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青山：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出逃日本記（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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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六君子”作為殉道者的慷慨赴死令人敬佩，但是在危機面前拼力保存性命，留得一線生機，再尋救國之路，亦不失為一種理性的選擇，梁啓超便選擇了後者。

　　清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下午四時許，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早已聚集了大批百姓。這次被處決的不是別人，正是被後世稱為“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鋭、康廣仁和楊深秀。早在這一年的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受到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人士的鼓舞和推動，頒佈“明定國是”詔書，宣佈進行變法。然而，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終因袁世凱的出賣以及保守勢力的過於強大而歸於失敗。曾經的維新志士轉瞬淪為階下之囚，“大逆不道”的罪名加諸其身，斬首示眾是他們悲慘的結局。臨刑前，譚嗣同還曾大聲疾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這位年僅三十三歲的熱血青年殺身成仁。

　　“戊戌六君子”作為殉道者的慷慨赴死令人敬佩，但是在危機面前拼力保存性命，留得一線生機，再尋救國之路，亦不失為一種理性的選擇，梁啓超便選擇了後者。

　　亡命序曲

　　日本公使館暫避難

　　光緒皇帝所詔令的變法運動傷害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實權派的利益，看似進展順利的變法實則潛藏着巨大的危機。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所代表的守舊勢力發動了政變，讓這場歷時僅百日的維新變法徹底畫上了句號。慈禧太后將光緒皇帝囚禁於南海瀛台，並以他的名義發佈上諭，宣佈自己再次垂簾聽政，與此同時，她也立即展開清算活動，下令關閉京師所有城門，急命步軍統領衙門捉拿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人士。一時間，政壇風雲突變，北京城內密佈兵丁暗探，氣氛異常緊張。

　　譚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

　　同一天上午，梁啓超正在譚嗣同所住的瀏陽會館內與其商談該如何挽救時局。沒過多久，最壞的消息傳來：康廣仁被捕，南海會館被查抄。事已至此，他們二人頓覺此次變法大勢已去，當務之急是要籌劃應對之策。譚嗣同對梁啓超説：“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他已然懷抱必死之心，但是勸告梁啓超趕緊前往日本公使館求見正在北京的日本政界要人伊藤博文，請他致電日本駐上海領事，這樣或許能夠援救正在逃亡的康有為，進而令康有為設法援救被囚的皇上。於是，梁啓超於當日下午二時悄悄來到位於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

　　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建築羣——日本公使館舊址  松樹林  攝

　　日本公使館內，林權助一看到梁啓超便感知到了事態的嚴重性。梁啓超要來紙筆寫道：“僕三日內即須赴市曹就死，欲有兩事奉託。君若尤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他所説的兩事即解救被幽囚的光緒皇帝以及正在逃亡的康有為。面對變法失敗後許多維新人士紛紛被捕的局面，梁啓超覺得自己也難逃厄運。林權助答應了梁啓超的囑託，但同時表示梁啓超不必如此悲觀，自己或許可以為其提供幫助。

　　林權助

　　林權助暫且將他安置在館內，並向伊藤博文匯報了事情的經過。伊藤博文從日本政府的立場出發，考慮到當時的中國政局和國際形勢，企圖以保護梁啓超等維新派人士向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施壓，阻止慈禧向俄國出讓那些日本企圖攫取的權益。所以他指示林權助應該對梁啓超施以援手，助其逃脱清政府的抓捕。

　　逃出生天

　　經歷曲折抵達日本

　　八月初七日(9月22日)，尚處自由的譚嗣同來到日本公使館與梁啓超相見。譚嗣同再次勸説梁啓超保留性命，暫時離開以待來日。梁啓超在《譚嗣同傳》中寫道：“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可以説，譚嗣同對梁啓超做出流亡日本的決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榮祿

　　此時的京城仍舊處於動盪之中，街道上依然瀰漫着緊張的氣氛，兵丁搜查、喝叫之聲不絕於耳。慈禧太后深知康有為與梁啓超的重要影響，所以密諭直隸總督榮祿務必捉拿康、梁。因坊間傳言他們二人都躲在日本公使館內，所以日本公使館瞬間成為關注的焦點，巡邏隊、密探與看熱鬧的人羣紛紛在附近徘徊。如此一來，公使館也變得不再安全了，林權助遂決定在9月22日當天先護送梁啓超離開北京前往天津，再讓他從天津乘船去日本。為了躲避跟蹤，林權助給梁啓超剪掉辮子，讓他穿上西裝打好領帶，在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的陪同下出了大門，向前門火車站奔去，登上了開往天津的火車。據説在天津火車站月台上，梁啓超被他的一位朋友偶然認出並向榮祿告了密。不過，梁啓超和鄭永昌最終還是有驚無險地進入了日本駐天津領事館。清政府也許是察覺到了什麼，在日本駐天津領事館外安排暗探監視，因而梁啓超被困在館內，無法脱身。

　　9月25日晚九時，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與另外兩名日本人陪同梁啓超，化裝成行獵者的模樣，迅速離開領事館，登上海河中的一條船，急向塘沽駛去。但是他們出發沒多久，北洋大臣的小蒸汽船“快馬號”就追蹤而來，於當夜凌晨兩點半在軍糧城一帶追上了梁啓超一行乘坐的船隻。小蒸汽船上的官差聲稱船內藏有清政府正在通緝的要犯康有為，要求上船進行搜捕。但鄭永昌一再解釋他們四人只是出門打獵，並未藏匿康有為。可官差卻用纜繩拴住梁啓超一行乘坐的船隻，強行向天津方向拖曳，同時登上船來的官差指稱他們其中一人就是康有為。雙方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爭辯，最後達成妥協，“快馬號”上的一部分官差轉至鄭永昌、梁啓超等人乘坐的船上，同去塘沽，到那裏再行商討解決辦法，另一部分官差則乘“快馬號”迴天津稟報上司定奪。

　　聶士成

　　次日晨七時，梁啓超一行人乘坐的船隻接近塘沽，當他們從日本軍艦“大島號”旁邊經過時，他們揮動手中的白手帕，軍艦上的日本人看到此暗號後便立即放出快艇，將他們接至艦上。這是因為之前林權助擔心事有變故，所以做了應急準備，為梁啓超等人和“大島號”之間做好了聯絡。清廷官差見狀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隨後登上一條舢板倉皇而去。此時，“快馬號”的急報傳至直隸總督榮祿處，榮祿為了抓獲康有為，特派武毅軍提督聶士成、親兵總教習王得勝等率武裝兵丁三十餘人在上午九點半趕到塘沽。聶士成等三人經過一番商議，擔心貿然強行登艦抓人會引起中日衝突，因而舉棋不定。不久榮祿又派人交涉，要求引渡清政府通緝的要犯康有為。艦長堅稱康有為不在艦上，榮祿派去的人最後只得離去。雖然清廷的官差暫時離開了，但是“大島號”軍艦已成為他們的監視對象，梁啓超無法實施換乘商船前往日本的計劃。

　　梁啓超在“大島號”軍艦上停留了數日。10月2日，林權助建議外務省同意梁啓超直接搭乘“大島號”儘快前往日本。為了不引起清政府的懷疑，林權助還提出日本政府應該再派出另一艘軍艦火速趕到天津替換“大島號”。外務省批准了他的提議。待“須磨號”到來，“大島號”終於由天津塘沽出發駛往日本。

　　站在“大島號”甲板上的梁啓超內心十分複雜，師生同難，親友別離，命運竟是這般殘酷。慨嘆之際，他寫下了日後著名的《去國行》：

　　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旁人聞歌豈聞哭，此乃百千志士頭顱血淚回蒼穹。

　　慷慨沉鬱的詩風，抒發了梁啓超憂國憂民的情懷，在這最容易意志消沉的亡命之際，他依然能夠振作精神，肩負起未完的使命，探尋祖國富強之路。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