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集體主義是中國的文化特色，個體主義是西方特色，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解_風聞

【本文來自《馬丁·雅克：我們為什麼需要了解中國？》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西方的國家，紮根於不同的歷史土壤。這個歷史土壤就是：基督教日耳曼文明是政教二元分立體系，政不具教的職責。因此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國家不具有倫理性，只是單純的暴力機器、效率工具，是冷冰冰的。國家至上必然是可怕的，是被人厭惡的。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者具有共同的看法。

      但基督教這套教化體系，卻構成一個温情脈脈的倫理世界。倫理教化的職能、社會公益救助的職能由教會執行。從歷史上看，隨着羅馬帝國的毀滅，在帝國廢墟上建立起諸多王國的日耳曼蠻族限於文化水平的極端低下和技術手段的欠缺，使得建立起來的正式的政治國家極端不成熟和不完備，缺乏有效的治理能力。這使得教會乘虛而入，攫取了相當大的政治治理權，如具有收税，司法裁判以及對屬區教民進行日常管理的權力，從而教會也具有政的功能。組織嚴密的教會實際上構成一個準國家，它與正式的政治國家形成相互競爭而又互補的關係。因此在維繫基督教日耳曼文明共同體的作用上，基督教會的分量高於政治國家。而這正是在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中，正式的政治國家地位不高的歷史原因。教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元分立是基督教日耳曼世界基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獨特的政治傳統。到了近代，這種教會與政治國家的分立又演變為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元分立。基督教，其實就是所謂市民社會的源頭。

      所以，西方市民社會，雖然帶有倫理的温情，卻也繼承了教會的傳統，是前台政治國家幕後的隱形準國家，是有組織的，高度政治性的統治機器，決非人們通常所理解的自發性、鬆散性的民間存在。然而，它又有別於直接出現在前台的國家暴力機器。市民社會，以媒體、非政府組織為觸角，對日常生活和思想實行柔性控制，其實就是今天人們常提到deep state。

      説集體主義是中國的文化特色，個體主義是西方的文化特色，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解。真正意義上的集體主義，是基督教會這類超越血緣關係、有着嚴密組織管理的團體之產物。西方引以為傲的理性、自律，實為集體長期規制的內化。

      正是因為這樣一種集體主義成為西方習焉不察的底色，才需要個人主義來中和。可以説，沒有這種組織化的集體主義，就沒有個人主義。它們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同樣，也正因為有市民社會在幕後的日常高度警惕的護持這個保險，前台的暴力國家在自由主義中的地位，就不需要很突出，它只需做最後危機時刻的後備軍就可以了。現代西方體系，實質上是一個二元國家體系構成的雙保險，而非像人們通常在表面上所看到的，僅僅只有單一的弱國家所構成。

      因此，非西方國家之所以依葫蘆畫瓢、移植自由主義的弱國家，卻不能保證和西方國家相同的政治穩定，絕不是什麼文化或人性的不同，而是因為它們還缺失了(也不知道)有組織的市民社會這樣一種幕後的隱形國家的實際力量來維穩。可謂只得其形，不得其神。

      因此我們中國，在國家建設上決不可教條化照搬西方理論，受其誤導。中國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歷史內涵。中華文明的核心理念是仁，仁是源自內在生命的感知力。正是以這種感知力為媒介，才打通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隔閡，消除外在世界的異己性，鮮活地體驗到並達到內外一體。這是不同而和、化成天下的源泉。

      因此，仁，是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性。教，即是人類依據自然準則，對自身人性的自覺修飾，也即對自身內在潛在生命力的自覺開發。這開發的結果就是德性。德性，是帶有理性色彩的行動之源，而人是以行動構成自己生命的內容的。

      因此，教是文明的基礎，任何文明都有一套獨特的教化體系。宗教無非是一種披着神的外衣的教化體系。政和教，是維持人類文明共同體的兩根支柱。

中華文明不同於西方。自秦始皇一統中國，就在技術上建成了中央集權制，這是成熟完備的國家形態，也是西方在十六世紀以來，孜孜以求達到的現代目標。到了西漢武帝時期，吸取秦政失敗教訓，給秦代留傳下來的國家機器補充了倫理教化的職能，從而構建了陰陽平衡，政教一統的完善體系，教配合政而行，政治共同體與？倫理共同體內在合一。如果説禮主異，主敬是政治秩序的代表；樂則代表了倫理世界，主同，主愛，激發仁，消除特殊性，迴歸共同的本源。從而天下一體、所以中華文明才叫禮樂文明，國家是温情而倫理的。

     中國的國家，歷來是政治和倫理教化的雙肩挑，無論是不是真正做到了，總之德治是它的基本原則，而不純用講求效率，冰冷無情的法治。相反，遠離國家的江湖世界才是赤裸裸、朝夕不保的叢林世界。

     因此，不同於西方世界以市民社會（教會的變種）為安身立命之處；一個大一統的強國家，才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所。這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在中國的歷史根基。而同為社會主義的蘇聯，其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即在它的國家有某種微妙的不足性。------因為與西方文化上更有親緣關係的俄羅斯國家制度，效仿的是純粹工具性的前台政治國家體制，缺乏類似中國的這樣一種歷史傳統和內涵，即深厚而又成熟的倫理教化功能，沒有深入人心，滋潤人心的力量。如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定義是一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這實際上是西方絕對主義工具國家的傳統，美國維持社會秩序，執行暴力的機構的表現同樣如此，把號稱民主的美國的警察和中國的民警在人民的面前，各自有什麼樣的表現作個比較，即可一葉知秋，瞭解中西國家的不同特點。而毛澤東則指出專政不單是暴力鎮壓，也包括對敵人的改造。這種説法則是植根於另一個不同的歷史傳統。

     再來看市場經濟和依託市場經濟所建立的現代西方社會。需要指出的是，所謂市場，不過是對一種自由放任和人與人相互競爭狀態的命名罷了。這個市場雖然西方的政治國家不予干預，但市民社會則在暗中予以規範，使之符合市民階級的整體統治利益。而在中國，市場如果不受國家限制，就別無其它力量加以控制了。那麼市場的原生態所呈現的，其實也就是一個冷酷的、甚至血腥的江湖世界。

     明瞭了中國何以不同於西方。就明瞭了中國推進國家建設的方向。並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做出公有制經濟的恰當定位。就是要協助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來制約市場，以公有制經濟作為“國家”發揮社會作用、倫理功能的幫手，而不是單純的經濟機器。

     如果説，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學是在承認國家的前提下，限制國家；那麼，我國政治學的重點，就是如何建設以民主集中制為框架的，為社會、為廣大人民服務，排憂解難的，強調倫理教化作用的強國家。並在承認經濟上一定範圍內自由競爭的前提下，限制資本利益集團對國家的綁架和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