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青山：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出逃日本記（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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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作為殉道者的慷慨赴死令人敬佩，但是在危機面前拼力保存性命，留得一線生機，再尋救國之路，亦不失為一種理性的選擇，梁啓超便選擇了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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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歲月

奮力再尋圖強路

梁啓超在流亡日本初期開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動，他接觸了大批的日本政治家與社會活動家，努力爭取他們的支持，試圖藉助日本的力量來改變“皇上幽囚，志士慘戮”的局面，迫使慈禧太后還政於光緒，釋放被捕的維新人士。但是他的這些努力終屬徒勞。

慈禧    

梁啓超曾先後寫信給日本政治元老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大隈重信，希望求得見面的機會來商討救援光緒皇帝等事，但那些寄出的書信都石沉大海，不見迴音。事實上，日本政府自始至終所做決策的出發點都是以維護本國利益為前提的，讓梁啓超流亡日本也是日本政府試圖在中國獲取更多政治利益的選擇，而不是出於真正想要支持維新派的改革。為了避免梁啓超在日本期間造成一些外交上的麻煩，日本政府只以民間的名義給予他生活上和經濟上相應的安排與幫助。梁啓超最後是以從事學術研究的名義被允許留在日本。

梁啓超初到日本之時，對日語一竅不通，這給他的工作、生活和讀書學習等各個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難。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的梁啓超深知掌握日語這門語言工具的重要意義，便刻苦學習日語，經過近半年的努力，梁啓超基本攻克了語言關，可以順利地閲讀報刊和書籍。通過博覽羣書，梁啓超汲取日本翻譯自西方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知識。他曾在《論學日本文之益處》一文中説道：

哀時客既旅日本數月，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聲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

能夠閲讀日文書籍為梁啓超打開了學習新知識的大門，同時他還將這些新知識儘可能地介紹、傳播到中國，進而使國內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界產生了極大的震動。如他曾專門編寫為初學者介紹參考書目的讀書指南《東籍月旦》，此書詳細介紹讀書的方法和路徑，幫助初學者明瞭  “某科在先，某科在後，欲學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書當先，某書當後，某書為良，某書為劣”。此外，梁啓超還將翻譯事業視為救國救民的道路之一，在日本期間他把大量西方學術著作譯介到中國。他認為若要國家強盛就必須效法西方，就需要閲讀西方的書籍，而翻譯西方著作對於廣大不懂外語的國人來説是學習西方的前提條件。不過，在譯介著作的選取上他也強調要慎重為之，應該首先選擇如政治類、法律類、教育類等國家發展過程中急需的書籍。

早在戊戌變法之前，梁啓超就認為普及學校，發展教育事業是救亡圖存的根本途徑，他説過：“亡而存乏，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他還曾説：“今日為中國前途計，莫極於教育。”流亡日本後，梁啓超仍然把發展教育事業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並進一步深化認識。為了實現“開民智”“養新民”等目標，他在日本好友和愛國華僑等人的幫助下，陸續創辦了多所學校，繼續進行教育救國的政治活動。1897年冬，華僑鄺汝磐和馮鏡如提議創辦橫濱大同學校，名義上由徐勤任校長。梁啓超流亡日本後，一切大政方針實際上盡歸他具體負責。橫濱大同學校可以説是梁啓超教育實踐的里程碑。他懷揣培養留日誌士及其子女以求維新報國的理想，積極參與到橫濱大同學校的建設之中。短短十多年的時間，橫濱大同學校的學科發展迅速達到了一定的水平，畢業生遍及世界各地，也為中國各地的學校建設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1899年春，梁啓超又創辦了神户同文學校，招收華人青年入學。他在陳述建校理由時説：

橫濱學校，開設既已經年，生徒精進，成就者不少。而地方有限，教師有限，未能多分班數。故當設高等學校，使高才生以次遞升，則教者不致太勞，而學者亦易獲益，此高等學校必宜設者一也。神户及南洋、美洲各埠，學校相繼踵設，其規模與橫濱略同，一二年後，卒業生徒，皆尚遞進，不可無一校以容之，此高等學校必宜設者二也。政變以後，內地新設之學校，多就停廢，其中生徒志士不少，半途棄置，殊可悼嘆。今宜設一總區，選其英才，俾得卒業，此高等學校必宜設者三也。內地俊秀子弟懷奇才抱遠志，自備資斧遊學海外者，不乏其人，此輩大率皆已通中國學問及尋常普通學者，必有專門高等學校乃能助其大成。此高等學校之必宜設者四也。

隨後梁啓超又多方籌集經費，在1899年9月建立了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梁啓超任校長，日本人柏原文太郎任總幹事。講課教師除梁啓超、徐勤等人之外，還有六位日本教師。梁啓超赴日後眼界大為開闊，較注重介紹與傳播西洋文化，所以學校開設的課程內容在當時頗新，包括世界文明史、政治學、倫理學、泰西學案、中外哲學、中外時事、日本語言文字學等。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招收的學生有三十餘人，其中有十一名是梁啓超在湖南時務學堂的學生，蔡鍔就是學生之一。雖然東京大同高等學校的條件比不上國內，但是學生們熱情滿滿，志氣高昂，再加之梁啓超等人的耐心教誨，學校辦得比較成功，培養的不少學生後來都成為中國政壇的風雲人物。

蔡鍔    

梁啓超不僅積極進行辦校實踐，還認真研究日本與西方的教育制度、方法和理念，在強烈的愛國意識的促動下，將其認為科學合理的內容介紹給國內的學者。比如他介紹了西方心理學中關於兒童認知發展階段的理論，另外他還大力提倡義務教育，主張：

可以強民使就義務教育也。既以造就國民為目的，則不可不舉全國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國通制：及年不學，罪其父母。蓋子弟者一國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獨私也。(《飲冰室合集》)

此外，梁啓超流亡日本後繼續開展辦報事業。辦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説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政治活動。他來到日本之後，對報刊這種媒介的巨大社會政治作用的認識進一步加深，於是便更加頻繁地展開辦報實踐，將報刊作為進行政治宣傳、鬥爭和論戰的工具，圍繞着變法圖強、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等重大政治問題積極發聲。

1898年12月23日，梁啓超在橫濱創辦了《清議報》旬刊。這份報刊代表着變法失敗後維新派將其宣傳陣地東移至日本。《清議報》，每月3冊，十天一期，每期40頁，發行量超過3000冊，行銷日本、朝鮮、南洋、歐美及澳大利亞等地，該報在中國本土雖屢遭清廷禁止發行，但銷量卻一直位居第一，最後一冊於1901年11月11日出版，發行至100期停刊。《清議報》反映了梁啓超流亡日本後的思想主張，馮自由稱其  “除歌頌光緒聖德及攻擊西太后、榮祿、袁世凱諸人外，幾無文字”。但是，梁啓超也通過這份報紙大量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説，使得許多中國人獲取了不少有關西方的先進知識，影響深遠。《清議報》啓迪民智、倡導民權的言論客觀上也為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製造了輿論。

1902年2月8日，梁啓超在《清議報》報館遭受火災被迫停刊後又在橫濱創辦了日後產生極大影響的《新民叢報》。在該報的創刊號上，他在《本報告白》一文中講明瞭三項辦報宗旨：

1. 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採閤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以為智育之本源。

2.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但今日世界所趨，重在國家主義之教育，故於政治，亦不得不詳。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故於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詞費也    。

3.本報為吾國前途起見，一以國民公利公益為目的。持論務極公平，不偏於一黨派，不為灌夫罵坐之語，以敗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

《新民叢報》為半月刊，遇朔望日發行，至1907年停刊，發行了六年多的時間。專欄包括：圖畫、論説、學説、時局、政治、史傳、地理、教育、宗教、學術、農工商、兵事、財政、法律等。該報出版後一時風行，最高發行數達14000冊。

《新民叢報》，天津梁啓超故居，孫潔攝    

梁啓超在流亡日本期間接受的思想主要是近代日本的尊王攘夷以及西方近代資產階級的各種學説，其基本政治立場還是屬於維新改革派，雖然他也曾短暫地贊同民主共和，但是隨着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勢力的不斷強大，梁啓超又回到了開明專制的立場上來。他以  《新民叢報》為陣地，利用其輿論優勢，集中反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革命理論。而革命派也利用他們的機關報《民報》進行回擊。雙方主要圍繞要不要進行種族革命，即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進行民權革命，即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國；要不要進行社會革命，即要不要“平均地權”，解決土地問題等原則性的政治問題，展開了激烈論戰。梁啓超由於錯判了二十世紀初中華民族所處的具體歷史形勢，最終在這場論戰中敗下陣來，他所主張的勸説清政府和平改革的改良主義學説漸漸失去市場，而革命派推翻清朝的革命理論卻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雖然梁啓超在政治上逐步站到了革命派的對立面，但是他對舊有腐朽勢力的批判以及對啓蒙思想和資產階級理論學説等的傳播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他在思想文化領域的貢獻不可磨滅。

當梁啓超還在為論戰失敗而遺憾嘆息之時，清政府宣佈開始預備立憲，這無疑讓流亡日本的梁啓超激動不已。他一改在與革命黨人論戰時所宣揚的開明專制，迅速參與到清末的資產階級憲政運動中。但是清政府並不是真心想要開展預備立憲，宣統三年四月初十日(1911年5月8日)，清政府設立責任內閣，但新內閣十三人中，滿洲貴族佔了九人，是不折不扣的“皇族內閣”，這讓清廷借預備立憲的形式來為皇族集權的陰謀徹底暴露，也使立憲派試圖從清政府手中分得權力的願望化為泡影。所以立憲派決心發動政變，剷除奕勖、載澤等清廷中的頑固派。可是還沒等他們動手，武昌城頭就打響了革命派起義的第一槍，辛亥革命爆發了。

武昌起義後建立起湖北軍政府    

消息傳來，梁啓超根據形勢變化，認為資產階級立憲派應該立即行動，從革命黨人手中取得對時局的掌控權，經過調整行動方案，梁啓超最後制定了“和袁慰革，逼滿服漢”的八字方針。當策劃完成之後，他認為該是回國的時候了。

結語

1912年10月8日，梁啓超抵達天津，這距他當年離開天津之時，已經過去了十四個寒暑，而這距他的好友譚嗣同離世，也已過了十四載。想當初，危難之際，是生是死，是去是留，都是個人所做出的一種選擇，生不是苟活，死亦不是衝動。回首往事，梁啓超應是心中無悔，因為他早已用行動展現了自己的追求，無論何時，無論結果，他都在探求救亡圖存的道路上毅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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