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以為你認識的世界是真實的客觀世界時，世界要放聲大笑了_風聞

人類一思考，上帝就會發笑。這是一句古老的猶太人諺語。之所以為中國人熟知，源於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小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這句話的含義異常多元而又豐富，其中之一的意思是：人類自以為是的奉為可靠甚至是真理的思想、結論或觀念、看法，等等，其實有時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為什麼會出現人類愈思索，真理離他越遠這種常有的現象？因為人類擺脱不了認知的侷限。

人類通過兩種方式認知這個世界：一是經驗+直覺，經驗之後突然領悟了一個道理，然後再到新的經驗中去驗證這個道理，這是早期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路徑。二是試驗方法與邏輯推理，以實驗的與邏輯推理的方法來研究事物，於是產生了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以形式邏輯方法研究世界的數量關係，於是產生了數學。

不管是經驗+直覺的認知方式，還是試驗方法與邏輯推理認知方式，其實都有認知侷限。

説了人類認知世界的方式，再來説説作為人類的個體認知世界的方式。

個體的人認知世界的途徑無非也就兩種：一種是經驗+直覺，也即通過人自身的耳鼻眼舌身五官感覺器官獲得對外在客觀世界的認知，通過在實踐中不斷的矯正，以期獲得相對穩定的對外在世界的認識。另一種就是間接途徑，即通過學習現有知識從而獲得我們對外在世界的認知。

不用説，作為個體人的認知世界方式的侷限性同樣很明顯。

而我們現有知識的學習又來自哪裏呢？

來自書本、媒體、學校，還有專家們的講授，等等，不一而足。

也就是説，原來我們奉為“圭臬”的不少知識，其實來自二傳手們的不知辛勞而又孜孜不倦的傳授，而且，這種“”二手貨“”知識佔據我們個體認知世界來源的絕大部分。

因此，人們就有充分的的理由懷疑這些二手知識的可靠性，特別是在人文社科領域。

而人們又是如何接受類似於上述這些人文社科知識的呢？

直白地説，現今的人們都是通過話語、概念、詞語，以及電影、電視畫面接受的，而且甚至是毫不懷疑的全盤加以接受。

比如説關於自由、民主、人權；比如説關於正義、法治與憲政。

不在於上述詞彙該不該存在與好與不好，而在於上述詞彙、概念具有的“核爆炸性”，以及這些元典性詞語的解釋權。

要説最具“核爆炸性”詞語的要數中國老子《道德經》裏的“道”一詞，其含義既抽象又豐富，但中國從來沒有強行用一種標準化的解釋向世界推廣，過去的中國也沒有能力向世界推廣老子的“道”。

而西方不一樣。西方攜工業文明的堅船利炮而來的，是被譽為“普世價值”的文化，一種被西方文明自我求證的系列話語、概念、詞語的組合。

經過幾百年西方單方面的敍事、灌輸與輻射，西方文化已經被打上了不容置疑的堅硬標籤，若有人質疑，要麼會被人嘲笑，要麼會被人不理不睬，從而任其自生自滅。

至於這些話語、概念與詞語包裝下的“想象的客觀現實”與真正的實際上的客觀世界是不是真正符合，沒有人關心與在意。

在西方眼裏，只有三權分立式的兩黨輪流選舉執政才是標準的憲政民主形式，而中國這樣一黨執政，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協商式民主就是“極權”；只有“小政府，大社會”這樣的國家管理方式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而中國這樣實行民主集中制管理的就是“中央集權國家”；在西方眼裏，只要符合程序正義，哪怕實質上不正義也是正義，而中國這種歷來主張實質正義大於形式正義的國家，就算是真正的正義也是不正義。

原來，我們所認識的外部世界，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經過別人已經建構好的世界。

原來，我們所認知的外部世界，是已經被西方定義好的世界。

客觀上説，這個已經建構好的世界，部分是與客觀世界相一致的，但其中的好多部分，有意無意被享有話語權的人夾帶了部分“私貨”，然後呈現在人們面前。

對於夾帶了部分私貨的世界的正確認知是很艱難的。要麼當你認識到它的真實面目從而揭露它的時候，你會發現因你沒有話語權根本就沒有機會説；要麼因為你是少數派，即使你説了也是白説，根本就不會有多少人相信；要麼爭論會陷入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無法驗證真偽的尷尬局面。

當今中國流行的“洗腦”一詞，形象地説明了西方文化對西方以外各國文化的入侵程度：就是你被洗腦而不自知，換用一句話就是“人被賣了還要向別人磕頭叫好！”

2020年1月23日中國武漢突然爆發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讓我們見識了長期浸潤於西方話語中而難以自拔的部分中國公知的表現。

明明是城市醫療資源遭到嚴重擠兑，感染者得不到及時治療才導致最初的各種亂象與慘烈，公知們卻硬要説成是醫生的冷漠無情與官員的推諉懶政；明明是缺乏對未知病毒的清晰認知才導致防控措施的延後，公知們卻硬要説成是政府有意隱瞞疫情；明明是抗疫中各類人羣不良人性中的鮮明表徵，公知們卻硬要説成是中國體制的原罪。

公知們用自己所熟知的西方知識體系，長期自覺不自覺地用西方眼光看待中國的制度與道路，左看右看不符合西方教科書，於是用放大鏡對中國現實進行審視，越看越覺得中國問題越大；用顯微鏡對中國進行審醜，越審越覺得中國越醜。

2020年3月以後緊隨的一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反過來又讓我們見證了對西方文化從神仰到平視的全景式過程。

明明中國的抗疫實踐為西方提供了至少30天以上的充足準備時間，西方卻把疫情氾濫的責任推給中國，批評中國隱瞞疫情，沒有向世界通報疫情真實信息；明明佩戴口罩可以減少和防止疫情傳播，西方政府卻故意向自己國家的老百姓隱瞞真相，推卸抗疫物資準備不足的責任；明明隔離人羣，保持社交距離能夠有效防止疫情氾濫，西方政客卻胡謅這是“侵犯自由與人權”，對中國武漢的封城措施大加撻伐；明明西方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對黑人濫殺無辜，卻對中國新疆指手畫腳，指責中國在新疆實施“強制勞動，強制節育”；明明西方選舉制度造成了社會的撕裂與族羣的分裂，卻被西方説成了是相互監督，相互制衡。

這就是西方赤裸裸的雙標，這才是呈現在世界人民面前的真實西方世界。

這個世界與人們長期從教科書、從西方電影、電視以及中國公知眼中獲得的對西方世界的認知很不一樣。

如果沒有在一場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面前東西方共時態的不同抗疫表現，我們很難認識到我們原來所認知的西方世界並不是真實的、客觀的西方世界。

原來，要獲得對真實世界的認知，需要我們衝破由無數話語、概念、價值與觀念組成的“語言的牢籠”，才能獲得最真實的客觀世界的認知！

原來，西方世界除了具有強大的科技霸權、美元霸權與軍事霸權外，還有強大的話語霸權，他們掌握着建構世界，影響他人對世界真實認知的話語、概念與觀念體系。

中國道路還任重道遠。什麼時候享有能夠影響他人認知世界的話語、概念與觀念體系，中國才算是真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