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自由主義不是西方的舶來品_風聞

中國古代的黃老思想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啓發

　　後世那些熱衷於鼓吹經濟自由主義的主流學者不知道，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最早發源於中國。法國啓蒙時代（17-18世紀）有個業餘的大經濟學家，他是亞當斯密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先行導師、重農主義經濟思想的鼻祖（馬克思説），此人就是路易14（太陽王）的宮廷御醫魁奈醫生。魁奈醫生研究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寫過一本當時對法國政界影響重大的著作《中華帝國》。魁奈從中國黃老道家的放任無為思想中，汲取了經濟自由主義的靈感（其實<.史記>的貨殖列傳就是一篇經濟自由主義的宣言），主張政府不干預經濟。而正是魁奈這一思想，後來直接導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經濟自由主義的學説。法國重農主義學派的政策理論，也是來自魁奈從中華帝國以農業為本的經濟政策中所得到的啓示。

　　漢初意識形態論爭的焦點是主張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公羊學派），與主張因循舊制、“蕭規曹隨”無為而治的黃老道家之爭。黃老道為漢初文景以來所尊之官學，與時下的自由主義大相類似。漢武帝劉徹的叔父、淮南王劉安命手下賓客集體撰作《淮南子》。此書雜採戰國以來除儒學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黃老道家言論。包羅萬象，從天地開闢、宇宙洪荒到黃白養生之術，無所不及。後人讀此書，無不以為此書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訪道博採黃老言的道家之書而已。殊不知，此書乃是建元初年間激烈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辯論的產物。劉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針對的，就是初登基的漢武帝劉徹。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劉徹登基，時年僅16歲。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張加強王權的儒士出任將相。準備採納文景時期大為失意的賈誼、晁錯一派的政治主張，即對內削弱諸侯、加強中央，對外則抗禦匈奴。這些國家主義的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貴族們的強烈不滿，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竇氏周圍告狀詆譭。劉徹志在尊王攘夷，削諸藩，破匈奴，實施“大有為”之政。劉安則主張因循舊範，無為而治。由此引申為政策，也就是要堅持漢初舊制，從而保護劉氏諸王集團裂土稱王的既得利益。

　　太皇太后要劉徹廢棄儒學而採行黃老之道，恢復文景時代的“無為之治”。但劉徹拒絕聽從，反而讓趙綰上書，建議皇帝對於國事不必報知請示於“東宮”即太皇太后。竇氏大怒，派人訪察趙綰、王臧莫須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責劉徹。終於下令逮捕趙綰、王臧，迫使二人於獄中含冤自殺，而漢武帝當時竟無力保護自己的老師。其後，竇氏罷免了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將申公逐回老家。轟轟烈烈的建元新政，僅推行一年即告偃旗息鼓了。劉徹是極其聰明之人，他四處遊浪射獵，不再過問大政方針，“無為而治”。由於長公主的保護與劉徹的韜光養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現彗星。劉安認為這種天象預兆着“兵當大起”，天下將要大亂。於是準備武裝起事。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竇氏駕崩，劉徹終於主持了大政。元狩元年（B.C122年）劉安積蓄已久的反謀終於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殺身死。漢武帝取得了最終勝利。 《史記·平準書》，比較全面和客觀地記述了漢武帝劉徹出台鹽鐵專賣、均輸平準等一系列財政改革措施的背景，以及實施的情形和結果。劉徹採取這一系列措施的直接原因是為了籌集軍費，把已經開始的對匈奴戰爭進行下去。

　　公元前133年，劉徹拋棄漢初以來一直奉行的與匈奴“和親”政策。公元前128年和公元前127年，衞青率數萬騎出擊，收復秦末被匈奴侵佔的黃河河套南部地區，設置朔方和五原兩個郡，徵發十萬人築朔方城。此舉糧食消耗巨大，運糧耗費驚人，“漕（水路運糧線路）甚遠，自山東鹹被其勞，費數十鉅萬”。此後四年，衞青“比歲十萬眾擊胡”，光“斬捕首虜（斬首捕虜）受賜黃金”就需二十萬金（黃金一斤值一萬錢，二十萬金即二十萬萬錢，漢一斤合今0.258公斤）。公元前119年，漢尋找匈奴主力決戰，衞青、霍去病各率騎兵五萬出塞，隨軍私馬四萬匹，遠送輜重的步卒數十萬。兩軍都深入大漠一、二千里，衞青到達寘顏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納拉特山），霍去病到達狼居胥山（今內蒙古蘇克特旗北），“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人，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出征時馬匹十四萬，回來剩下不到三萬匹。

　　劉徹和秦始皇一樣，酷愛大興土木和到處巡遊視察。公元前115年，劉徹“起百梁台，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公元前104年，台焚於火，築建章宮，千門萬户，規模比百梁台大得多：東為鳳闕，高二十餘丈，西稱“唐中”，虎圈數十里，北闢大池，名“太液池”，池中漸台高二十丈，並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像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南門立神明台、井斡樓，高五十丈。從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到後元六年（公元前88年）二十五年間，武帝巡遊二十六次，其中去泰山封禪七次。第一次封禪於公元前110年正月出發，“先禮祭中嶽（今河南嵩山）太室，而後東巡海上，行禮祭八神”，四月至泰山，行封禪禮，又“北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巡遼東，歷北邊”，五月還，行程一萬八千里，光途中賞賜，就用帛百萬匹，“錢以億萬”，全部由大農從當年鹽鐵專賣、均輸平準的收入中支付。如果沒有鹽鐵專賣、均輸平準的收入，這兩項鉅額支出就要攤在農民或其它平民頭上。

　　漢武帝在歷史上的作為，和秦始皇很相似，“秦以之亡”，漢卻“以之興”。究其原因，《通鑑》概括説，是因為劉徹“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能改，顧託得人”。洋洋七條之多，都有些沾邊，但都沒有説到點子上。根本原因是劉徹比秦始皇會理財，他懂得從解決財政問題入手，採取鹽鐵專賣、均輸平準等一系列向鉅商大賈和豪強聚斂的措施，使國庫充實起來。史家説，桑弘羊主持的那些事業，是“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而秦始皇只知道殘酷壓榨老百姓，《漢書﹒食貨志》説，“秦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為保衞關中，從全國徵集五萬人在咸陽受訓，教習騎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秦政府從郡、縣調集飼料和牧草，又令全部五萬人自帶口糧，“咸陽三百里內不準食其谷”。國庫如此匱乏，又如此折騰，怎能不垮？

　　桑弘羊説，鹽鐵專賣、均輸平準，能調濟餘缺、平抑物價，使“萬物不得騰躍”。鹽鐵專賣、均輸平準的實質，是運用國家權力和市場手段，向鉅商大賈和諸侯豪強奪利，把本來進入他們腰包的勞動者剩餘勞動成果的一部分，挪進國庫。這種調節雖然只是在剝削階級內部進行，但與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也有聯繫。國家從諸侯豪強、鉅商大賈那裏取得的多了，老百姓的負擔或多或少可以有些減少，國庫增加的收入，除了供統治者揮霍外，也或多或少有一部分用於普通老百姓的事業。鹽鐵專賣，均輸平準，和朝廷公開賣官鬻爵，允許出錢贖罪的措施一樣，客觀上起到取有餘而補不足的作用。晁錯在給文帝“入粟以拜爵除罪”的上書裏説：“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取於有餘供主上之用，則貧民之賦可損。”一個封建王朝，如果有辦法讓富人拿出錢來，儘量少加重窮人的負擔，社會就能比較安定。但是真做起來很不容易。向富人要錢，無異於與虎謀皮。

　　鹽鐵專賣、均輸平準增加了國家收入，保證了對匈奴戰爭的全面勝利，也幫助劉徹完成了擴邊大業，初步奠定了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遼闊的疆域基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定西南夷”，建武都等五郡（今貴州、四川、甘肅部分地區），又南“定越地”，建南海等九郡（今兩廣、海南島大部分地區及越南民主共和國中、北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東越（今福建、浙江一帶）降，劉徹説“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太初四年（公元前110年），漢開始在今新疆羅布泊一帶建亭障，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年60年）正式設立行政機構，其行政長官名都護。

　　自大漢開啓的中國文化，在近代之前曾風靡法蘭西和歐洲。魁奈和路易14都是中國迷，迷戀中國的哲學藝術和文化。路易14在凡爾賽宮裏建了一箇中國花園，做了一個法國版的仿中國江南式的小橋流水。（著名的莫奈印象派繪畫“睡蓮”所描繪的就是那個東方式花園的一角。）他們所崇拜的中國製度其實存在極大的問題。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外貿大國。漢唐人內幣使的主要都是銅錢，外貿和大宗交易則用金銀，而以金子為主。因中國銀礦不多，唐宋前銀子在國內還不是主幣。而宋代以後，特別是明清時代，由於海外貿易大發展，西方歐洲的銀子滾滾流進了中國，於是銀子才成為國內的主幣之一和計價單位（價值尺度）。明代輝煌的經濟之所以土崩瓦解，並非因為沒有實行市場經濟所致，而恰恰是因市場化過度、過頭了，這才造成了不可應付的糧食危機，由於把貨幣也交給了海外白銀市場，結果1630年世界白銀市場的大波動，又終於造成明王朝的貨幣系統之崩潰。

　　自明隆慶元年起，經濟發達、領先的中華帝國，卻把貨幣金融委之於海外白銀進口；與此同時，皇權與士大夫官僚階級之間，長期圍繞着“禮法”進行的幾乎毫無意義的衝突，導致了帝國統治結構從上層斷裂；在基層方面，由於“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痼疾，豪強和胥吏們通過操持行政、司法和財税而壟斷地方，皇權直接面對千百萬無組織之小農，並無制度抓手，國家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都會被操持地方的豪強胥吏扭曲。如此上下脱節的國家，如此組織鬆散的社會，各階層均按其“自治”的潛規則行事，表面上彷彿是在“看不見的手”的支配下而各得其所、各行其是，但實際上，其內部的組織能力、組織效率卻是實實在在不斷下降的，結果，整個社會只能以道學家的“無為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如此沒有組織效率、奉行“不干預主義”的國家，自然也就無以建立起嚴格的國家預算機制、税收體制，從而更不可能在嚴格的財政和税收的基礎上，成功地確立起自己的發鈔機制，從根本上無以保證國家貨幣的穩定與獨立。最終，在美洲大規模發現白銀的“國際大氣候”下，明帝國將貨幣短缺問題之解決全盤委之於美洲白銀之進口，實乃無可奈何之舉，它深刻地折射出明帝國國家行政能力的失敗、透視着其社會結構從內部持續解體的大趨勢。

　　而從那時起直到清末，儘管中國日益積累起龐大的民間資本，儘管通過長途貿易的長期發展，初步確立起以票號為標誌的民間貨幣信用機構，但是，中國的商業資本、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是脱節的，這集中表現為商人不事生產，最大的商幫也不過是長途的商販而已。與明一樣，清帝國亦是將貨幣依賴於白銀進口，又放任“多幣制”之痼疾而不能解決，市場交換和國家税收都要依賴於銅幣、銀幣和紋銀之間複雜的換算，貨幣系統、貨幣體制相當混亂（“多幣制”的混亂，又清楚地顯示了清王朝在農村、城市之間，在交換的諸社會領域之間的管理是混亂脱節的），一旦1850年世界發生了銀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制度大轉變，當歐美各國紛紛拋棄白銀之時，大批劣質銀幣自然就湧入中國貨幣市場，在此衝擊之下，清帝國的貨幣體系即刻陷入混亂、瓦解。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金融體系的崩潰與軍事的失敗接踵而至，此後，中國再無財政之獨立，國家財政亦完全淪為虛名，它對內被排斥在本國金融服務之外，對外是不能設防的--即中國無法將自己的剩餘資本投資於國家的軍事和自衞的建設。從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約100年間，中國面向富強、現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謂層出不窮，但最終也沒有形成一個金融－軍事工業－工商業－農業相統一的經濟結構，國家經濟沒有財政的指導，社會又無分工交換的組織能力，與之相伴隨的是中國內戰的不能停止、中國人自相殘殺的不能停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人之間的內戰持續的時間越長，對於西方的金融機構放債、乃至賣軍火就越有好處。可見，貨幣主權蕩然，金融依賴海外的問題，乃是從明王朝到蔣介石政權以來持續數百年的根本困局，這是近代中國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