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文王拘而演周易”之“演”乃“演繹”乎？象棋和圍棋亦演繹體系乎？_風聞
末那识-学以养识，以识统学。（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2020-11-27 16:27
“演繹”也者，古希臘之專利乎？
或曰：非也！中華古已有之。
“文王拘而演周易”之“演”豈非“演繹”乎！
《周易》若非演繹之作，又該當何解？
又，象棋者，制名、定規豈非《幾何原本》之定義、公設、公理乎？其各種“絕殺”之招豈非可謂之“命題”？有一命題，其證明則據規則而推之即得。
圍棋者，豈非亦復如是乎？
附
馮象先生對楊振寧先生某演講的評論（摘自：馮象：法學方法與法治的困境(上)----學術論説中常見的方法論錯誤）：
有件事我想諸位都聽説過，時間是去年九月三日，地點在人民大會堂，一位頗有名望的老先生做報告，題為《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人民網2004.12.12)。他講了三點：
一、“《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中的思維方式，而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原話如此，但我們不討論他的語病)。具體説，就是“中華文化”只懂歸納法，不知推演法(演繹法)。而歸納法源於“《易經》的精神”，如“易者象也”，“聖人立象以盡意”之類。
二、“《易經》是漢語成為單音語言的原因之一”，因為卦名如“乾、坤、訟、師”，還有“元、亨、利、貞”等爻辭都是“單音符號”。
三、“《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審美觀念”。這末一點是前兩點大而化之的發揮，可以略過不談。
我舉這個例子，並非指摘老先生的想法“大膽”(詳見下文)，更不是因為他在人民大會堂説了錯話----那地方錯話太多了，依循慣例，言者得享有豁免權----而是因為他錯得極有代表性，恰好作前車之鑑，讓後人吸取教訓，壞事變好事。
我覺得這篇短短的報告裏至少有五個方法錯誤。我們先簡單分析一下，然後再回返法學。
第一個錯，是企圖以兩項反事實的假設(“中華文化”只懂歸納而不知演繹，此缺陷可追溯至《易經》)，簡單地推斷某事之“無”或不發生(“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原因。這在方法論上是不成立的。讓人想起過去史學界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商業發達的明朝。法學界也有類似的討論，如中國古代為何缺乏西方式個人權利的觀念。結果都不了了之。什麼道理呢？ 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者 趙元任先生有句名言：“説有容易，説無難”。論證其“無”的假設(有待證明的結論)，一般説總是比論證其“有”的假設來得弱些，即難以排斥或克服相反或矛盾的假設而建立(反事實的/理論上的)因果關係。因此就方法而言，我們討論“無”的時候應當儘量綜合，多加限定，留有餘地。不是一概不許説“無”，而是得小心翼翼地説。明清以降中國科學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是個大問題，很多人感興趣，英國的李約瑟博士也考察過。但他是多方面論述，舉出種種可能，不像老先生那樣一句話説死：《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以致近代科學未能“萌芽”。這話太玄，無事實根據，經不起質疑。
讓我引用一位西方物理學家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你們聽聽他怎麼説的。愛因斯坦在給友人斯威策的信裏談到(1953.4.23)：“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項偉大成就為基礎的，即：希臘哲人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是不足為奇的。令人驚訝的是，這些發現竟然做出來了”(希伯來大學《愛因斯坦檔案》61-381)。
兩相對照，看問題的眼光和方法論的高下就再清楚不過。一位真正偉大的科學家回顧科學史，他立刻敏鋭地察覺到要點在“有”，不在“無”。中國人“沒有走上這兩步”很自然，是古代社會的常態。值得研究的是居然有人“例外”，走出了那兩步，就是古希臘的哲人，以及開普勒、伽利略用科學實驗的方法來掌握數據、建立模型、驗證假設。
也是湊巧，前兩天遇上一位出版界朋友，他送我一本他編的書《走近愛因斯坦》。隨手翻開，正是愛因斯坦的牛津講演，和今天的題目有關，我給大家念一段：“我們推崇古希臘是西方科學的搖籃。在那裏，世界第一次目睹了一個邏輯體系的奇蹟。這邏輯體系如此精密地一步步推進，以至它的每一個命題都是絕對不容質疑的”。愛因斯坦那麼高度評價歐幾里德幾何的公理系統。但是他接着指出：“純粹的邏輯思維不能給我們任何關於經驗世界的知識”----這句話非常重要----“一切關於實在的知識，都是從經驗開始，又終結於經驗。用純粹邏輯方法所得到的命題，對於實在來説是完全空洞的”(頁156)。所以，僅有形式邏輯還不夠，要走出科學實驗這一步，純粹理性(概念、定律、結論)與經驗知識相結合，才成就了近代科學。
於是我們看到了老先生的第二個錯：混淆概念。他把愛因斯坦説的西方科學的兩項發展條件之一，即歐幾里德幾何包含的形式邏輯體系，用“兩條尋找自然規律的方法”，即歸納法和演繹法給掉換了。因為他的論據，是《易經》與“中華文化”不知演繹，只會歸納。他沒弄明白，歸納、演繹，還有類比(類推)，只是古典形式邏輯的基本方法，也就是人類交流思想(遠不止“尋找自然規律”)所必不可少的推理形式。遠在《易經》之先，近在非洲那些(白人殖民者看來)“未開化”的部落裏面，人們交流思想，只要內容稍微複雜，例如組織打獵，都必須使用這些基本的邏輯方法。不然社會生活便要解體，知識也無法積累傳承。
我這兒再給諸位講個笑話。解放初年，院系合併前，清華還有哲學系。大家響應黨的號召學習辯證法，請了黨內馬列主義理論家艾思奇來做報告。當時哲學系的負責人兼文學院院長是金龍蓀(嶽霖)先生，中國現代分析哲學與邏輯學的一代宗師。艾思奇一上講台先把形式邏輯罵一頓，學蘇聯，批它形而上學。批完，才開始講辯證法。報告結束，金先生陪他走出會場，對他説：艾思奇同志啊，你罵了形式邏輯之後，所説的話完全符合形式邏輯，沒一點錯誤。艾思奇道：有那樣的怪事？張奚若先生在一旁扯金先生的衣服，讓他別説了。金先生説：他的講演確實邏輯性強，我在找錯的思想指導下聽講，也沒發現錯誤(參見劉培育，頁9)。
你們看，連批判形式邏輯也得符合形式邏輯。同理，若想論證《易經》造成“中華文化”欠缺邏輯思維，阻礙科學進步，那論證的方法先得過關，不可混淆了基礎概念。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第三個錯，是老先生批《易經》，在邏輯出發點上混同了兩種性質各異的關係：聽説歐幾里德《幾何原本》藴含了西方近代科學的發展條件，就想當然把《易經》拿來比照，論證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興起的原因。可是《易經》無論對“中華文化”有何影響，它同中國科學發展的關係，與《幾何原本》同西方科學發展的關係，是沒有任何類比的基礎的。輕率地用《易經》説近代科學，跟歐幾里德幾何作對比(報告中還提及明末徐光啓與利瑪竇合作譯《幾何原本》)，便違反了古人總結的一條邏輯法則：異類不比。墨子講“言有三法”，即立論的標準和演繹的法式。後期墨家的代表作《墨經》發展了這一思想，進一步探討了歸納法和類比法。“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意謂論斷須有根據、理由，並按照事物間的種屬包含關係來推理(類比、歸納、演繹)和論證。“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性質非同類的事物，是不可隨意比照、抽取結論(歸納)而自作主張的。
順便説一句，類似的“比較研究”在法學界比比皆是，幾乎成了論文的定式。然而比較的對象若非同類，數字和結論就毫無意義。例如，統計中國的媒體侵權官司，與美國的新聞誹謗案作對比，藉此評價媒體的言論自由。可是兩國的司法程序、侵權的認定標準和學説完全不同：中國是《民法通則》下的名譽權(含隱私保護)訴訟，不允許被告媒體直接以《憲法》條款(如言論自由)抗辯；美國媒體則主要依靠言論自由(包括新聞自由)抗辯，故而動輒形成憲法訴訟。這兩類官司如果放一處研究，就要當心異類不比，不輕易給統計數字下結論。這個問題，我們下面還會討論。
第四個錯，則是老先生第二點主張，把《易經》的卦名爻辭視為“漢語漢字的成因”(原話如此)，或“單音字”的起源；以為漢語是“單音語言”，全世界絕無僅有。有道是“無知者無畏”，完全不懂語言學常識(漢藏語系有多少種“單音”的親屬語言？)，還忘了歷史：到底是先有漢語，還是先有《易經》？先有《易經》，抑或先有漢字(甲骨文、鐘鼎文)？這種錯法，叫作次序顛倒或因果倒置。 最後一個錯，可稱“大膽假設”，亦即胡適博士那句膾炙人口的“大膽假設，細心求證”的前一半。如上文分析，老先生的求證略欠細心；其實，他的“大膽假設”先已出了毛病。理由如下，也是經大學問家闡明瞭的：
從前北大中文系有位王力先生，研究古漢語的權威。文革結束恢復高考招研究生，王先生給新生講過幾堂如何做學問的課，就反對“大膽假設”。當然，大膽加細心，是學者應有的品質。不大膽探索，便難有學術上的突破，而突破通常離不開細緻的功夫。但是王先生指出，做研究有個順序，先歸納，後演繹。而假設(有待證明的結論)須得自於歸納，處於歸納的末尾；不能倒過來，先做結論，再找例證。“大膽假設”如果不是基於充分佔有資料的歸納，便極易落空，或誤入歧途。上述老先生的三點“大膽想法”即是一例。實際上，愛因斯坦稱道的科學實驗，也是一個歸納、演繹，即從特殊到一般、再從一般到特殊，如此不斷往復深入的認知過程。所以我覺得王先生講的非常好。我們做研究寫文章，將來各位畢業以後辦案子、處理法律事務，都會碰上這假設放在哪個推理環節才能有效論證的問題。
最令我鼓舞和受啓發的是這麼幾句話：
他沒弄明白，歸納、演繹，還有類比(類推)，只是古典形式邏輯的基本方法，也就是人類交流思想(遠不止“尋找自然規律”)所必不可少的推理形式。遠在《易經》之先，近在非洲那些(白人殖民者看來)“未開化”的部落裏面，人們交流思想，只要內容稍微複雜，例如組織打獵，都必須使用這些基本的邏輯方法。不然社會生活便要解體，知識也無法積累傳承。
這幾句話把“演繹”這種形式邏輯專屬於古希臘的主流認知以極其樸實的言語給擊穿了。
想起有次跟老婆在廚房裏閒聊，聊的孩子的教育問題，我提到演繹，並提到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和愛因斯坦對《原本》的觀點，然後轉述説主流認知認為演繹是古希臘人獨有的發明，云云。我老婆直接回敬了兩個字：“放屁！”
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奶奶個熊，這個“放屁”真香！
女人的直覺真的很厲害啊！
男人如我，還非得在“學術”的“污染”裏折騰一番，才能“出淤泥而不染”。
ps：我要寫一篇祛魅演繹（即給“演繹”這種形式邏輯以及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祛祛魅）的文章，直覺早有，仍在尋找素材和深入思考。這裏放出一個問題跟大家討論一下，聽聽大家的觀點，以校核我的直覺（我雖然對我的直覺有信心，但也確實擔心直覺是錯的，所以同時在做正反兩方面的論證）。
附拙文：
祛魅“科學”｜對以吳國盛《什麼是科學》為代表的“關於科學的主流認知”的旗幟鮮明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