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有分裂外有拘捕，澳大利亞的左翼正在消亡嗎？_風聞

“There are four boxes to be used in  defense of liberty: soap, ballot, jury, and ammo. Please use in that order.” - Ed Howdershelt

澳大利亞的左翼正在死亡嗎？一個生命或者組織不會無緣無故的消失，除非是遭受了來自外界的攻擊或者是內部的疾病。在新千禧年的鐘聲敲響之後，澳大利亞“左翼”的旗幟開始加入新的顏色，氣候變化和性別平等正逐漸取代傳統的階級議題併成為社會活動家們的新寵。但是，更加包容和多元就可以讓澳大利亞的左翼思想逃脱冷戰思維慣性下的打壓嗎？澳大利亞共產黨 (馬列)除了發行刊物外幾乎已不再舉行任何政治活動，似乎沉默是他們逃脱攻擊的方式。但是來自左翼學生組織Left Action的Shovan Bhattarai並不這樣認為，“現在，澳大利亞的學生們正遭受着攻擊”她這樣説到。如果你也參加了2020年10月14日悉尼學生的抗議活動，你將會無比清醒的認識到，這不僅僅是字面意義的敵意，更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圍攻。

新冠疫情的爆發導致了包括澳大利亞高校在內的大規模裁員，學生和教職員工羣體的不滿也由此開始蔓延。根據《衞報》 10月7日的報道，疫情期間澳大利亞大學的工作崗位被削減了近10％，這意味着約有13萬名員工失去了收入來源。高校這種為了自保而大規模裁員的行為不僅是對教育質量的不負責任，更是對教育者們職業生涯的葬送。澳大利亞國家高等教育聯盟（NTEU）組織決定站起來和這種廣泛而又荒謬的風潮説不，開始有計劃的組織學生和教職員工以抗議示威的形式捍衞自身利益。然而，作為NTEU的成員，澳大利亞左翼學生組織Left Action的成員還有其他見解——如果學生的身份使他們不得不捍衞自己的學業，那麼為這些被裁撤的僱員發聲則是身為社會主義者的責任和義務。

洶湧的暗潮讓澳大利亞高校嗅到了危險的氣息，急忙發表聲明以便切割責任。儘管NTEU國家主席Alison Barnes曾經在ABC上解釋説，這一“災難”是由政府拒絕將JobKeeper政策擴展到澳大利亞大學而引發的，但解僱了最多全職員工的新南威爾士大學（UNSW）仍然成為交叉火力的首要目標。

北京時間2020年10月14日上午8時，Left Action的成員計劃先在UNSW校園內進行動員，以便更多學生一起趕赴主會場參加集會。但是，更早到達集合地點的不是學生們，而是全副武裝的警察。像是擁有額外的嗅覺一般，即便Left Action的成員還沒有換上紅色的文化衫，也被警察們的目光牢牢鎖定住。一名略微年長的警察徑直走向Shvoan，他灰白色的頭髮彷彿天生就與淺藍色的制服配套，即便一副碩大的墨鏡遮住了他的瞳孔，在場的每個人依然能夠感受到被他的目光掃視的壓力。十二名警員緊隨其後，緩慢而又堅定地走向分散在花壇附近的學生們。他們都穿着防彈背心和武裝腰帶，胸前或大腿外側佩戴着警棍、電擊槍甚至是真槍。口罩把他們的面部擋住，幾乎看不到任何表情，除了他墨鏡上折射出的學生們錯愕的面孔。

“你們就是要去參加集會的學生對吧？”老警官用陳述的語氣提出了疑問，似乎早已排除了所有否定的可能性，隔着乳膠手套緩緩地展開了一張紙質的文件，那張紙在他的手裏是如此的小，就好像十幾名警員面前的學生們。“根據新南威爾士州在疫情期間的規定，任何超過20人的集會都可能面臨至少1000澳元的罰款或者拘禁…”

那是一個工作日週三的上午，本應該是UNSW圖書館最繁忙的時間段，卻因為這一字一句地朗讀變得無比的安靜。我緊緊的貼在牆上，儘管背後的牆面佈滿了這次學生集會的宣傳海報，但這並沒有給我絲毫安全感，反倒是用作固定的圖釘清楚的提醒我正在流汗——這是因為我正在用書包揹帶上的Gopro偷偷拍攝離我最近的警官，除了我自己的心跳聲，我甚至能清楚的聽到他腰部手槍摩擦在尼龍槍套上的聲音。那是一把真正的手槍，對於來自中國的我來説是那樣的陌生和令人恐懼。我小心翼翼的調整着自己身體的角度以便拍攝到那名老警官，但同時又十分擔心Gopro背面那塊小小的液晶屏會出賣我的偷拍行為，天知道這些在大學校園內荷槍實彈的澳洲警察下一步會做什麼？

很快，這支軍團整齊地離開了UNSW 圖書館的門口，似乎是在把屬於學生們的土地還給學生。或許是天氣太熱，又或許是警察正在草坪的西南角遠遠地監視着會場的一舉一動，來分會場集合的學生幾乎寥寥無幾，如果不是確定公共烤爐裏沒有冒出炊煙，這看起來就是一次朋友間的聚餐。Shovan和Macy——Left Action組織的兩位主要負責人很快意識到了只要視線裏有警察在，學生們就不可能真正的參加進這個活動中來。所以，他們開始了移動。他們一邊喊話一邊向學校最近的車站跑去。警察們則在後面跟隨着，“護送”着遊行隊伍到達了輕軌站。

“您覺得這是一次合法的抗議活動嗎先生？”我靠近一名年輕的警察，小心地問道

“我不能保證”

“那這些學生之後會被罰款甚至監禁嗎？”

“我説過了我不能保證”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警察們決定在UNSW的大門口停止跟蹤，對離去的學生們行起了注目禮。淡藍色的制服的身影在車窗裏越來越小，主圖書館上UNSW幾個字母也越來越模糊。一名學生坐在我的對面大口的喘着氣，彷彿剛剛的奔跑和吶喊使他筋疲力盡。看着我周圍疲憊的學生們，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在去匯合還是逃離的路上。

和狹長的UNSW校園相比，悉尼大學的佈局更加容易迷路。但是，當天通往集會現場的路無比清晰，因為距離集會地點越近，巡邏的警察的數量顯而易見的就越多。如果新南威爾士大學校園裏的警察是來監視學生集合的，那悉尼大學裏的警察密度幾乎就是來閲兵的。無論你從任何一個角度拍攝集會的現場，你都能夠在背景裏找到警察的身影。在悉尼大學古樸典雅的黃色教學樓下，藍色的警察制服是那樣的醒目。“BLM抗議被叫停，Trans的抗議活動被叫停，學生的抗議活動每次都被叫停”當演講者發表這樣的抱怨時，兩輛警車十分配合地從鋪滿學生的草坪旁呼嘯而過，不僅僅車裏塞滿了警察，每輛車的踏板兩側還站着不少的警官，他們牢牢地抓着車頂的把手，不禁讓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滿載着步兵的坦克。但是，這些警察的敵人在哪裏呢？——這裏可沒有武裝到牙齒的納粹分子，只有手無寸鐵的學生和老師。

“免疫學！ 免疫學就是生產疫苗的學科，它告訴我們我們的免疫系統如何處理COVID，並且他們決定裁掉它？ 開什麼玩笑？” 也許是這位穿着白大褂的學生的發言太過一針見血，抑或是夏季熾熱的陽光將所有人的血液烘烤得沸騰，突然間，一陣又一陣整齊劃一的呼號聲從演講者背後傳來，即便沒有揚聲器的幫助依然蓋過了主持人的聲音。那些散落在演講人身上，手機上，甚至是旁邊女同學大腿上的目光都聚焦到了集會現場的東南角。以Macy Reen，Shovan Bhattarai和James Morched等Left Action的成員為首，穿着紅色T恤衫的他們再次開始了領跑。彷彿足球比賽的前鋒一般，他們的衝刺牽動着整個集會現場的神經，不斷有學生從懶洋洋的草坪上站起身來向他們靠攏。這些數量龐大的被喚醒的人羣可不是另一個隊伍忠實的後衞，在十月十四日悉尼大學的草坪上，奔走着的只有因為削減教育經費而憤怒的學生們。

如果領頭人手中巨大的喇叭是象徵着進攻的號角，那麼不斷附和着的口號就是統一士兵們步伐的軍鼓。另外一隻龐大的隊伍幾乎同時出現在了聽眾席的後方，如同颶風一般掠過依舊茫然地人羣。即便Left Action的孤軍深入使大多數聽取演講的觀眾搖擺不定，這隻援軍也徹底完成了對現場中立派的合圍——無論願意與否，他們都必須站起身來，否則可能會有被踩踏的風險。和演講者一樣茫然無措的還有上前查看情況的幾名警察，但是僅憑一塊礁石又怎麼可能阻止一整場海嘯呢？這些支流奔騰着，咆哮着匯合在了一起，沿着Great Hall南側的道路向悉尼大學的西門奔湧而去，遊行隊伍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於那些嘗試着用鏡頭記錄下來的人們都被遠遠地甩在了隊伍的尾端，只留下被多普勒效應扯斷波形的口號聲，慢慢無法辨認。“我們這樣做主要是為了甩掉那些煩人的警察”James 在之後的談話中這樣向我解釋到。

兩分鐘的時間不足以聽完一首歌，不足以讓剛煮好的咖啡降到可以喝的温度，甚至不足以人行道的信號燈由紅色變成綠色，但卻足以讓被學生覆蓋的草坪重見天日。在這場令人猝不及防的風暴過境之後，等候席上的演講人甚至要比台下觀眾數量都要多。這時，我注意到一對亞裔面孔的情侶依然站在草坪的邊緣，既沒有跟隨遊行隊伍而去，也沒有像其他觀眾一樣移動到演講人附近。他們讓我想起那些沙灘上謹慎的白麪鷺，既想在退潮過後濕潤的沙子裏翻找出新鮮的食物，又擔心無法預測的海浪會打濕自己的羽毛。“就算我們參加遊行又有什麼用呢？”這名來自中國的女學生反問我，“我們只是來這邊學習的，既沒有選票又不太可能拿到永居權，澳大利亞的政府會在乎我們這些國際學生怎麼想嗎？”説這些話時，她的目光一直聚焦在遠處依然進行的演講人身上。而她同樣來自中國的男朋友則偶爾點頭表示贊同，最後他説道，“我們最好還是不要拿自己的簽證去冒險”，他用手指向遊行隊伍的方向，“你難道沒看到那些警察嗎？”

事實證明這種擔心不是多餘的。沒過多久，脱離抗議隊伍的人羣就出現在了Great Hall的另一側，在警察的注視下分別離開抗議現場。James一邊誇張地招手一邊向我走來，但直到他摘下了口罩我才辨認出來，只見他那印有Left Action組織標誌性的紅色T恤衫已經換成了黑色的連帽衞衣，紅色棒球帽上繡有標語的那一面也已經被轉了過去。他繞道警察的身後才低聲説道“他們逮捕了Macy，一些拍照的人也被警告了，我想我們最好趕緊離開這“

如果你是一個1968年的法國學生，抗議是危險的。但難以置信的是，即便在2020年的澳大利亞，一個自詡“民主”的發達國家，抗議學生依然面臨着被逮捕的風險。離開抗議現場並不比加入容易，對身為Left Action成員James來説則更加困難。他發現有警察把守在悉尼大學的出口處，馬上一把拉住我的衣服轉向天橋，繞開嚴密的封鎖。在從警察頭頂上撤離時，我甚至不敢行走在外側，生怕鏤空的光影變化暴露撤退路線。

“我在採訪旁觀者的時候跟丟了遊行的隊伍，你們的前進速度實在是太快了…但是通過手機又無法聯繫上你們“走出悉尼大學一條街的距離以後，我才尷尬地和James解釋道。”這是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關機了“James並不意外，”這些警察會定位你的手機，如果事後他們要追究這些抗議者的責任，這些定位記錄就會成為關鍵的證據。“他説着向我展示了依然處在關機狀態的手機。 

“那麼被逮捕的Macy該這麼辦呢？你們有通知她的家人去保釋嗎？“

“這個你不用擔心”James説着挽起了他的袖子，露出了胳膊上一串用紅色中性筆書寫的電話號碼“我們會統一撥打這個電話，如果有麻煩的話”

雖然他們始終拒絕向我説明那串神秘的電話號碼究竟通向哪裏，但那顯然起了作用。僅僅一個小時之後，我們就在悉尼科技大學的草坪上再次見到了Macy，她同樣換掉了紅色的T恤，取而代之的是一件格子襯衫，鬆鬆垮垮的尺寸在Macy瘦削高挑的身材上顯得極其不協調，或許那並不是她自己的衣服。“他們（警察）搶走了我的麥克風，並且不會還給我們…我被警察從人行道拖拽至馬路上，又再次被拖拽至人行道…他們説我必須依法服從，他們讓我坐在地上，脱下了我的口罩以確認身份，並且跟我説會通過郵寄的方式處以1000元的罰款。”

Macy無疑是幸運的，但同樣被警察攻擊的Shovan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如同水平發射的艦載魚雷一般，她被警察拋起並狠狠的摔在了人行道上。左臂的肘關節被粗糙的地面磨掉了一層皮膚，造成了兩枚硬幣大小的創面，鮮血不斷從破損的表皮中滲出，即便用礦泉水沖刷也難以讓紅色變淡哪怕一點。這名執法人員在做出這種舉動後就鑽進了他的同事中間，再也沒有出現在鏡頭裏。一週後，當我們再次交談時，Shovan的左臂依然被一塊碩大的白色創可貼覆蓋着，那太引人注目以至於她不得不在炎熱的天氣裏依然穿着外套。

“所以你們如何評估那場遊行的有效性呢？社會和政府的那些回應可以證明抗議有效果呢？”

“你知道那些暴力執法以及逮捕悉尼大學法學教授Simon Rice教授的鏡頭，真是風靡一時。 嗯，它們如同病毒般傳播。媒體對此故事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多篇關於這件事的文章發表。 此外我們在競選活動中取得了重大勝利，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放棄了對抗議權的限制，他們現在表示將允許抗議規模達到500人。”

儘管Left Action宣佈這是一次階段性的勝利，但是在疫情期間舉行遊行依然十分困難，一方面是對感染的擔憂讓很多宣傳活動由街道轉移到了互聯網上，另一方面則是COVID給了警方充足的理由——中止一切抗議活動的理由。儘管如此，擁有40年活動經驗的Socialist Alternative成員Jim Mcelroy有另外的看法，“我在很多方面都同意限制令的內容，我們必須戰勝這種疾病，這是絕對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你知道澳洲政府總是會使用任何武器來試圖壓制左翼。 他們與悉尼大學那裏的學生打交道的方式非常雙標，因為他們甚至允許進行足球比賽，要知道那是成千上萬的人聚在一起……多麼虛偽。但好消息是現在情況有所改善，最近我們舉行了幾次集會，警察都退縮了許多，事情似乎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Jim 和其他Green Left以及Socialist Alternative的成員一直致力於釋放阿桑奇的社會運動，因為他們堅信媒體也是左翼的主要戰場之一。“街頭抗議並不是我們唯一的選擇，我們正在積極地嘗試新的媒介比如Facebook和Twitter，在墨爾本我們有自己的廣播，在這裏我們還可以通過書店宣傳思想…”

緊鄰悉尼中央火車站的Broadway或許是全城最繁華熱鬧的街道之一，悉尼大學和悉尼科技大學的學生構成了這條街上最龐大的消費羣體。方圓幾公里內的商店沒有一個不被鈔票塞滿，唯獨距離主街不到400米的Green Left總部裏裝滿了書本、報紙和獨特的思想。一塊白色的招牌上印着一枚簡單的紅色五角星，樸素到連最基本的霓虹燈都沒有安裝，同樣昏暗的還有隻開着一盞燈的房間，Jim Mcelroy 獨自坐在一張塑料摺疊桌前，正在裁剪剛剛打印出來的，帶着温度的紙張，那是關於釋放阿桑奇運動的宣傳海報。

“所以在你看來警察並不是澳大利亞左翼的主要威脅？”

“是的，警察的確是威脅之一，但那是因為他們制定了非常強大的安全法規，尤其是在過去引入了該法規的20年間，警察依此在監視和壓制示威遊行的人們。”

在Jim看來澳大利亞警察最大的威脅並不是對抗議活動的破壞，而是對錶達自由的限制。他講述了澳大利亞吹哨人Witness K的遭遇，和依然被關押在英國監獄的澳大利亞記者Julian Assange一樣，他們都是政府監聽法案的受害者，這種被嚴密監控的新聞環境顯然很難有什麼中立客觀可言。因此，在被問到關於中國的看法的時候，另外一名Green Left的成員John Wilson只能無奈的回答道“我不可能給出客觀的評論，因為我知道我們的媒體，包括像ABC這樣的公共廣播公司，都有證據表明他們再故意傳播虛假信息。” 

新問題的出現和新思潮的湧現雖然壯大了澳大利亞左翼的活動範圍，但這些新鮮血液的注入也讓他們的主要鬥爭對象變得模糊不清。在中國網友眼裏看來，澳大利亞左翼的很多議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比如為了反種族歧視卻矯枉過正成“反向種族歧視”。抑或是為了工人爭取權益，卻又反對澳大利亞政府復興天然氣工業的計劃。在採訪過程中，我也向Jim提出了這些疑惑：“那麼Green Left在運動中是如何平衡勞工的就業權益和環保問題的呢？你們似乎不喜歡澳大利亞政府頒佈的振興天然氣工業的計劃，難道這個計劃不是在為澳大利亞的工人提供就業機會嗎？你們為什麼要反對它?“

“我們之所以反對，是因為正在被淘汰的煤礦行業沒有前途，天然氣顯然不是解決方案。這條政策實際上並不符合澳大利亞工人的利益，甚至不符合這些行業的工人的利益。燃煤發電站正在被淘汰，我們必須為這些人找到新的工作並對其進行再培訓。因此我們必須開展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來贏得人們的理解，這才是未來。除此之外，工人階級將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受害者，我們只需要回顧去年的叢林大火，就知道澳大利亞工人們將會遭受什麼…説回大多數澳大利亞人，這意味着澳大利亞工人已經意識到氣候變化是一個關鍵問題，我們確實需要考慮改變我們經濟發展的方向——那就是，建立基於可再生能源的新工廠和新製造業。”Jim這樣回答道。

澳大利亞的左翼正在死亡嗎？顯然不是。只要澳洲現有的社會體制依然存在無法或者不願被有效解決的問題，左翼運動就會繼續發展。來自Green Left的John Wilson 認為“左翼是任何提倡社會和經濟平等，並採取旨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進步或改良主義政策的政黨或團體。”在這種定義的劃分下，蘇聯的解體，以及澳大利亞共產黨 (馬列) 的沉默都不再足以宣判整個澳大利亞左翼的死刑。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在21世紀，澳大利亞的社會活動家們正在不斷為左翼運動添加新的議題，而這將為他們的思想持續不斷地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