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當人們把選擇交給算法，也就改變了活法_風聞

文/陳根

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使技術產生了顛覆式的變革與發展，大數據、機器學習、神經網絡等新興技術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應用，構成了智能時代獨特的表徵。這些技術以算法為主線，串起了一張完整的技術網絡。

**於是，**具備自主學習能力和預測能力的智能算法開始由虛擬空間向現實空間延伸。如今，算法已不僅僅是特定的技術，更是社會權力運行體系中的重要變量。我們使用它，它也反過來浸染了我們，小到個體思維，大到整個社會運作的邏輯。

與過去不同，智能時代重塑了人與技術的關係，技術不再僅僅是“製造”和“使用”的方式，而是一種人化的自然。今天，當算法大行其道時，在帶來了科技的便利和高效的同時，我們又失去了什麼？

算法下的選擇讓渡

一般來説，算法是為解決特定問題而對一定數據進行分析、計算和求解的操作程序。算法，最初僅用來分析簡單的、範圍較小的問題，輸入輸出、通用性、可行性、確定性和有窮性等是算法的基本特徵。

算法存在的前提就是數據信息，而算法的本質則是對數據信息的獲取、佔有和處理，在此基礎上產生新的數據和信息。簡言之，算法是對數據信息或獲取的所有知識進行改造和再生產。

由於算法的“技術邏輯”是結構化了的事實和規則“推理”出確定可重複的新的事實和規則，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都認為，這種脱胎於大數據技術的算法技術本身並無所謂好壞的問題，其在倫理判斷層面上是中性的。

然而，隨着人工智能的第三次勃興，產業化和社會化應用創新不斷加快，數據量級增長，人們逐漸意識到算法並非中立。

事實上，對於計算機的能力，人們總是有一種樂觀情緒，覺得其在我們的操縱和控制之下。然而，儘管人類可以操控，或者説可以去分析算法的結果，但在科技革命的浪潮催生了以技術為導向的技術理性下，不可避免的，理性成為一種工具，變成了純粹的目的，人自身的目的性和主體性在這種理性活動中被加速掩蓋。

科幻電影《流浪地球》裏，太陽急速衰老膨脹，短時間內包括地球在內的整個太陽系都將被太陽所吞沒。而在火種計劃的空間站，作為人工智能，moss大概是絕對理性的，它的目的就是保證人類種羣延續。由於0.0001%的成功率，moss判斷不能去撞木星，這就是人工智能的判斷。

當然，電影的結尾我們都看到了，當劉培強依然選擇燒燬太空站保存的資料後，忤逆了人工智能的判斷，最終，moss默認了撞擊木星的方案，使地球人類得以拯救。

然而，正是因為與現實選擇相悖，《流浪地球》才有了意義。實際上，更多時候，在面對人工智能的判斷時，人們無法反對。像人工智能應用的比較多的圍棋，人類可以去逆推機器的下棋背後的棋理，但卻沒有辦法去模仿的人工智能對勝率的判斷。

毫不誇張的説，相比於基本元件運算速度緩慢、結構編碼存在大量不可修改原始本能、後天自塑能力有限的人類智能來説，人工智能雖然尚處於蹣跚學步的發展初期，但未來的發展潛力卻遠遠大於人類。

如今，越來越多的數據產生，算法逐漸從過去單一的數學分析工具轉變為能夠對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力量，建立在大數據和機器深度學習基礎上的算法，具備越來越強的自主學習與決策功能。人可以在分析上去跟機器抗衡，但是在判斷上越來越難挑戰機器。

這個判斷變成了計算機給人們設立的一套算法。人不再是算法的主體，反而成為算法下可被預測和計算的客體。算法由此預測人的生活，消除個體的行為不確定性，對人進行賦值。於是，由於無法反對人工智能的判斷，作為結果，人的自主控制能力逐漸****被讓渡出去。

當人們默認了人工智能的判斷，用大數據為我們篩選喜好，任憑算法對人們進行還原時；當隨着數據體量的擴充和計算能力的發展，算法廣泛地應用於信息處理、生物識別、數據挖掘、醫療健康、新聞生產和保險投資等多個領域，全方位改變着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和運行結構時。

終於，依託於技術而產生的算法，也限制了人們對自我的認知、意識和價值的評判，使人們****不再反思制度，也不再關心實踐。

算法下令人無從選擇

在算法用機器語言刻繪現實世界下，除了人們逐漸讓渡的判斷外，算法已不僅僅是特定的技術，更是社會權力運行體系中的重要變量。

事實上，算法作為一種價值體系，也有其自身的運行邏輯。智能算法的研發與使用依託於大型互聯網企業，註定了算法以利益為導向，遵循商業邏輯，具有與生俱來的偏好性。

早在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就有海德格爾包括法蘭克福學派批評“工具理性”，而算法大行其道下，更是把工具理性又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算法是技術，也是產業，這而種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遵循商業邏輯，追求資本利益的最大化。

**一段時間前被推上熱搜引起互聯網熱議的“外賣困局”，“算法”就在其中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智能派單系統依託於大數據處理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騎手的數據特徵，包括所在位置、在線時間、接單數量、配送進度、客户評價等不斷被累積記錄，平台並以此進行大數據分析，智能分配訂單，並通過系統監控騎手的接單情況、送餐路線，在送達後，騎手還需要請求任務結束。

在這種模式下，騎手的自主性基本被剝奪，失去了對時間的控制，完全需要按照算法提供的指令來工作。另外，在騎手送完訂單後，系統可以根據訂單需求預測和運力分佈情況，告知騎手不同商圈的運力需求情況，實現閒時的運力調度。通過算法技術和模式的引入**，系統計算的配送不斷縮短，就有了《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中，三年內從1個小時為3公里長的配送最長時限到2018年的****38分鐘**。

無獨有偶，外賣的困局之所以能引起全互聯網的熱議，正是因為其反應的是算法時代下勞資的困境，而勞資的困境，也就是人和技術的困境。

智能時代重塑了人與技術的關係，技術不再僅僅是“製造”和“使用”的方式，而是一種人化的自然，是一種圍繞着我們和在我們當中的自然的社會建構，也帶來了一系列新生的問題。

工業社會時代，人對於技術的敬畏是天然的和明顯的，技術被看作是一種具有階層和權力屬性的，掌握技術的人通常被賦予更高的權力，保持在一個更高的社會階層和地位上。而智能時代下，信息技術覆蓋融合着人忙的生活，對於技術的理解和馴化，調試人和技術的關係成為當時研究的基本範式。

然而，技術有其本身的邏輯：控制、集中化、極度理性。它只看算法，而算法的邏輯就是效率。**於是，**技術的追求效率和資本的追求效率剛好達成了一種共識，技術所謂的追求最優化，恰好是資本的邏輯。於是，在這個追求結果，追求創造資本的效率，投入產出要達到一個最佳的比例的過程中，人性就被排在末後，落於無從選擇的地步。

與過去不同，智能時代重塑了人與技術的關係，技術不再僅僅是“製造”和“使用”的方式，而是一種人化的自然。

算法在為個人提供便利****的同時，也讓人們逐漸失去了選擇；算法具有先進性，作為一種內化的、泛在的技術，普遍存在於個人生活和社會運作的方方面面，表現為對公眾和社會組織的引導，從而形成的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口。

這個世界的科技進展與人類命運的關係，或許只有少數人關心，但這種關心，無論何時，都彌足輕重，且應當被更多重視。只有審視真相，我們才具有改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