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成功能複製嗎_風聞

中國成功了嗎？問一百個人，至少會有一百零一個的答覆，因為其中一些人幾乎不可避免地會改主意。但不管什麼答覆，中國經濟在過去40多年裏的起飛是無可置疑的。即使以名義匯率計算，中國的GDP已經坐二望一，人均GDP也已經過萬，正在GDP超過美國和人均向中等富裕的路上前進。只要不是對中國報無可救藥的偏見的人，幾乎沒有人懷疑中國實現“小目標”只是時間問題。對於絕大多數亞非拉國家來説，這是絕對值得羨慕的成功。那中國的成功能複製嗎？

中國人口多，市場和勞動力底數大，但中國人口世界第一不是現在才有的，而人口眾多也曾經是負擔，而不是財富。

一般認為，中國人民勤勞勇敢、重視教育、適應力強。這些都不錯，但並不獨特。世界上天性懶惰的人並不多，懶散只是得過且過，不得過了那就必須勤快起來。中國人也曾經被看作一盤散沙，懶懶散散。中國人的勤勞勇敢是被貧窮逼出來的，中國好吃懶做的富二代並不少。中國人與其説重視教育，不如説重視文憑，但兩者並不是一回事。應試教育説到底是為了更高層次的文憑。適應力強也是環境逼出來的。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並不少。前有蘇聯和東歐集團，現在也還有古巴、越南、朝鮮等國，更不用説亞非拉很多準社會主義國家。但達到中國這樣經濟起飛的只有中國獨一家。

中國趕上了全球化的列車，但全球化的列車實際上一班又一班，中國趕上的並不是唯一一班，也不是最後一班。南北戰爭後的美國和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趕上的才是全球化的第一班列車，殖民地末期的印度在某種程度上也搭上了車，巴西、阿根廷後來也搭上了，墨西哥更是在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中搭上了。美國和日本從搭車客變身為火車司機，其他國家則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甩下了列車，或者僅僅是吊在列車尾。另一方面，中國中低端產業向東南亞轉移是最新一班全球化列車，當前最成功的搭車者是越南，RCEP有望使得更多的東南亞國家搭上車。

多年前，有“北京共識”一説。這其實是模仿“華盛頓共識”的一個説法，並非真正的共識，其關鍵在於“一切以經濟和民生發展為重”。説這是中國的成功經驗沒錯，但不夠，因為世界上對經濟和民生髮展漠不關心的政府其實不多。民選政府考慮到選票，必須關注經濟和民生；非民選政府其實也一樣，人民安居樂業才是穩坐江山的最好辦法。不管是民選還是非民選，沒有有理性的政府會無視經濟和民生，但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不過中國政府這樣把經濟和民生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這在世界上是不多見的。中國已經從唯GDP主義裏走了出來，更加強調GDP與環境、社會的綜合發展，但這歸根到底是對經濟和民生的更全面、均衡的解讀，並沒有偏離把經濟和民生放在壓倒一切地位的初衷。

中國的國家安全環境既險惡，又寬鬆。一方面，在很長時間裏，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另一方面，抗美援朝一戰打出新中國的基本安全環境，抗美援越鞏固了南疆安全，歷次自衞反擊戰確保了領土和主權完整。中國不是好戰的國家，每一次戰爭都是被強加到頭上的。在早早放棄革命輸出之後，中國與周邊國家維持友好和平的努力得到回報，即使中印邊境也只是摩擦級的，與鴉片戰爭以來面臨的亡國滅種危險不可同日而語。在贏得基本安全之後，中國果斷決定“軍隊為經濟建設讓路”，這是把經濟和民生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的具體體現。至今，中國國防開支佔GDP的比重只有美國的一半。

在國內，有“穩定壓倒一切”的説法，但穩定從來就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依然是經濟與民生的發展。事實證明，穩定壓倒一切是對的，沒有基本的政治和社會穩定，經濟和民生是談不上發展的。所謂“短暫的不穩定是為了長遠的穩定”，問問敍利亞、烏克蘭、香港等地人民就知道了。經濟呆滯和民生凋敝才是真正的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中國的成功還有更多的因素。

儘管有文革前17年的迅速發展，改革開放啓動時的中國依然是很窮的國家，生產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綜合國力低下。在江澤民擔任上海市長期間，曾經有一年大手筆，要用200億人民幣興建十大工程，其中好幾項是人行天橋，其中最大的是如今已經拆除的南京東路-西藏中路環形人行天橋。在今天看來，這是不可思議地“貧窮限制了想象力”。沒有辦法，那時就是那麼窮。

窮則思變，改革是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開始的，但並沒有止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使得全體人民都富起來。這不是消滅貧富差距，一定的貧富差距並不是壞事，重要的是使得多數人都受益。也就是説，這不能只是最底層得到殘羹剩飯的受益，財富增加的主體必須落到多數人羣體，而不是少數寡頭。

世界上窮國很多，做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也不少，但把全體人民都帶起來的不多。中國做到了，不僅是税收、扶貧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把被扶貧的對象帶入創造財富的行列裏，自強自力，勤勞致富。這才是解決貧困的最根本、最可持續的做法。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並不是中國人才知道的道理，但要做到，需要政府有強烈的扶貧和發展意識，有強有力的組織力和執行力，並且有實事求是的可執行、可核查的扶貧規劃。在這方面，中國具有獨特的優勢，中國政府從上到下的組織力和執行力在世界上説第二，沒人敢説第一，尤其是對一個地大人多、人均資源貧乏、社會情況複雜的大國。

説起來，中國扶貧以授人以漁為主也是逼出來的。由於貧窮，中國政府想授人以魚都無魚可授，外國之魚更是指望不上，只能授人以漁。

中國的另一個獨特的地方是閉關鎖國了20年。解放時，中國的現代工業基礎聊勝於無，洋火、洋釘、洋傘、洋灰這樣的遺留説法就是那個時代的寫照。陽傘只是現在的説法，在舊時侯，下雨天打傘也是叫“打洋傘”的。

以蘇聯援助為主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中國走向工業化的第一步，但中蘇分裂後，這條路也堵上了。在帝修反的封鎖下，中國有過差不多20年的閉關鎖國，當然這非中國的本意，是客觀現實強加的。在這20年裏，中國打造了一個低水平但是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也積聚了一支現代科技的種子力量。改革開放是久旱甘霖，帶來了先進技術和發展的啓動資金，20年裏積聚的爆發力突然迸發出來了。在這裏，中國政府的組織力和執行力再次發揮功效，將爆發力引導向迅速形成最大經濟效益和導向積極滾動發展的方向。

相比之下，世界上大多數現有窮國都沒有中國這樣被封鎖的事情，有些還得到發達國家不同程度的救濟。這一方面對窮國是近在眼前的紓困，另一方面使得馬太效應不斷髮威，缺乏原始積累的環境和動力，在稍有積聚的時候就被優勢的外來的優勢經濟化解了。

在21世紀，“閉關鎖國”可能以並未預料到的方式重演，促成中國經濟的二次起飛。這當然是由美國推行科技脱鈎導致的。這不會是改革開放前的自力更生的簡單重複。中國的經濟體量確保了市場需求的強大拉動力量和投資力度的強大推動力量。中國科技也早就超過了種子力量，至少就“兵力”而言，已經成為世界最大軍團，這是遠遠超過臨界質量了，中國的供應鏈使得科技研發的效率和產品化如魚得水，使得科技研發從吞金獸變為可持續的盈利事業，鏈式反應的條件已經形成。工程研發與科學發明不同，高瞻遠矚或者靈機一動並不是主體，90%是“磨”出來的，需要的是持之以恆的市場拉動、投資推動和技術上的滾動發展。這就像燃燒三要素一樣，中國科技發展的燃料和空氣已經齊備，美國脱鈎反而成為火種。這一點也在美國戰略學界成為爭論焦點，不少人已經意識到科技脱鈎正在迫使中國科技朝完全脱離美國控制的方向發展，與美國的構想相反。這種新認知是否會影響拜登政府對美中科技交流政策的走向還有待觀察。

改革開放啓動的時候，中國缺乏規範現代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只能摸着石頭過河，也因此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適合中國發展階段需要並與日俱進的法律法規，這樣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配合與迭代發展在客觀上達到了互相保障、互相促動的效果，這是一些“法律法規健全”的發展中國家反而缺乏的。

法律法規健全一般來説是好事，但要是一步到位導致與經濟和社會現狀脱節，也可能成為發展的阻礙。比如説，一味強調環境保護，可能成為在低水平環境裏草創企業的不可負擔之重；無條件地推動社會公平則抹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可能性。無條件的寧缺毋濫的結果是沒有爛，但永遠缺。

這些獨特的條件使得中國的成功很難複製。大量小國就不去看了，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墨西哥、埃塞俄比亞、菲律賓、埃及、越南、剛果等人口過億或者近億的國家裏，只有越南最接近中國的條件，越南也恰好是這些國家裏經濟和民生髮展最快的國家，只是談越南已經趕上中國還為時過早，更不用説超過中國，尤其是在形成自主的產業和供應鏈方面。這也註定了越南與中國之間既有競爭，又必須背靠取暖，顏色革命對越南將是脱軌級的災難。換句話説，越南的成功可能對中國既是挑戰，又對“中國模式”的證實。

在其他國家裏，人們最關心的一定是印度。印度的人口已經接近中國，超過只是時間問題。但在可預見的將來，印度不可能複製中國的成功。印度缺乏中國政府的組織力和執行力，始終無法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到讓所有人都富裕起來，優越的國際環境實際上在不斷化解印度擺脱馬太效應的努力，貌似健全的英屬印度遺留的法律架構與印度經濟社會嚴重脱節，更是阻礙了印度的發展。

其他國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中國成功的獨特條件。這不是説只有“中國模式”才是成功的道路，但中國也確實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後成功地從傳統農業國轉型為現代工業強國的最大也是唯一的範例。其實四小龍里，香港、新加坡太小，歷史、地理、經濟、文化環境太特別，不具備代表性。台灣也是一樣。韓國經驗也比較特別，很難複製。

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或許是變身為發達國家的孤例。要複製中國的成功其實挺難的，國際條件越好越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