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晨暗淡，夢斷“拿來主義”！_風聞

譚吉坷德 微信公眾號 berr1957

風暴的恐怖就在於它的突如其來。

62年的底藴，34年的創新，風口上被吹上天的龐然大物，如今重重摔到了地上。華晨集團破產，還被人指控“逃廢債”，若真的攤上官司，整個地區的金融信用都會受到影響。

在大型國有車企中，華晨第一個將人事、財務、銷售渠道等權限交到合資方手上，第一個將外資股權突破到75%，“以市場換技術”的步伐不可謂不大，換來的卻是自主品牌的全線潰敗和令人唏噓的第一個破產。

華晨的教訓其實只有一條，那就是現代化是買不來的，關鍵核心技術是換不來的，你最缺的恰恰是人家最不想給你的。華晨不但沒有換來技術，反而在這個過程中患上合資依賴症，失去了自主品牌市場競爭的動力和激情，成了華晨寶馬的加工廠，最後變成代工廠。寫下了賣寶馬把自己賣到破產這一笑話。

動力和激情消失後，吃合資方的紅利就成了一種路徑依賴。2017年七月，華晨又以一元的象徵價格，將華晨金盃49%的股份轉讓給雷諾集團，試圖再造一個寶馬模式，再養一頭利潤奶牛。事實證明，這種依賴有多深，最後的反噬就有多大。

幾十年來，華晨一直也在走創新之路。不過他們創新的邏輯不是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而是整合國外技術，希望通過這種簡便省力的方式，贏得市場的歡迎。

主政時間最長的祁玉民夢想中的產品，“底盤是保時捷調校的；它的造型內外飾是意大利搞的；它的發動機是和寶馬合作的。三大資源一整合是不是一個好車就出來了”。直言無忌，一語道破天機。

正是這種思維使1959年就試製成功“巨龍”重卡的華晨不但沒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反而一直用國外剩餘技術來裝扮自己的明天。底盤和發動機這兩項核心技術一直是華晨的死穴，華晨出讓了幾乎所有的市場和權益，沒有換來這兩項技術，換回來的卻是71.4%的資產負債率。

不客氣地説，正是這種拿來主義使華晨放棄了自主品牌的核心技術研發，由兩條腿走路變成一心撲在寶馬身上吃政策、市場、權益的紅利。“沒有關鍵核心技術，賣多少車都是別人的輝煌”。2002年是國內汽車行業黃金時代的起點，華晨整整比這個時間提前了18年，卻落得今日的星光黯淡。

反觀華晨集團的合作伙伴寶馬，在取得了華晨寶馬控制權之後，馬上又與長城汽車合資長城寶馬，尋求更具發展潛力的合作伙伴，進一步擴大市場。中國汽車市場壟斷化和寡頭化成熟之日，寶馬一定是令人矚目的一匹黑馬。

華晨和華為，一字之差，兩條道路。這就是終極鑑定。

華晨還有鹹魚翻身的機會嗎？即使國資部門幫助它渡過面前的債務危機，可是沒有核心技術，自主品牌已經走入絕境，在競爭激烈，市場即將全面開放的今天，還能期望它走到哪裏。

這不是華晨一個企業的問題。縱觀所有的國營大型車企，又有哪個自主品牌能夠在市場贏得光榮和驕傲，又有哪個車型能夠代表民族品牌參與國際競爭。在指責華晨的同時，更應該尋找這一現象的背後，是什麼壓抑了國企的創新。

多年來我們一直混淆了中國製造和中國創造的區別，常常為用別人的技術造出來的東西而沾沾自喜。這種沒有掌握核心技術的輝煌除了短暫的高光時刻，更多的是爛尾後的心酸。曾經在《大國重器》中獲得高度評價的瀋陽機牀今天已經破產重組，千億市值僅剩1/10。

正是特朗普喚醒了我們的危機意識，讓我們看到了有那麼多被“卡脖子”的地方，看到了我們在核心技術、關鍵技術上的“阿碦琉斯之踵”；看到了一個民族自主創新能力脆弱的可怕。

同華晨等國企相比，民營企業的吉利、長城、奇瑞、長安反倒是異軍突起，努力攻克核心技術，在自主創新和合作板塊的關係平衡上也可圈可點。特別是吉利、長城、比亞迪，勒緊褲腰帶也要走自主創新之路。這和華晨躺在寶馬裏吃利潤紅利形成了鮮明對比。

一定會有“槓精”藉此説那還要國企幹什麼。當年楊靖宇將軍曾經説過，“老鄉，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今天我們的回答是，沒有了國企，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嗎。

國企是國營還是國有這個爭論可以擱置不談，但是國企依靠誰來創新卻是一個必須要明確的大問題。自從“黨政分開”“廠長經理負責制”以來，中國的國企一直在走一條以垂直命令為核心的企業分工實踐，這就是西方的福特主義。這在國企中形成了一個職業化的官僚管理隊伍和“領導貴族化，員工奴僕化”的企業現實。

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市場、資源、廉價勞動力只能給這種目光短淺的“福特主義”帶來暫時的優越和快感，最終一定會被科技趨勢和市場拋棄。

多年來依託這種分工實踐開展的創新此起彼伏，但是效果往往令人側目。我們是不是應該認回憶一下，在我們極速奔跑的時候，是不是把什麼寶貴的東西落到了原地。

2012年中央派原廣州市長，改革明星張廣寧擔任鞍鋼董事長，挽救日益疲弱的鞍鋼。張廣寧以“重温鞍鋼憲法”破局，吸引了極大的關注。僅僅實用性的重拾“鞍鋼憲法”，2013年，鞍鋼就取得了減虧108億元的重大成果。但以張廣寧一人之力，始終沒有打破利益格局的天花板，最終黯然退場。

被我們深度冷藏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卻被歐美和日本管理學家認為是揚棄僵化企業分工的“後福特主義”；是“全面質量”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鞍鋼憲法》弘揚的經濟民主，恰恰是企業創新和增進效率的關鍵之一。“豐田生產方式”就是借鑑《鞍鋼憲法》的團隊合作。

國內也有成功的案例。寶鋼重拾鞍鋼憲法，在國內第一個實現了零庫存生產管理，全環節質量監控的體系。《華為基本法》的起草者坦陳，鞍鋼憲法對華為基本法“有諸多啓迪之處”。王石也一直在講，鞍鋼憲法在萬科是貫徹的，優秀的東西我們不能把它丟掉。

當“福特主義”的創新走投無路的時候，我們能不能把那個和洗澡水一起丟掉的孩子找回來，看看鞍鋼憲法的經濟民主內核，能不能成為國企創新的金鑰匙。

當然，在“老大哥”已經變成“打工人”和“吃瓜羣眾”的今天，鞍鋼憲法與走“福特主義”的力量根本無法兼容，面臨着系統性的法律和道德風險，其實施難度可以想象。不過這不妨礙我們思考和比較。

2012年2月3日，經濟觀察網上有一篇文章《獲利20倍，華晨中國高管財富路》，直指華晨集團高層一旦全部變現手中股權，每個人轉眼就是億萬身價。近日華晨內部流出的視頻顯示，因為不滿低薪輪休而高層工資照發，華晨員工集體高歌“咱們工人有力量”，這很有嘲諷的味道。

有人説過“最大的科學道德問題是缺乏自主創新勇氣”。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實踐的主體。他們從來都不缺乏這種勇氣和能力。歷史無數次證明了“穿皮鞋的未必比穿草鞋的更聰明”，如何引導工人階級成為自主創新的主力軍，如何在我們民族的骨髓中充滿創新的活性基因，這已經不是技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