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説，“中華民族”是被構建出來的政治民族，大家怎麼看？_風聞

之前搬了一條，劍橋學者馬丁·雅克談怎麼認識中國，他覺得相對於西方民族國家的特徵，“中國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個民族國家”。順手搜了下，發現一篇清華學者談同類問題的，標題《從“民族國家”理解“中華民族”》，恰好談的是對於現代中國人，目前在民族身份認同上有啥挑戰。

作者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

下面也摘了一點（預警，有些表述比較“學術化”，看過沈逸長難句的都懂），看看中國資深學者自己的解讀：

“中華民族”的建構，當然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擬製，而是一個理論擬製與政治實踐相互塑造的複雜社會政治工程。

從“五族共和”到“中華民族”的轉換，既飽含了現代中國從社會民族識別到政治民族建構的艱辛轉折意味，又飽含了掙脱社會民族並建構政治民族的歷史性蜕變含義。

説到底，並非歷史給定的“中華民族”因何浮出歷史枱面，便成為相關致思的問題癥結。如果先行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可以明確講，**今日之“中華民族”，乃是一個由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及其結果給定了的政治民族概念。**所謂“給定”，是與“選擇”相對而言的狀態。處在被給定的狀態，表示人們必須接受，無法根據意願擇定；處在選擇的情景，表示人們勿需被迫接受某種東西，而可以根據意願在諸方案中主動挑選。

如此就意味着人們思考“中華民族”的時候，很難在主觀意願的基礎上展開運思，而必須首先面對既成的、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給定的“中華民族”之客觀處境。

對中國而言，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民族基礎即“中華民族”，屬於政治民族範疇。成功建構這一政治民族，是成功建構現代國家的第一步。但中國的政治民族並不是社會民族間歷史磨合的產物，而是現代國家先期確立國家權力體系，並在權力所控制的領土、人口與主權範圍內剛性生成的特殊民族概念。

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是革命的遺產。由此建構起來的國家，自然會打上中國革命特點的烙印。中國革命不能在一般的現代革命意義上獲得理解，它自具獨特性：它是一場從種族革命迅速遞進到共產主義理想革命的曠日持久、規模浩大的革命風暴。

這場革命，從低端的種族革命躍進到高端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在兩個端點間的跳躍，完全超出了早期倡導革命的政治領袖的預期，因此沒有人能夠貫通並領導這場革命。

不過，中國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在其三個時間節點上尚待貫通，也就是在以革命奪取政權、將革命精神貫穿執政進程、最終以革命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三個節點上未能不間斷地連接起來，故而引發了革命與後革命分野導致的不同建國難題。

在革命中，早期階段的種族革命被後來的共產主義革命所棄置，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當然不僅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強大吸引力，種族革命自身的立意之低也是重要的原因。在共產主義革命中，階級鬥爭與建立國家的高階定位，以及最終在階級鬥爭中逼近“英特納雄耐爾”的理想社會的目標，讓中國建構現代國家之初的種族革命定位無比遜色。

但在完成革命奪權任務以後，理想落定在現實的冰冷平台上，讓這場革命不間斷的歷史演進預期落空了。因此，人們不得不重尋建國進路——民族國家的現實建國目標，終於還是屏退了全球社會的理想建構期待。

可以明白無誤地講，當下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遭遇的政治民族與政治社會即國家建構難題，並不是在歷史繼承權上浮現的，也不是在社會民族的政治整合上完全呈現的，更不是在社會民族的識別及其理由上表現出來的。

從總體上講，當下中國政治民族與政治社會建構的難題，是先期給定中國國家權力體系，並相應給定領土範圍內的政治民族命名即“中華民族”、以及該範圍內的國家政體形式即“人民共和國”的權力主體自身引發的。

因為在民族國家擬製中，預先給定了擬製的政治前提，就逆轉了前述擬製現代國家的處境——他們的擬製是在國家誕生以前的理論運思，而不是在國家誕生以後的跟進性理論證明；而中國的現代國家是在先行給定國家的情況下展開的擬製，這樣的擬製，其想象力的發揮餘地十分有限。

因此國家擬製常常成為“生米煮成熟飯”以後對究竟該用什麼材質和烹飪技藝的討論。換言之，中國的現代國家擬製，會一直受到先在國家權力體系的牽引，很難成為先於國家而在的觀念擬製的產物。取決於這樣的定勢，國家權力一旦發生結構性的政治轉變，相應的國家擬製也就會跟隨性地發生改變。

在革命建國完成政權更迭之後，革命的話語體系與建國擬製在遭遇執政的話語需求與國家轉型情景的情況下，後革命的一系列建國問題就會浮出枱面——這就使革命的建國既成果實，無法順當地轉變為後革命社會可以持續享用的大餐。

據此，由革命給定的“中華民族”，面臨一個由革命向後革命轉變的政治理論挑戰：

原來由階級話語擠壓着的民族話語、由階級鬥爭塑就的階級之愛結成的國家，由於擠壓者或情願與或不情願的退場，因之釋放出不太受管束的民族話語，以及由民族話語支持的、可能肢解國家的政治行動。

……

[原文載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作者：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