《三輔黃圖校證》中修正了這一觀點，認為户縣鍾官遺址是上林三官的鍾官所在地。兆倫村鑄錢遺址發現以後，證明陳直修正後的觀點是正確的。

關於上林三官的地望，錢幣學及考古學界均有一些探討。在未發現其他鑄錢遺址以前，陳直曾認為相家巷為鍾官所在地。1980年，陳直在《三輔黃圖校證》中修正了這一觀點，認為户縣鍾官遺址是上林三官的鍾官所在地。兆倫村鑄錢遺址發現以後，證明陳直修正後的觀點是正確的。

通過對四處鑄錢遺址的綜合考察，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值得商榷。鍾官在户縣兆倫村遺址已無疑義，姜寶蓮、秦建明在《漢鍾官鑄錢遺址》中有詳細的論述。高低堡遺址為建章宮修建以前的技巧官所在地，也是明確的。與前輩學者相比，筆者還有兩點不同看法，一是建章宮修建以後，技巧官不是搬到了窩頭寨遺址，而是搬到了相家巷遺址，相家巷遺址是技巧鑄錢的新址；二是既然六廄不在相家巷遺址，那麼唯一可能的是六廄在窩頭寨遺址。

在《漢鍾官鑄錢遺址》中，姜寶蓮、秦建明基本同意吳鎮烽、黨順民關於上林三官為鍾官、技巧和六廄的意見，但認為相家巷遺址錢範大多屬於昭宣時期，是否為六廄有待研究。

關於鍾官，以往文獻多記載其地望在户縣。姬蔭槐也做了實地調查，認為户縣兆倫村遺址可能為上林鍾官鑄錢遺址。1994～1996年，姜寶蓮、秦建明等人進一步調查，證實户縣兆倫村遺址即為三官之鍾官鑄錢工場。

關於技巧官。在以往的著錄中，“巧”字錢範多出於高低堡一帶，建章宮一號建築基址的發掘，證明以前的著錄不誤。朱活認為，這裏的範模帶有早期五銖的諸多特徵，屬於上林三官五銖範模，建章宮是在上林三官統一鑄幣之後9年起建的，言外之意是，這些屬於建章宮建設之前的三官五銖。另外，建章宮一號建築基址中有8列錢模的錢範，其他幾處遺址少見，也具有早期錢範的特點。因此，有學者認為，從鑄錢時間上來看，該遺址出土的五銖錢範，應包括郡國五銖到三官五銖。以高低堡為中心的鑄錢工場是太初元年以前的技巧鑄錢工場，太初元年以後因建章宮的修建而遷廢。

建章宮前殿基址下的鑄錢遺蹟，證明其鑄錢時間早於建章宮建築時間。建章宮建於武帝太初元年，上距元鼎四年上林三官鑄錢有9年時間，距元狩五年則有14年時間。

技巧從建章宮遷出以後，去了哪裏？有學者認為遷至窩頭寨，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相家巷被認為是六廄的鑄錢場所。《漢舊儀》雲：“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漢武帝置水衡都尉，六廄是其屬官之一，應在上林苑內。但相家巷不在上林苑，而在長安城內。

有學者認為六廄在相家巷遺址，主要是根據清人姚鼐的一條註疏。《漢書·平帝王皇后傳》記載：“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姚鼐注曰: “漢上林有二處，一在城內，一在城外，城外之上林，武帝時起，所包廣遠，在南山下。若城內上林，高祖時即有之，蕭何所請令民入田者也。蓋景武之後，不以為豫遊之所，而屬大農，以鑄錢藏幣”。

姚鼐之説實屬牽強。漢初蕭何建未央宮，並未築長安城牆，長安城牆是在惠帝時期才築起的。因此可以説，整個漢長安城及其周圍區域都在秦上林苑的範圍內，蕭何令民耕種的地方，無所謂城內城外。姚鼐是清代文學家，其説本無多少影響，但被王先謙引作《漢書補註》以後引起研究者注意。有學者用來作為證明相家巷為六廄的證據，顯然亦認為這裏屬於城內的上林苑。但早有學者對此作了詳細論證，認為漢長安城中根本不存在另一個上林苑。

黨順民、吳鎮烽因在漢長安城遺址內發現“六廄錢丞”、“六廄火丞”的封泥，而認為相家巷鑄錢遺址即為六廄鑄錢工場所在地，顯然也是缺乏邏輯的。因為漢長安城有皇家及政府的各級管理機構，其官署駐地往往會出土一些京外或下屬機關的封泥，但並不能因此認為那些機關就在封泥的出土地。

白雲翔認為，關於相家巷錢幣作坊的性質，屬於漢武帝上林三官無疑，至於隸屬於上林三官的哪個官署，尚有待探究。有的學者認為是六廄鑄錢工場，此觀點尚可討論。鍾官、技巧和六廄可能是漢武帝時期及其以後主鑄錢幣的上林三官，但漢長安城內發現“六廄錢丞”和“六廄火丞”封泥的同時，還發現“技巧火丞”封泥，因此，在沒有更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尚難斷定相家巷錢幣作坊是六廄的鑄錢工場。

既然相家巷遺址不是六廄，但又發現大量的五銖錢範，那麼，它是什麼？筆者認為，建章宮修建時，可能把技巧鑄錢工場遷到了相家巷。陝西省博物館收藏一件“巧一”五銖錢範模，標註出自相家巷，因不是發掘出土或實地調查所得，大家對此尚存疑問。2003年，相家巷修路挖溝，黨順民、趙曉明實地調查，在挖出的錢範中揀選到一件“巧”字的五銖錢範模，説明相家巷確實也出土“巧”字錢範。囿於相家巷為六廄的成識，並未引起他們應有的重視，更未據此修正以前的認識。從出土的紀年錢範銘文看，相家巷遺址最主要的鑄錢時間在昭宣時期，過去著錄的收藏品還有元帝及成帝錢範，在時間上正好上接高低堡遺址。

除了紀年錢範外，相家巷還有大量沒有紀年的帶“工”字錢範。據黨順民、吳鎮烽的研究，這些錢範應是宣帝之前的遺物。他們認為，“巧”、“工可”、“工一”及無記號的範模上,“五銖”錢模的“五”字書寫交筆直而微曲。宣帝“本始三年、四年、五年”範模上,“五銖”錢模“五”字書體交筆彎曲，呈炮彈形。“工可”、“工一”、“工四”、“第二工”、“大”、“甲”等銘文範模，早於宣帝年號，工匠也是宣帝以前制範工匠。姜寶蓮、秦建明也認為，武帝時期的陶範模上目前還沒有發現年號，但有些範模上面帶“官一”、“官二”、“官三”、“巧一”、“巧二”銘文，應是漢武帝時期的範模。

現在發現最早的紀年範是昭帝元鳳元年。從元鼎四年至元鳳元年，有33年的時間，即使從太初元年算起，也有24年的時間，在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裏，上述沒有紀年，但有“工”、“巧”、“可”等銘文的錢範，很可能就是這一階段的產物。從建章宮及相家巷遺址均有“巧”、“工”、“可”銘文的範模看，二者鑄造技術及銘文風格都是一致的。

在相家巷鑄錢遺址發現兩塊子母磚，與其他五銖錢範混在一起，其上各刻有一個“巧”字，是在磚坯未乾時刻寫上的，然後燒成帶字的成品磚。這也是筆者推測相家巷遺址為技巧官鑄錢作坊一個有力的證據。

但是，相家巷與高低堡遺址相比，有些變化還是比較明顯的，如相家巷遺址“巧”字範模減少，“工”、“可”字範模增多，而且“工”可分“工一”、“工二”、“工可”、“工野”等。而高低堡遺址“工”、“可”字範模較少，當然這與發現範模的數量也有很大關係。

總之，相家巷遺址應該是技巧官新遷之地，承擔起原技巧官鑄錢職責，從太初元年一直到西漢末年。之所以遷至此地，首先因為相家巷是西漢官營手工業中心，在此發現很多燒製車馬器及着衣陶俑的窯址，具有良好的手工業基礎；其次，其位置靠近渭河，在原料運輸及用水方面極為便利；再次，手工業區外有圍牆相隔，既安全，又便於管理。

陝西省博物館收藏的“官一”、“官二”五銖錢範模，傳出於相家巷遺址，現在看來，很可能出自兆倫村鍾官遺址。正如姜寶蓮、秦建明所言，“官”字範模沒有明確的出土地點，以往發掘中亦未見到過，是否出於相家巷遺址值得懷疑。姜寶蓮曾專門撰文，認為“官”字範模屬於漢武帝時期鍾官所出。從“官一”、“官二”錢範觀察，其上錢模“五銖”的“五”字交筆稍直，顯示漢武帝時期五銖的風格，是早期鍾官鑄錢的陶範。其中一塊陶範模，錢模上有四決紋，四決紋錢鑄於鍾官鑄五銖錢早期。遺憾的是，雖然兆倫村遺址發現不少王莽時期帶“鍾官前官”銘文的陶範模，卻一直沒有發現“官一”、“官二”銘文的範模；而在相家巷發現的幾千塊帶銘文的範模中，也沒有一塊帶“官”字銘文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在兆倫村鑄錢遺址的發掘中，發現兩件五銖錢陶範模，一件帶“地節四年三月”銘文，一塊帶“官”字銘文，還發現一枚“鍾官火丞”封泥及一塊帶“官”字戳印的西漢長條磚，這些發現彌補了以往的遺憾，説明“官”字銘文的範模的確出於兆倫村鍾官遺址。

關於六廄，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其所在地在何處。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把上林三官中的鍾官、技巧官鑄錢作坊分別確定在兆倫村、高低堡及相家巷遺址。如果這一推測不錯的話，那麼只有一地可能為六廄鑄錢作坊所在，那就是窩頭寨遺址。

窩頭寨遺址位於上林苑內，有出土的西漢“上林”、“上林農官”等文字瓦當為證。窩頭寨遺址發現大量的西漢五銖錢範，雖然大多為背範，範模較少，但從中也能看出其大致的鑄錢時間。這裏發現的範模，有4列錢模的，也有6列錢模的。其中一塊4列錢模的範模上，“五”字交筆較直，穿下有半星，具有漢武帝初鑄五銖時的錢模特徵。一塊6列錢模的範模上，“五”字交筆緩曲，有宣帝時期的“元鳳”紀年。近年考古發掘還出土一塊宣帝“地節五年三月丙子造”的範模。由此可以肯定，至少從武帝至宣帝時期，這裏都在鑄造五銖錢，而這個時期正是三官鑄錢的鼎盛時期，在“專令三官鑄錢”的大背景下，中央壟斷了貨幣鑄造權，不允許其他機構或郡國鑄造，位於上林苑內的窩頭寨遺址，一定是一處上林三官的鑄錢工場。在鍾官、技巧官均已確定的前提下，窩頭寨遺址很可能是六廄鑄錢工場所在地。當然，現在還沒有鐵證，在四個鑄錢遺址中，窩頭寨遺址資料最為單薄，期待今後考古工作予以證實。

三、初步認識

對一個國家而言，鑄幣權是控制經濟命脈的有力手段。在總結漢初鑄幣亂象的基礎上，漢武帝於元鼎四年設立上林三官，負責全國錢幣的鑄造，把鑄幣權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裏，開創了中央鑄幣的新紀元。關於上林三官，文獻僅記載了設立的時間及所屬官署，但並未説明具體是哪三官，從此，何為上林三官成為歷史公案。隨着西漢封泥的陸續發現，20世紀末，這一問題才最終得以解決。但是上林三官在何處，並未隨之解決。21世紀初，隨着户縣兆倫村漢鍾官鑄錢遺址的確定，為這一問題的解決確立了一個基點。相家巷鑄錢遺址多次發現大量的西漢鑄錢遺存，尤其是豐富的範模銘文，為尋找建章宮營建之後技巧官的去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文在對漢長安城地區鑄錢遺址梳理的基礎上，通過認真比較四處西漢鑄錢遺址所出錢範資料，提出瞭如下認識。相家巷遺址不是六廄鑄錢工場，而是太初元年以後技巧官鑄錢的新址。高低堡與相家巷遺址都發現“巧”、“工”、“可”等相同銘文的範模，二者在時間上前後相接，均是技巧官的鑄錢作坊。在鍾官和技巧鑄錢作坊地望確立的前提下，窩頭寨遺址很可能是六廄鑄錢工場所在地。

附記：本文寫作得到劉慶柱、白雲翔先生的悉心指導，劉瑞慷慨提供窩頭寨出土的錢範照片，在此一併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