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劣質富二代的挑釁_風聞

　　作者 | 肖瑤

　　11月18日，上海弘韜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總裁曹棟勝被列為被執行人，執行標的超過143萬元。

　　或許你不陌生，就在幾天前，該公司名副其實的富二代千金曹譯文，在B站發佈的一條視頻在網上走紅，紅得發黑。

　　為了“體驗打工人的生活”，曹大小姐專門穿上平時罕見的格子襯衫白T恤，走進“自家工地”“微服私訪”，還特地強調自己“隱瞞了集團大小姐的身份”。

　　專車接送到工地後，工頭、經理等要員卻都齊齊下來迎接她，在後來的視頻評論裏，有員工爆料稱，就是因為大小姐要來訪，他們連夜加班搞衞生，平白做了許多本不必要的工作。

　　如果只是自娛自樂，倒也還好，啐一句了事。但最初點燃眾怒的，是曹譯文給那條視頻的標題：“累嗎？累就對了，舒服都是留給有錢人的！”

　　圖片來源：網絡

　　當然，出於心虛，這則標題後來很快被改成了《早安，打工人！》，原視頻現也刪除。但單看這句話，對嗎？

　　似乎，也不能説錯。

　　這熟悉的句式原型是那句廣為流傳的“累嗎？累就對了，舒服是留給死人的。”

　　最初，這是一句雞湯，現在逐漸變成調侃。“死人”和“有錢人”在這個語境下擁有同樣的詞彙地位，它們都把“累”歸因於一種身份性質的差異——你還活着，且不夠有錢，就“活”該遭累。

　　很顯然，曹大小姐並沒有把真正的“打工人”放在眼裏，更沒有理解這三個字的精神內核，視頻內外，她這一天到底有沒有多少領略到“打工”的心酸，其實無人知道，反正，看完這條視頻，人們是很想打她的。

1

　　“200塊”

　　曹大小姐的“工地一日遊”過程中，出現了兩次“200塊”。

　　第一次，是曹譯文在進入工地的時候，工人提醒她要戴頭盔，按照規定，不戴罰款200元。

　　曹大小姐得意洋洋地説：“200塊罰價還是我們定的。”“得意”兩個字還被打在了字幕上。

　　第二次出現，是在大半天摸魚划水的“打工體驗”過後，工頭把200元日薪轉給她，鏡頭故意拍到了曹大小姐手機裏1500多萬的存款餘額。

　　對一個真正的打工人來説，200塊意味着：只要一不小心忘了戴頭盔，這一天就白乾了。

　　而對曹譯文而言，200塊意味着：自家定製規則的權力，手機裏鉅額零花錢的千萬分之一。

　　在這樣的視頻裏，觀眾對數字會是十分敏感的，數字代表着金錢，價值，一種生活的質感。上海頂級富家千金的生活，與普通工人的生活，二者之間的差異有多大，公眾想象得到大概，充其量只是好奇具體程度，但在社會普遍的秩序常識和人們的理性認知裏，這一真實存在的鴻溝，是不足為奇的。

　　問題就是，她大小姐偏偏要強調這一點，把它具體而赤裸地呈現出來，配上她那温室裏滋養出來的燦爛笑容，令人猝不及防。

　　不僅僅是“欠揍”這麼簡單，因為她既膽敢把這種呈現公諸於眾，就代表在她的認知裏，這種行為及其暴露出的心態，沒有任何不妥之處。

　　這才是最致命的。

　　在同一個公開市場內，200塊人民幣的價值不變，但到了不同人手上，這200塊貨幣的價值意義又截然不同。這是中學生都知道的基礎經濟常識。

　　常識，意味着不需要額外的解釋、説明，它是廣為人知的一種社會運行規則。但通常情況下，刻意、專程、變着花樣地去強調一種常識，會被當成傻子。

　　要麼，曹小姐真的不知道200塊的工錢、5毛米飯的午餐對一個底層工人而言意味着什麼，要麼，就是為了炫富而炫富。前者傻，後者壞。

　　末了，她還對着鏡頭美滋滋地説道：要讓爸爸送給自己一套房，因為那套有她釘過的幾個釘子。

　　日薪200元的真工人，在數十上百棟樓裏留下自己的血汗，辛苦一輩子也可能仍然買不起一套自己蓋的房，零花錢都有逾1500萬的真名媛，僅僅是走馬觀花地釘過幾個釘子，就可以輕鬆要來一套房。

　　2018年，國務院研究室發佈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中國農民工達2.8億人，平均月收入不足3500元；被調查羣體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佔3.58%，300至500元的佔29.26%，500至800元的佔39.26%。

　　這部分真正的社會價值創造者，幹着幾乎最苦、最累的活。到了今天，人們普遍自稱“打工人”，某種程度上，也是向真正的工人羣體致敬。

　　用“打工”來解構生活，帶着些自謙和自嘲，同時也掩蓋不住一股自豪。“打工人”一詞的解嘲語氣之下，還有着一種被普遍接納的身份認同。

　　認，不是認輸的認，而是一種心理平衡和心態自洽，一種控制期待值的自我保護。

　　只要不掌握生產資料，白領藍領都可以自稱“打工人”，沒人找他們的茬，大家都上班領工資，在一種寬容的程度上，月薪兩萬和月薪兩千僅僅是數量的差異。

　　工作或職業，通常被理解為個體用以倚仗養活自己、創造財富的工具，但無論在任何社會，總會出現一部分不需要工作就足以舒服地活下去的羣體，簡稱富二代。

　　梁曉聲曾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定義中國的“富二代”：家境富有，意願實現起來非常容易，比如出國留學，比如買車購房，比如談婚論嫁。他們的消費現象，往往也傾向於高檔甚至奢侈。

　　消費是一個重要的符號，不僅僅指經濟能力，更是一個特定羣體自身金錢觀、價值觀的載體。

　　在工地踏踏實實地幹一天，一個真正的“打工人”可以得到心理上的自足，帶着一身勞累，也尚能睡個好覺，也許還能做個對未來生活期許的美夢。

　　夢境不會太脱離現實，可以是老婆孩子熱炕頭，可以是早日在大城市賺夠一套房的首付，甚至可能是放工後和朋友去美餐一頓，是那麼多普普通通人本該擁有、也值得擁有的小目標。

　　但曹譯文的闖入，破壞了他們的“美夢”。她把現實挑破成睥睨，趾高氣昂地把人與人的差距撕開來，還在傷口上撒一把鹽。

　　當她嘻嘻哈哈地進入工地，不戴頭盔、散着頭髮，開會走神，走了幾步就喊累，對工地安全細則、具體施工流程並未呈現真正的興趣，對於自己所不瞭解的生活，不但沒有敬畏和尊重，反而似有似無地表示慶幸：對自己永遠沒有必要體驗這種艱苦生活的自豪和滿足。

　　翻出曹譯文曾在B站裏的那句自我介紹，就不難明白，從一開始，這位養尊處優的富二代為何從一開始就戳中了“打工人”的大動脈：

　　“我的第一職業是富二代。”

2

　　跨越邊界

　　菲茲傑拉德在《了不起的蓋茨比》裏面説：“每當你覺得想要批評什麼人的時候，你切要記着，這個世界上的人並非都具備你稟有的條件。” 

　　曹譯文小姐十分清楚自己所擁有的先天條件，且從未停止炫富。

　　她曾在直播中自爆，太爺爺是上海造幣廠副廠長，和杜月笙是好朋友；父親在曾參與建設上海南站、蘇寧總部大樓、上海迪士尼等，家裏資產高達幾十個億。

　　在曹譯文上傳網絡的各種vlog視頻裏，幾乎每三句就會有意無意透露出自己的優越感。如“我明明可以做仙女富婆”、“沒人比我更懂高端生活方式”等説辭。

　　她分享所謂“培養過黛安娜王妃”的禮儀學校，曬明星穿過的裙子，去坐2萬美金的頭等艙……通過屏幕，滿足了人們的窺視欲，僅僅“直播”自己的富二代生活，就吸引了300多萬粉絲。

　　（不過，曹小姐似乎不是很懂得新媒體傳輸送邏輯，炫富密度大，信息增量少，久而久之，觀眾產生審美疲勞。）

　　公眾單純觀賞富家千金曹譯文的生活，發出羨慕，嘖嘆，甚至是嫉妒，都僅僅是一種居於安全界線內的窺探，互聯網的信息流動平台，穩穩地遮好了人心內部的隱秘情愫。

　　至少，她提供了大部分人所陌生的另一種生活，或者説，另一種“奇觀”。

　　互聯網的出現把世界變“平”了，人們逐漸習慣且接納了信息的透明，與此同時，“獵奇”和“觀賞”成了互聯網時代的一大重要特點。

　　只要是自己沒見過的，未曾體驗的，都可以當做觀賞對象，藉助信息共享性質和個體門户時代的內容創作平台，對多數人而言，少數人的生活總是令人好奇的。

　　因此，曹譯文怎麼炫富、怎麼“凡爾賽”，都沒有大問題，公眾甚至已經習以為常。近年來，有關有錢人的紀錄片、綜藝比比皆是，《Gossip Girl》《小時代》等影視作品，更全方位展示了所謂“上流社會”圈層的生活。

　　但這一次，她打破了相對穩定的心理邊界，並站在自己的狹小立場上指指點點。

　　一定的邊界讓人們自發成為一個整體，會讓我們覺得自己是穩固的。當某種威脅，或者説刺激時來襲，界限內的人就會下意識地團結且警覺起來，共同牴觸混沌的產生。

　　“打工人”自發劃分為一個圈子，“富二代”屬於另一個一個圈子，由於成長經驗、閲歷與生活環境等不同，不同圈層間可以平等交流，相互理解，卻很難真正共情。

　　於是，人本能地維護與自身相近的羣體，對相異的羣體則持以更為苛刻與警惕的審視目光。

　　比如，前段時間甚囂塵上的“拼單名媛”。“假名媛”的輿論浪潮，從唏噓、嘲諷，到後來羼雜一些同情與理解，是自有邏輯在內的：當人們發現，那個看似遙不可及的圈子實際上是虛影幻景，那羣我曾經羨慕甚至嫉妒的人，原來和我一樣。

　　而想要真正走入現實去體驗，打工人通常很難真正體驗富二代的生活，但反過來，富二代想要體驗打工生活，簡直易如反掌。

　　比如前幾個月，曹導身體力行體驗外賣員工作，穿制服，吃盒飯，真槍實戰地跑了一天外賣，被商場保安阻擋在外，再回到發言人的身份，挑開了外賣人員真實生活狀況的痛點，體現了這一邊緣羣體的掙扎與困境，引發了社會更深層次的思考。

　　這才是貨真價實的“體驗生活”。

　　而曹大小姐，如果真的想體驗工人的生活，首先從一開始，她就不該選擇自家工地，這明白着就是裹着炫富的外衣，干擾正常的工人秩序。

3

　　把人當人看

　　回過來看視頻，曹大小姐美其名曰的“體驗生活”，既非真誠體驗，也非真實生活。

　　真正的“體驗生活”應該是什麼樣？體驗，需要一份共情能力和求知慾，生活，則需要發自內心的尊重，和一份貼地的踏實。

　　湖南衞視有一檔以體驗異質生活為形式的綜藝《變形記》，過去的十年內一口氣拍了12季，當年很火，沉澱幾年後如今備受詬病，就是因為它以一種粗暴且愚蠢的方式，打破和僭越了“窮”與“富”這條界線。

　　幾批分別來自農村和城市的未成年孩子，互相交換家庭、父母和學校，在特定的時間內體驗對方的生活，企圖抵達一個思考：改變一個人需要多久？

　　還有另一個大前提：人可以在短時間內被環境改變。

　　這句話本身不算錯，但節目堂而皇之地對一個基礎避而不談：這裏的“環境”，是本不屬於自己的環境。

　　用腳趾頭想都知道，一個貧困山區裏的孩子，忽然住進了繁華的大城市，光明幾淨的大房子，擁有了自己的漂亮房間，吃上了高檔西餐，應有盡有的學習資源，還有整天圍着自己轉的父母……

　　所謂改變，首先是心理層面上的，這些尚未形成完整成熟價值觀的孩子，必定會首先經歷心態和認知上的斷崖。

　　反過來，那些從未體驗過窮苦生活的孩子，忽然住進簡陋艱苦的農村，在缺乏必要經驗的情況下，他們真的能發自內心欣賞鄉村田園之美麼？他們體會到的，首先是對生活條件之巨大落差的牴觸，然後也許產生同情，也許產生對自己

　　也許會開始懂得珍惜自己現在所擁有的，但也許不會，畢竟他們還只是孩子。

　　曹譯文不是未成年孩子，但公眾也壓根不關心她到底會不會懂得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比如隨隨便便擁有一套房的資格、手機裏的1500多萬零花錢。

　　但當她視自身擁有為理所當然的同時，將他人的匱乏也視為理所當然，更將自身的優越感視為理所當然，不僅懂得尊重最基本的“人”，缺乏必要的道德修養，丟的也是她心滿意足的“富二代”圈子的臉。

　　話到這份上，只能對曹大小姐鄭重其事地説一句：耗子尾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