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從清末狀元到“愛國企業家的典範”_風聞

作者：黃正平 何建華

1926年8月23日，一位先賢離開人世間，畢生把自己的“皮骨心血”奉獻給了社會和百姓，他給南通留下的是一個擁有50多家企業、2400多萬兩白銀的當時全國最大民族資本集團，是由400多所各類學校、場館組成的教育文化體系，是一套完整的水利、交通、供電、通訊、園林等市政基礎設施，是一系列的公益慈善事業。在他的領導下，南通由一個封閉落後的封建小縣城，變成了令世人矚目的近代化新興城市。

這位先賢，就是離世94年後的今天，被譽為“愛國企業家的典範”“民族企業家的楷模”的張謇！

士負國家之責，必自其鄉里始

習近平總書記在7月21日主持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上説，“愛國是近代以來我國優秀企業家的光榮傳統。從清末民初的張謇，到抗戰時期的盧作孚、陳嘉庚，再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榮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愛國企業家的典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也湧現出一大批愛國企業家。”愛國企業家典範是我們國家、民族和歷史上的精神標杆、文化符號、道德楷模，他們身上所體現的優秀企業家精神在新時代值得進一步光大和發揚。

擁有“愛國企業家的典範”首位度的張謇，愛國不僅是貫穿他一生的主線，也是其全部實踐活動的中心點和出發點，可以説愛國、愛國主義是張謇精神的核心。具體而言，他選擇的是一條“實業救國”的道路。

鴉片戰爭後，江河文明與海洋文明激烈碰撞，中國一步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國亡家破之禍時時籠罩在中國人的心田，人們擔憂有着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中國會成為下一個波蘭、印度、埃及或者羅馬。身處這個救亡圖存時代，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實現國家富強，仁人志士們苦苦尋覓救國的良方，張謇無疑是其中勤勉而傑出的積極探索者和生動實踐者之一。”用吳良鏞先生的話評價：“他能在那時新與舊、中與西、保守與前進的撞擊中擺脱出來，創造性地走自己的道路。”可以説，沒有創新也就沒有張謇“中國近代第一城”的輝煌業績。

張謇的生卒年為1853～1926年，江蘇南通人，祖籍地現通州區，出生地現海門區。張謇出生在富裕農民兼商人家庭，1894年41歲時考中甲午恩科狀元，曾出任江蘇省諮議局議長、民國政府實業總長、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張謇生活在風雲激盪的中國近代，1895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面對甲午戰爭的國內危局，有3個人各自作出人生重大選擇：孫中山選擇革命，康有為選擇改良，而張謇選擇了實業。

很多人對張謇由官場進入商場不甚理解、很想了解。張謇去世後，張孝若寫了《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由此被稱為最早系統研究張謇的一個人。他在書中説道，大凡狀元以後多當官、最好能官至宰相，曰“狀元宰相”，而其父棄官離京直接從事實業，有這樣四個動機：一是祖父去世，父親名場慾望低落；二是國勢危迫，要使中國不貧不弱，唯有振興工商業；三是做自立、做事的讀書人，為“書呆子”、“書蠧頭”出氣、爭面子；四是大暴雨中文武百官侍奉、接駕太后慈禧，深感這種官“沒志氣”。以上看出，每一條動機都是棄舊圖新、避弱趨強，勇氣和膽略可見一斑。

張謇沿着傳統士大夫的路徑一路走來，但當時的中國已經衰落到無法挽救的地步，士大夫之路實在走不下去了。無路可走，便獨闢蹊徑，選擇實業救國之路，對一個封建士大夫而言，實則是不得已而為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慈禧太后卻挪用海軍軍費大修頤和園，籌辦萬壽慶典，清政府因此特開“恩科會試”。張謇北上應試，高中狀元。張謇蟾宮折桂之際，前線傳來北洋水師迭遭敗績的噩耗。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甲午戰爭，是中國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大標誌，對張謇而言，也是他人生道路改弦易轍，投身“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一大轉折。他意識到，中國必須先行“推廣棉地、紡織廠”及開發鐵礦、擴張制鐵廠，發展棉鐵兩業“可以操經濟界之全權”。

深感中國面臨亡國滅種危機的張謇，與兩江總督張之洞在聯英抗日、創辦實業等方面有不少共同語言。1895年，張之洞委任張謇負責通海一帶商務，授意他在通海一帶創辦紗廠。張謇奔走於南通上海之間，到處籌措資金，困頓時連往返車費也囊中羞澀，不得已只能賣字為生。1899年，一座擁有20400枚紗錠的近代化紗廠在南通唐家閘建成。張謇根據《周易·繫辭》所載“天地之大德曰生”，給紗廠取名“大生”。

大生紗廠投產後，規模不斷擴大。為保證原棉供應，張謇先後在黃海海灘辦起20多家鹽墾公司，到1907年，已圍墾近10萬畝。19世紀末20世紀初，張謇以大生紗廠為核心，還創辦了油廠、麪粉公司、肥皂廠、紙廠、電話公司等20多家企業，形成一個輕重工業並舉、工農業兼顧、功能互補的地方工業體系，一度成為全國最大的民族企業集團。

1956年2月，毛澤東在接見黃炎培時説，提起民族工業，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四個人不能忘記，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化學工業不能忘記範旭東，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

資本可以沒有國界，但企業家有國界。作為有着愛國之心、報國之志的企業家，張謇繼承了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以捨我其誰的社會責任感，投身於救國的實踐之中。與此同時，作為自幼接受傳統文化薰染的一代儒商，張謇認為，愛國不是簡單地喊幾句口號，而是要落實到實際行動、具體活動之中。他在《墾牧鄉志》中表示，“士負國家之責，必自其鄉里始”。張孝若在為其父親所作的傳記中也多次講到父親的國家意識，書中寫道：他認定，一個人要忠愛國家，先要忠愛地方。

張謇立足家鄉南通，從實業出發，經營地方，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使之成為全國所有縣中的“模範縣”，人們親切地稱呼他“張南通”“張四先生”。胡適先生為張孝若編著的《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所作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時至今日，人們徜徉於江海大地，仍能看到張謇所開創的諸多全國之最：南通博物苑——中國人創辦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館；通州師範學校——中國第一所民立中等師範學校；伶工學社——中國第一所戲劇學校；南通紡織專門學校——中國第一所紡織高等學校；通海墾牧公司——全國第一個農墾股份制企業；南通盲啞學校——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盲啞學校；大生紡織企業集團——中國最早的民營資本集團……南通民間至今流傳着 “一山一水一人”的説法——“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張謇”。

天地間最大的政治是國計民生

習近平總書記於11月12日下午來到南通博物苑考察調研，仔細察看博物苑歷史建築，並走進張謇故居陳列室，瞭解張謇創辦實業、發展教育、興辦社會公益事業的情況，聽取當地培育企業家愛國情懷、社會責任、奮鬥精神等情況介紹，高度評價張謇“是我國民族企業家的楷模”，要求把南通博物苑和張謇故居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讓廣大民營企業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增強社會責任感，堅定“四個自信”。

張謇一生創辦了數十家企業，涉及紡紗、鹽墾、麪粉、冶鐵、機械製造等工農商各領域，他為自己的企業取名為“大生”“阜生”“頤生”“資生”等，都寄託了其深沉的民生情懷。“大生”二字源自《易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寄託了他的理想——天地間最大的政治是國計民生。

甲午戰後，國事日非，而一般士大夫仍如井底之蛙識見短淺，認為物質文明如槍炮製造之類，中國自讓泰西一籌；惟讀書一事乃中國專長，決不可取法於外國。張謇與這些閉目塞聽的腐儒不同，經過潛心研究，認識到外洋之強由於學，其工業因“講格致，通化學，用機器，精製造”，才能“化粗為精，化少為多，化賤為貴”；其農業則講求土宜物性，以機器廣種植、興水利。張謇不僅大力倡導新學，還積極引進歐美各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機器設備。

張謇認為，竊維環球大通，皆以經營國計民生為強國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而實業不振，又無以為教育之後盾。他認為，西方國家農工商企業特別是現代工業的“實業”才是救國之路。他堅定秉持這樣的理念：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實業。可見，張謇是一直把農工商實業放在首位的。在農工商三業中，工業又擺在第一位。其中，工農關係他安排並實施這樣的順序，由工到農，由農到農，又由農到工、由工到工，由此及彼，城鄉、工農循環往復，實業的“雪球”越滾越大、力量越來越大，形成了大生的產業鏈，繼而形成了近代城市初步的經濟體系。

作為“學術界張謇”，他進行這樣的學理思辨，更是一以貫之地這樣去做。他親自辦的第一個企業是大生紗廠，創辦過程堪稱坎坷，在他自訂的年譜中記載着1897、1898兩年在上海他兩次賣字，為的竟是籌措出差旅費。1922年張謇所辦實業出現危機，日本財團委託駒井德三來通調查。他在《張謇關係事業調查報告書》中對張謇推崇備至，“（張謇）所懷之理想，數十年始終一貫，分頭於實業交通水利之建設，醉心於教育及慈善事業之學理，乃唯一主新中國之創造者。”他還把南通比作“江北首都”。擁有125年曆史的大生紗廠，1905年註冊為大生紡織有限公司，從一開始就是股份制，紡織機器由英國曼徹斯特生產，聘用外國專家，擁有“魁星”等一系列商標。

近代控制中國海關的英國殖民者每10年編制一期向英國政府的《海關十年報告》。1921年底，署名戈登·洛德提交的報告，最後一章以“通州”為題，描述南通的經濟社會情況後評説道：“通州是一座不靠外國人幫助、全靠中國人自力建設的城市，這是耐人尋味的典型。”在他眼裏，南通靠自己的力量在短期內迅速崛起，代表了中國城市發展的正確方向。為此這位英國人十分欽佩，他建議：“所有願對中國人民和他們的將來做公正、準確估計的外國人，理應到那裏去參觀遊覽一下。”

張謇還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先驅者。1917年5月6日，社會知名人士蔡元培、張謇、梁啓超、伍廷芳、宋漢章、黃炎培等48人，聯合在上海創立中華職業教育社。48位官場、教育界、工商界著名人士作為提倡人在《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上署名，張謇是此中的主幹，而主事者即黃炎培。中華職業教育社創立之初，以倡導、研究和推行職業教育，改革脱離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的傳統教育為職志，提出職業教育的目的是“謀個性之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併為此進行了不懈努力，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有資料稱，1917年5月創辦中華職教社前，張謇在創辦近代中國師範教育和特種教育的同時，努力開拓和發展多種形式的職業教育，其中不少是首創之舉。自1902年創辦農學堂起至1915年創辦盲啞學校師範科止，前後14年共創辦、資辦職業學校（專修班）19所，專業門類廣泛，涉及工業、農業政法、金融、交通、工藝等各個領域，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初、中、高級人才。1918年，張謇與黃炎培共同創辦了中華職業學校，校址在上海南市區陸家濱迎薰路。校長黃炎培，張謇為學校議事員，張孝若等為經濟校董。張謇與黃炎培，一個是清末狀元，一個是清末舉人；一個出生於1853年，一個出生於1878年。倆人都是江蘇老鄉，年齡雖相差25歲，但志同道合，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是名副其實的忘年交。黃炎培和張謇走的道路在總體上是一致的。都是揚棄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而以理想主義精神，立足於社會，在民間儘自己努力，推動國家和社會發展。

“母實業而父教育”。張謇出生自農商家族，作為一名成長自基層的儒商，實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他意識到“一國之強，基於教育”“苟欲興工，必先興學”“以實業輔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實業，實業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他通過自己的實幹苦幹為改善民生而不懈努力，興實業、辦教育、廣慈善等，先後創辦了通州師範等近400所學校，創辦了醫院、養老院、育嬰堂、貧民工場、女工傳習所等，誕生中國歷史上多個“第一”從生活資源到文體設施，從普通百姓到弱勢羣體，從城區市鎮到濱海灘塗等多層面、全方位致力於民眾生活的改善，體現了其為百姓謀福祉、為社會做貢獻、為政府分責任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

堅苦自立，誠實不欺

習近平指出，張謇在興辦實業的同時，積極興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造福鄉梓，幫助羣眾，影響深遠，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民營企業家應當珍惜自身的社會形象，講正氣、走正道，弘揚企業家精神，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範。

從異鄉再回故鄉，從官場再戰商場，張謇的人生可以粗略地分為前半生、後半生。1895年前，主體是學業，苦學傳統國學，豐富人文精神，考學20多場次，答理論的卷子，為國家找道路；1895年後，主體是實業，精學新興西學，履行科學精神，創辦數十家企事業，答實踐的卷子，為家鄉闢新路，創造了南通近代輝煌。雖然沒能實現讀書、當官的傳統意義上“雙峯”，但創造了學業、實業從傳統走向現代演進的“雙峯”。尤其是作為“企業家張謇”，他血脈中藴含與釋放的企業家精神值得敬佩與弘揚。

自幼浸潤於儒家經典的張謇，對於“誠”“信”自不陌生，曾在諸多場合諄諄告誡其子張孝若與通海學子：“兒須自愛自重。自愛自重無他，在勤學立品。何以立品？不説謊，不驕，不惰，不自放縱任性而已。”張謇對於誠信的提倡並未侷限、停留於個人道德範疇，而是將之與現代企業的信用聯繫起來。他以“忠信篤敬”解釋信用，並對此作了具體解讀：“忠則不貳，信則不欺，篤則不妄，敬則不偷”，從字面可以理解為：忠心無二，表裏如一；説到做到，言行一致；專心致志，踏實進取；愛崗敬業，積極有為。

企業與企業、銀行等組織之間的經濟往來，大都採用契約的形式，對於契約的履行必須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之上。張謇深知嚴格履行契約的重要性，曾在對銀行專修科學生的演説中強調“守法宜堅，不可假借”，不可稍有寬鬆，如果履行契約，所有條件稍有欺詐，則信用難以保持，何以招徠主顧？在日常經營活動中，張謇非常注重企業信譽，自覺誠實履行契約，即使資金週轉困難，也想方設法加以解決，決不食言。如紗廠創辦初期極端困難之時，張謇也未曾考慮過失信，而是採納建議“盡花紡紗，賣紗收花，更續自轉”，甚至做好了至無花可紡之時，停車閉廠的最壞打算。他還曾懇切地囑託財務負責人，對於前來結賬之人，立即核實結清，應該償付、應該索要的賬目不可稍有含混。

張謇投身實業的時代，現代法律制度尚未健全。由於缺乏基本法律保護，張謇最初創辦紗廠曾遭遇重重困難。當時商人普遍信用墮落，弊端叢生，企業破產停業層見疊出的外在環境，使張謇時時感到信用制度缺失所帶來的種種不便。民國初年，張謇應袁世凱之邀任農商總長，遂乘機着手進行經濟方面的立法工作，試圖推動信用制度建立，倡導依法經營，信守法律。商律、公司律等法律頒行後，張謇嚴格依照相關法律，展開經營活動，照章納税，守法經營。

張謇出生在海門鄉村，從小參與農業生產，親歷田間耕作之事，熟知農業之艱難，對勞動人民的疾苦耳濡目染，加之自幼飽讀詩書，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因此可以説與生俱來就具有民本思想。面對近代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現實，作為儒商，一步步艱辛走向成功巔峯的民營企業家，張謇既用自己的如椽大筆抒發對民間疾苦的同情，為民生福祉大聲疾呼、慷慨陳詞，也通過自己的實幹苦幹為改善民生作不懈努力，也正因為辦了大生紗廠，農村窮苦的小腳女人轉身成了收入正常的紡織女工。他發現在上海就有好多出身貧寒、處在底層來自南通的窮人，並把這一“發現”告訴了周圍人，使這些“南通窮人”得到一定救助。

張謇創辦了大生紗廠、鹽墾公司、復新麪粉公司、大聰電話公司等眾多企業，形成了一個輕重工業並舉、工農業兼顧、功能互補的地方工業體系，一度成為全國最大的民族企業集團，他以實業反哺社會，建學堂、開交通、造公園、興水利、辦慈善……到他去世前，僅大生一廠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達70多萬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便在企業陷入困頓之時，張謇也沒有停止過興辦社會事業，為了籌集資金，這位晚清狀元曾多次在報紙刊登廣告公開賣字。

張謇的隸、楷雅淡安詳，謹守法度，行書則稍見放逸，雅健瀟灑，向他索字的人很多。而他公開賣字，則始於創辦大生紗廠。1897年10月，張謇為大生紗廠赴滬籌集股本，然而此行很不順利，不僅集資不成，還染上霍亂。旅資不濟時，張謇即賣字維持。1899年5月，大生紗廠已建成開工，流動資金不足，張謇再赴滬集資，前後兩月。旅費不足，仍以賣字自給。

1904年張謇出資在唐閘籌建新育嬰堂，1906年建成，一年內收嬰已達千名，費用超過二萬，入不敷出。張謇於是在報紙上刊登啓事，為育嬰堂募捐。然而育嬰堂所收嬰兒不斷增加，“嗷嗷待哺，耳不忍聞”，張謇説既然叫育嬰堂，就“無拒嬰不納之理”，但“歲月遙遙，殊難為繼”，於是他開始通過賣字為育嬰堂籌資，他在報紙上又刊登鬻字啓事，他説：如果我自己不能儘自己的全力，我怎麼對得起那些響應我募捐的人，我捐出和募集的開辦經費已用完，惟有賣字了。張謇計劃每季度以賣足五百元為止，一年計得二千元，可夠百名兒童一年之用。張謇在啓事中説：“我的字雖不足稱道，但是賣字的錢是用來育嬰的，百餘名兒童的性命都繞繫於我的手腕，大家如果不吝嗇錢的話就包涵點我的字吧。”

此後一段時間，上海、南通的報紙上連續刊登着張謇的鬻字啓事。不僅育嬰堂，南通博物苑文物徵集需要經費，送優秀學生出國留學要資助，張謇感到“負任之力固已盡也”，只有靠繼續賣字來補充經費的不足，鬻字的期限一再推遲，潤格也在提高。1916年，隨着殘廢院、盲啞學校的建成，張謇創辦的公益慈善事業不斷增加，“旦旦而救人之助，不足濟緩急，而僕之力用於教育慈善事者，又以途多而分，無已，惟再鬻字”。張謇又發佈了《為殘廢院盲啞學校鬻字啓》《繼續鬻字啓》《為慈善鬻字啓》，張謇在百忙中不辭辛勞，以字易資，計劃每天抽出兩小時寫字。為了慈善事業，張謇不顧年事已高，不惜花費精力去賣字，以獲得更多的經費，這一輪集中賣字前後持續了三年多。張謇是這樣表達他的心願的：“諸君雖略損費，然不論何人，皆可牛馬役僕，又可助僕致愛於篤癃無告之人，而勉效地方完全之自治，使城南山水勝處，不復有沿途羣丐之惱人。”只要能夠提供資金，任何人都可以像使喚牛馬一樣使喚他，為的就是能夠向那些病殘無助的人獻出一份愛，效力於南通的地方自治事業。

張謇説：“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故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辦事，亦本此意。”他不僅把個人所得無私捐助社會，不僅為南通事業奉獻了金錢財富，更是奉獻了皮骨心血，奉獻了全部生命。張謇是怎麼用心、盡力的？打開大生集團泛黃的一頁頁檔案，曾經的歷史，創業的艱辛，品牌的榮耀，成就的光輝，就赫然在了眼前，難以想象的是，1897年開始，檔案如此齊全、完整、厚實，總數達9491卷，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紙卷足以申報世界記憶工程；翻開厚厚的共8冊卷《張謇全集》，6560頁，總的文字量達到600萬，涉及實業企業的佔2/5，也因此有人説他是思想家。

1926年的夏天，南通氣温之高創軍山氣象台有氣象紀錄10年之最，幾乎每天都在35℃上下，7月底8月初最高達到38℃－39℃。8月1日，年已73歲的古稀老人張謇，此時並沒有在家中安度酷暑，早上6時去往姚港勘查主汛期水利，回來之後竟一病不起，23天后走完堪稱“偉大”的人生。去世前一個月，他仍然在為南通事業奔波勞累，直到卧牀不起，走到生命終點。1926年11月1日，張謇靈櫬出殯，墓中的陪葬品，只有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摺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着一粒牙齒，一束胎髮。張謇就是這樣把自己的“皮骨心血”全部奉獻給了社會和百姓，而他給南通留下的是一個擁有50多家企業、2400多萬兩白銀的當時全國最大民族資本集團，是由400多所各類學校、場館組成的教育文化體系，是一套完整的水利、交通、供電、通訊、園林等市政基礎設施，是一系列的公益慈善事業。在張謇的領導下，南通由一個封閉落後的封建小縣城，變成了令世人矚目的近代化新興城市。

黃正平介紹

中共南通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二級巡視員，曾任團中央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南通大學新時代理論武裝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生導師、張謇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江蘇航運職業技術學院、南通職業大學等大專院校兼職教授，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理論武裝經驗研究”主持人。具體組織南通理論武裝工作，推動形成享譽全國的南通經驗，其本人和他擔任團長的黨的創新理論宣講團雙雙評為全國基層理論宣講先進個人和先進集體，《人民日報》多次對他進行宣傳報道。

何建華介紹

何建華，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副院長，南通大學長三角城市羣新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兼職教授，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上海作家協會會員。曾先後在上海青年報、新民晚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匯報、文廣集團等單位工作。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化與傳播及經濟社會發展，出版個人作品集與主編書籍10多本，發表大量學術時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