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張慧慧|“未有之大變局”： 世界中國與歷史中國的疊加及應對|重識中國與世界_風聞

19世紀下半葉，李鴻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來描述晚清時期中國的形勢。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變局指變動的局勢、非常的局面，需要以非常的思路和措施加以應對。為什麼是“三千年”，為什麼是“百年”？“三千年未有”的是什麼，“百年未有”的又是什麼？面對“未有之大變局”又如何應對？這無疑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本文將從世界－歷史關係的角度加以分析。需要説明的是，本文只是提供一個認識和分析框架，並不提出具體對策，那已超出本文範圍。

李鴻章

關係中的國家：一個分析視角

“未有之大變局”是指一個國家存在其中的局勢的重大變化。認識這一變化，是為了尋求應對這一變化的思路與對策。前者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形勢，後者指人面對客觀形勢如何應對。客觀形勢意味着人們面對的各種關係，這種關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的應對意味着處於不同關係中的人面臨客觀形勢的行為活動。“關係中的國家”是本文的分析視角。

之所以將“關係中的國家”作為分析視角，原因在於人是國家的核心要素。國家是因為人的需要而產生、延續和演化。人在滿足自己需要的過程中，結成不同的關係。“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人不能脱離社會關係而孤立地存在。

關係是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既然這是一種關係，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社會關係意味着兩個不同的人由於某一紐帶進行聯結併發生的聯繫。馬克思認為：“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繫和關係的總和。”個人通過各種聯結和關係形成社會。“社會，即聯合起來的單個人。”任何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各種聯結和關係之中，都不可能脱離社會而存在。

社會關係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具有擴展性與疊加性的特點。社會關係的擴展性是指社會關係從產生到發展的不斷豐富的過程。人的社會關係最初十分簡單。“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關係。”隨着人類的進化和人的聯結，社會關係逐漸豐富起來。社會關係的豐富程度是人類文明進化的重要標準。社會關係的疊加性是指社會關係的擴展不是簡單的替代，而是多種關係的重合。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關係對於國傢俱有支配性意義，並構成國家演進背後的決定性因素。國家正是在各種關係變化的過程中存續和演進的。馬克思以深邃的目光，透過複雜的現象發現內在的根據。他認為：“人們在研究國家狀況時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視各種關係的客觀本性，而用當事人的意志來解釋一切。但是存在着這樣一些關係，這些關係既決定私人的行動，也決定個別行政當局的行動，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樣不以他們為轉移。”“現實的關係決不是國家政權創造出來的，相反地，它們本身就是創造國家政權的力量。”“未有之大變局” 意味着一個國家所處於的關係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國家受制於社會關係。與此同時，國家不是自然物體，而是人的結合，具有自主性和能動性。國家一旦產生，除了受制於客觀性的關係之外，還會再生產新的關係。國家是通過政治權力體系將一定地域上的人口聯結起來並加以治理的政治共同體，其本身包含着聯結和關係。結合為國家的人處於各種關係之中，並會在面臨不同關係格局時作出不同的反應。孫中山先生從人的能動性的角度，將人分為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和不知不覺者。這三類人既存在於客觀關係之中，又會對客觀形勢作出不同的反應。因此，作為政治行為集合體的國家，由於人的行為選擇，會創造一種新的關係格局。這就意味着面對“未有之大變局”的反應及結果。

總之，“關係中的國家”作為一種分析視角，包括兩層含義：一是關係決定國家，二是國家創造關係。

世界中國與歷史中國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着在中國的文明和國家發展進程中發生了從未有過的變化。這一變化集中表現為有着數千年文明進程的中國遭遇了非常的局面。這種局面可以通過人與世界的關係和人與歷史的關係的變化來界定，即中國處於全新的關係格局中，從而塑造出世界的中國與歷史的中國的雙重疊加關係。　

人與他人的聯繫需要通過一定的紐帶，藉助一定的方式將人們聯結起來，並形成社會。因此，人的關係是不斷豐富和擴展的過程。在漫長的歷史上，人們的主要社會關係是血緣和地域關係，人是“地域性的個人”，是一種“地域性的存在”。這種地域性的存在包括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

其一，人們生活在一定的地域範圍內。最初的人們生活在非常狹窄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只是隨着交通條件的發展和社會交往的擴大，人們生活的地域範圍才逐步擴大。早期中國人以“天下”來界定地域範圍。最初的“天下”實體範圍很有限，更為廣闊的“天下”只是一種無邊無際的想象。由於人們的活動範圍只能侷限在某一地域，人與人的聯結只能是地域性的聯結，所形成的是一種地域性的社會關係。儘管其他地域有人的存在，但彼此間並沒有聯結起來。有世界，但沒有產生世界關係，即人與世界的聯結。　

其二，人們的生活缺乏彼此間的依賴和影響。地域性存在不僅僅指特定的地域限制範圍，更包括地域上的人的相互交往及其彼此間的依賴和影響。人們的活動領域可以達到一定的地域範圍，但在這一範圍內的眾多人彼此間並不發生聯繫，特別是彼此間的相互依賴和影響。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們在狹窄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日復一日重複自己的日常生活，與外部世界並不發生相互依賴的聯繫。有世界，但這個世界與人的日常生活無關。

進入15世紀，人類歷史開始發生巨大的轉折，這就是從“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歷史”。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歐洲一些沿海國家的人們紛紛通過遠航跨越海洋，發現了大量歐洲之外的地區。人們的活動範圍從此超越了地域性限制，而擴展到整個世界。過去生活在分散孤立地域範圍內的人有了交往的可能，人與人的聯結和關係大大擴展和豐富了。

地理大發現只是為人們的活動空間範圍的擴大提供了可能，並不意味着不同地域空間的人必然與其他地域空間的人發生聯繫，並相互影響。只有當航海與商業利益合為一體時，其結果才會對全世界的人類產生深刻的影響。

Waldseemüller’s 1507 map（民族國家形成之前的世界地圖）

與自然經濟不同，商品經濟是一種社會交換。商品是一種中介、一種紐帶，它將不同的人聯結起來，形成社會聯繫。原來互不相關的人由於商品交換而建立起聯結。但是，並不是有了商品經濟，就一定會將所有的人聯結起來。當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生活在自然經濟形態下，交換及由交換建立的社會聯繫仍然是有限的。人們仍然處於“地域性的存在”狀態。

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催生的大工業，才最終帶來了革命性的變革。原有的自然經濟建立在手工勞動基礎上，其生產成果受到大自然的嚴重限制。而機器大工業突破了自然的限制，可以進行反覆生產，並通過分工和專業化，大大提高生產效率。工業生產一方面擴大了人們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以低廉的價格出售產品。這種生產方式對過往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構成了顛覆性的變革，並突破了過往的地域性限制。“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資本主義和工業生產在擴大人們之間聯結的同時，改變了人的存在和命運，也改變了人類的歷史。人類由過往分散孤立的地域存在狀態走向相互聯繫和影響的世界歷史。“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瞭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麼，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在“世界歷史”中，人們的存在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這就是“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人們之間的聯繫，即人們的社會關係不再是地域性聯繫，而是世界性聯繫。人們建立起世界關係，人們的生存和命運都與世界息息相關。此時，有世界，更有了人與世界的關係。　

在人類進入“世界歷史”時，中國並非沒有走向世界，只是自然經濟對土地的依賴和束縛使得中國缺乏走向世界的足夠動力。中國人沒有能夠邁出走向世界的關鍵一步。因此，在漫長的歷史上，中國一直屬於地域性的存在，是地域性的中國。其自給自足性和文明優越性使得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缺乏興趣。中國的重心始終在賴以生存的陸地。“有史以來，從未有過一個民族面對未來竟如此自信，卻又對即將到來的風暴如此缺乏瞭解。”

隨着地理大發現，愈來愈多的西方人走向中國。這是因為世界上再也沒有像中國這樣多人口的國家及市場。對於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而言，沒有中國，很難説是世界市場。資產階級開闢世界市場的衝動，必然驅使他們走向中國。但即使如此，西方人進入中國的難度遠遠超出他們的想象。西方人將各種經濟手段使用到極致，也未能敲開中國的大門。只是隨着工業文明的興起，西方人擁有了遠遠超越刀劍的武器，才憑藉暴力強制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以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之後簽訂的《南京條約》為標誌，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中國這一個一千多年來一直抗拒任何發展和歷史運動的國家現在怎樣被英國人、被機器翻轉過來，捲入文明之中。”⑤不平等的條約體系使得中國成為半殖民地。中國從此作為依附性國家，成為世界體系的一部分。中國由一個地域性國家轉變為世界性的存在，成為世界的中國。世界發生的事情不再與中國無關，相反是息息相關。中國也不能再像過往置身於世界之外，否則就會失去立足的根基。世界關係成為支配中國的主導性關係。這便是李鴻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形容的中國局勢。

簽訂《南京條約》

與印度不同，中國建立起與世界的聯結，形成世界關係，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且始終沒有成為印度那樣的完全的殖民地。這除了與作為印度宗主國的英國在世界上不再是一國獨大的地位有關外，更與中國自身的歷史有着十分緊密的聯繫。在長期歷史中形成的中國並沒有因為進入“世界歷史”的進程而失去歷史積累的內在基礎。中國人在建立世界關係時，與歷史結成的關係並沒有割裂，反而深深地支配和影響着中國進入“世界歷史”後的進程。中國作為世界的中國，同時也是歷史的中國。

黑格爾認為，地理環境是形成歷史關係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界裏區別分明的這些地形特質，形成了一種主要的歷史關係”。位於東方的中國，在地理上處於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這一環境提供了作為古代決定性生產部門——農業的良好條件，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具有文明連續性的國家。黑格爾通過對世界文明的比較，表示：“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國家。征服無從影響這樣的一個帝國。”美國的全球史權威斯塔夫裏阿諾斯認為：“中國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羅馬文明因日耳曼和匈奴人的入侵而告終，印度芨多王朝古典文明因穆斯林土耳其人的侵略而中斷，對比之下，中國由一個朝代接着一個朝代綿延不斷，才使中國的古文明得以持續到20世紀。”本來，在黑格爾看來，印度的古文明也保存下來了，但印度是一個缺乏歷史感的國家。“歷史對於一個民族永遠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靠了歷史，才能意識到他們自己的‘精神’表現在‘法律’‘禮節’‘風俗’和‘事功’上的發展行程。”“印度人沒有紀事的歷史，所以他們也沒有事實的歷史。”與印度不同，“中國人具有最準確的國史⋯⋯中國凡是有所措施，都預備給歷史上登載個仔細明白”。這種歷史感使中國人將自己與歷史緊密聯繫起來，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

中國是以一個有着古老文明的完整的持續性的國家形態進入“世界歷史”進程的。這種歷史關係不會輕易為世界所改變，反而會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發生作用。畢竟，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國家仍然是世界的主體單位，人們都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單位存在的，且國家的邊界更為明晰和確定。在這一條件下，人們的存在條件和命運受制於世界，也會受制於歷史。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的古老文明國家，歷史的關係顯得格外突出，由此形成世界關係與歷史關係的雙重疊加。

世界－歷史關係疊加以及由這種疊加塑造的世界中國與歷史中國的交匯，成為我們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本框架。

單向全球化與世界競爭體系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19世紀中國面臨生死存亡之際發出的警告。其重要特點便是中國被捲入全球化進程，處於世界競爭體系的格局下。這是過往的中國從未遭遇過的客觀局勢。

人類進入“世界歷史”意味着人類從分散孤立的狀態聯結為一個世界整體。人類社會日益深刻地相互聯繫和相互影響，彼此形成一個世界整體。任何人和民族都屬於這一世界整體中的一部分，並受到世界整體的支配。“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密地聯繫起來，以致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家發生的事情的影響。”世界整體中各個部分相互聯繫和影響的過程，便構成了全球化。

但是，起初的全球化並不是世界各個部分的相互聯繫和影響，而是由某一部分人發動並作為主導者影響另一部分人。從地域上看，“歐洲人是好鬥的侵入者。他們奪取並保持着主動權，直到漸漸地但不可抗拒地上升為世界各地的主人”。從社會力量看，資產階級“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這種主－從關係構成的全球化具有單向性特點，即由支配者塑造出一個受支配者支配的世界。

人類進入“世界歷史”是以地理大發現為起點的。地理大發現催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這種生產方式最初也只是在一小部分地區率先生長出來。地理大發現則將這一生產方式帶到了全世界。“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户，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這種相互依賴是不對等的，具有強制性。由於發達的生產力，資產階級擁有了一種特殊的經濟強制力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在經濟上居主導地位的國家，以經濟強制力量為基礎，並隨着國家力量的增長，以國家力量加以護衞，將自己的力量擴展到全世界，改變着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國家的命運。“可以説，19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與其説是以其他任何一種手段或力量為基礎，不如説是以蒸汽機為基礎。”誰掌握了這種超級物質力量，誰就有了支配他人命運的手段。

以蒸汽機為基礎的工業文明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存在方式。人類活動的空間和時間觀念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過往難以突破的地理空間限制被突破了，整個世界聯為一體。過往近乎停滯的時間被改變了，人類世界日新月異，瞬息萬變，形成了所謂的“世界時間”。

英國工業革命中的棉紡織工廠

迅速變化的世界充滿着競爭。“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這種關係本質上是相互競爭的關係。過往生活在各自地域上自給自足的人們進入到一個通過競爭獲得優勢地位的世界體系之中。優勝劣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社會普遍的法則。“世界歷史”進程本質上是一個相互競爭的歷程。這種競爭會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日益激烈。“一旦民族國家⋯⋯成其為自覺的政治單位後，它們之間的爭雄和交戰就激發了經濟的擴展和技術的革新。”“伴隨着歐洲從16世紀開始經歷的經濟突破，歐洲國家體系的競爭性機制還推動了歐洲‘文明’在全球的擴展。最初，國家之間的競爭是促使和推動伊比利亞人向新世界進行殖民擴張的一個條件。後來，英國在與法國展開全球競爭的刺激下，不斷進行鬥爭，最終實現了對整個歐洲新開闢的殖民地的正式控制，樹立了事實上的霸權地位，並取得了先前的新世界的所有權。至19世紀後期，幾乎是更加勢均力敵的歐洲工業強國之間的競爭，推動着對非洲的瓜分，並使大多數亞洲國家淪為殖民地。”從16世紀到20世紀，整個世界便處於激烈的競爭之中，並將所有民族和國家都捲入這一體系之中，要麼成為戰勝國，要麼成為被佔領地。

世界競爭體系中的被動反應

當李鴻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形容19世紀中國局勢時，已意識到中國正處於激烈的世界競爭體系之中。只是由於歷史中國的既有運行軌跡，使得中國在相當長時間裏處於被動應對的格局之中。這也是由歷史關係與世界關係雙重疊加造成的。

中國首先是歷史的中國，在一定地域上長期存在和延續，並形成了獨特的政治制度。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中國的帝制是以王朝更替的方式演進的。短則數十年，長則數百年，便會發生王朝更替，原先歸屬於某一家族的皇權，改由另一家族執掌，由此形成一種週期性的政治變動。而每一次週期性的變動之前，都發生了相應的危機。變動正是由於危機產生。“從十八世紀末起，在位達150年之久的滿人已開始感受到促使過去各朝代覆亡的種種困境。”到清朝後期的19世紀，歷史中國的週期性危機開始出現。

總體上看，清朝後期遭遇的危機與過往的一些朝代相比，並不是最嚴重的。即使這些危機的進一步發展造成清朝的滅亡，也不過是又一次王朝的更替。只是清朝所處的時代與過往任何一個朝代都不同，這就是進入到世界競爭體系之中，由此使得清朝不僅僅面臨着王朝更替的危機，更面臨着世界競爭體系的挑戰。

世界競爭體系是以獨立的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在激烈的競爭體系下，無論什麼國家，只有積極參與競爭，才能獲得獨立和取得優勢地位。正是在這一格局下，許多國家不約而同地進行變革，包括對君主制的廢除。

面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和世界競爭體系，帝制中國是以被動的狀態應對的。一是19世紀中國正處於週期性王朝危機和世界競爭造成的危機之中。在雙重性危機下，統治者極力維持和保存原有國家的完整性。它沒有，更不可能像世界其他一些帝制國家那樣積極向外拓展。二是在雙重性危機下，統治者被動地打開國門，在接受外部事物的同時又小心翼翼地保守原有的制度，使之不至於動搖帝制體系的根本。三是統治者對於正在發生的急劇變化及面臨的危機缺乏深刻的體認，仍然在帝制體系下維持着奢侈和寄生的生活。每次變革都是由於戰爭的失敗而不得已的被迫行為。在世界競爭體系下，這種被動性的反應不僅難以保守歷史的成就，而且會使國家處於更加被動的狀態。

五口通商後的碼頭

鴉片戰爭失敗之後，中國人意識到西方“船堅炮利”的作用，興起了自強運動，大量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這種器物層面的大規模對外開放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也大大促進了中國進入“世界歷史”的進程，建立起與世界的緊密聯繫。“同治一朝迄未派遣駐外公使，但派遣使團出洋，表明清廷已察知‘有來無往’‘一概茫然’的積弊，開始走出國門，步入世界了。”但是，此時的引進和開放還限於缺什麼補什麼的階段，對外部世界還缺乏深入的瞭解。中國人普遍認為鴉片戰爭失之於“技不如人”，只要通過技術的引進便可以達到“自強”的目的。

只是到了19世紀末甲午戰爭的失敗，朝野為之震撼，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的反思意識，並激發起中國人對制度變革的重視。這是因為，日本過往遠遠落後於中國。即使是在甲午戰爭前，中國的軍事力量在某些方面也不亞於日本。甚至有中國“近代海軍的規模，號為僅次於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國的世界第八海軍”的説法，但戰爭結果則是中國慘敗。“馬關條約乃是一八四二年中英江寧條約以來，外國侵略者勒索最巨、中國割地賠款最多的一個侵略性條約。”“輸了如此關鍵的戰爭，敗給那個微不足道、過去鄙視的鄰居，向許多人闡明瞭不計任何文化代價進行日式西化有絕對的必要性。”人們開始將變革的眼光投向制度，由此有了“維新變法”。只是這一變革觸及“祖宗之法”，更觸及“祖宗之法”背後的既得利益，僅僅持續百日便告一段落。歷史中國的強大慣性支配着這一變法。“它不僅僅暴露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對於全面改革的驚人無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領導是多麼沒有能力使制度恢復生氣和經受中國危機時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隨着外部力量日益深入中國內部，社會底層的自發反抗被激起，從而在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這一運動興起後，清朝統治者開始希望利用這一民間力量對抗列強。但在列強入侵首都之後，清朝統治者又轉向更大的屈服，被迫簽訂了《辛丑條約》。“它是馬關條約之後又一個更加屈辱的投降書。”也正是經歷了這一更大屈辱後，清朝統治者終於有了實行“新政”的自覺。“面對殘破的河山，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滿洲皇室要挽救清廷統治，不得不倚用曾經抗旨但擁有實力的漢人督撫，也不得不接納變法維新的普遍要求，以爭取朝野的支持，為垂死的清朝再創生機。”

中國從自我封閉到對外開放，從技術自強到制度變革，經歷數十年時間，且其中遭遇了多次戰爭的失敗。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戰爭失敗，才激發出全面開放和制度變革的自覺。進入20世紀，這一變革進程大大加快。

以主動變革重新塑造全球化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着世界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這種變化與近代中國一百年的積極變革密切相關。正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主動積極變革，正在重新塑造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全球化格局，變單向的全球化為多向的全球化。全世界所有國家都不得不面臨這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遭遇的是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單向的全球化。這一全球化的重要目的是西方國家“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但這一努力一直未能成功。首先便是在中國遭遇了重大挫折。

面對外部入侵，中國的民眾與印度不同，表現出強烈的反抗精神，特別是當他們的家園受到侵犯時。這是因為，中國有着印度所沒有的歷史關係。中國人的家園和社稷是祖先世世代代傳承下來的，具有歷史的神聖性。它不容許外來力量的隨意侵犯。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注意到中國民眾面對英國入侵時的積極反抗。恩格斯為此指出：“我們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國報刊那樣以道德方面指責中國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認這是保衞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恩格斯還預見到：“中國的南方人在反對外國人的鬥爭中所表現的那種狂熱本身，似乎表明他們已覺悟到舊中國遇到極大的危險；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洋務運動時創辦的海軍

鴉片戰爭之後的洋務運動本身是為了維護清朝統治，維護數千年沿襲的帝制體系，殊不知這一運動的結果是產生了能夠引起世界性革命的新因素，從而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禦的目的，也必須敷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辦大工業。這樣一來，舊有的小農經濟的經濟制度⋯⋯以及可以容納比較稠密的人口的整個陳舊的社會制度也都在逐漸瓦解。”自此，中國的變革進入一種新的變革類型，這就是對週期性變革的超越，具有了持久性變革的性質。“持久性的變革是指由於不可逆轉的趨勢而改變了中國生活的過程。”隨着國門的打開，“中國的領導就開始在自強的口號下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機器，不料卻發現他們自己被吸入一個無法抗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借用一項西方事物導致他們必須借用另一項，從引入機器進而需要引入技術，從引入科學進而需要引入一切學問，從接受新思想進而要改革制度，最後從立憲維新進而走向共和革命”。隨着清朝改革的失敗，終於興起了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發生了以農民為主體的底層革命，並最終建立起以底層民眾為主體的新的國家政權。受世界－歷史關係的支配，20世紀的革命具有綜合性因素。從歷史關係來看，它反映了佔歷史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希望獲得土地、改善生存條件的意願。從世界關係來看，它反映了受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影響較大的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土地革命，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而激烈的世界競爭導致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列強們在殘酷的戰爭中自我消耗，爭取獨立的民族革命風起雲湧。中國共產黨將民主革命與民族革命結合起來，取得革命成功，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意味着中國成為獨立的國家。這為中國進入世界競爭體系提供了根本性基礎。隨着改革開放，中國第一次以主動開放的姿態進入世界，積極參與世界競爭，並在世界競爭體系中獲得一定的領先地位。以中國為代表的過往的落後國家主動參與世界競爭的努力和成就，正在重新塑造全球化。即世界不再是西方單向的全球化，而是各國相互依賴的多向的全球化；也不再只是西方要求他國開放，而是過往相對落後的國家主動對外開放。這正是“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儘管才剛剛開始。

“未有之大變局”意味着客觀局勢的重大變化，也意味着人的行為的重大變革。這種歷史結果是由多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產物。恩格斯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從世界－歷史關係的角度看，構成近代以來中國變革的歷史合力主要表現為四種力量。

其一，世界提供了過往歷史沒有的要素，推動着歷史的進步。人類的進步是隨着交往的擴大而發生的。人類活動空間的擴大，意味着人類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增強。“世界歷史”的形成，意味着人類社會的要素前所未有地增長和豐富，從而帶來了社會的巨大進步。中國正是進入到“世界歷史”中才獲得了過往沒有過的新的條件和動力，而在主動的對外開放中才獲得了主動地位。

其二，“世界歷史”進程是由各個主權國家構成的。獨立的主權國家成為人們生活的基本政治單位。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國家之間存在依賴、合作、競爭、衝突和強制。“世界歷史”是以非均衡狀態發展的，各個國家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力量不同。中國進入“世界歷史”進程具有被迫性，長期面臨和伴隨着外部壓力。這種壓力造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其三，歷史是人們存在的前提。國家是歷史的產物。當人類進入“世界歷史”時，原有的地域性存在的國家制度難以適應全新的環境，因此要被變革。當世界走向中國時，中國也必須走向世界，由此產生內在的變革動力。

其四，人們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歷史。世界的中國意味着中國不能再以過往的方式生存，要變；歷史的中國意味着中國有自身的歷史和條件，變的方式和類型不同。在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世界歷史”進程中，歷史的中國並不都是消極的存在，它會在中國進入“世界歷史”進程中產生不同的影響力。

結語

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經歷了無數艱難曲折，終於在“世界歷史”的軌道上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當下，“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方面，人類社會的相互依賴愈來愈深刻，相互影響愈來愈廣泛；另一方面，單向的全球化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世界秩序正在發生巨大變動。作為世界的中國，要以更加主動積極的態度迎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大變局中扮演主動開放的角色。近40多年的歷史證明，中國正是依靠改革開放，才使自己的世界地位不斷提升，併成為全球化格局的重新塑造者。作為歷史的中國，當下與過去、與未來有着直接的聯繫，世界的中國是在歷史的中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只有充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興利除弊，認真分析世界的變化和中國的歷史方位，才能從容不迫地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無論是思想上、認識上和戰略舉措方面，都需要做好充分準備。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中國之所以相當長時間處於被動狀態，便在於缺乏對“未有之大變局”的自覺認識，難以主動應對。在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時，尤其需要理性對待，深度討論，提前佈局，沉着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