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會允許中國留學生進入日本的軍校學習？_風聞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在近代中日關係錯綜複雜的歷史上，爆發於19世紀末的“留學日本熱”，堪稱是對中國近代史影響深遠的一幕。

一場甲午戰爭，戰敗的大清先捱揍再割地賠款，理論上説，中日兩國算是結了“血仇”。但奇特的是，結下“血仇”的兩國，“教育交流”隨即就火熱起來。確切説，是大清的莘莘學子一撥撥削尖了腦袋往日本跑。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公派留學生，“留學日本”的熱潮這下成了開閘的洪水。從1896年至1911年，僅清政府向日本公派的留學生就有近萬人，自費生更是“公派生”的兩倍以上，甚至還有“步履維艱的纏足女子，老人和小孩……有全家全族同來留學的情景。”

為什麼如此狂熱？首先就是甲午戰爭的刺激，一場甲午戰爭，清王朝三十年“洋務運動”的成果，海戰陸戰全被打回了原型。“後起之秀”日本那迅速崛起的景象，自然深深震撼了清王朝的年輕一代。外加捱揍後的大清，練兵自強更成了當務之急，之前學西方學了這麼多年，越學越沒長進，還總覺得文化國情不同。身邊“國情相似”的日本取得了成功，這也自然叫多少晚清志士深受鼓舞，漂洋過海也要來學一學。

同樣重要的原因，還有“性價比”：比起價格昂貴的“留學歐美”來，“留學日本”的費用只有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而且學時還短，比如在“速成班”裏一到兩年就能畢業。外加中日文字文化相近，學習交流的“門檻”也低了很多。特別是對於晚清官吏們來説，如果能以“官身”去日本走一趟，學成回來後更是仕途大好。種種便利，正如晚清名臣張之洞所説“路近省費，風俗相近，文字易通”。

而在這股持續數年的“留學日本熱”裏，最為熱門的專業，當屬軍事專業。由於甲午戰爭裏被打得太慘，所以很多為國家命運心急如焚的晚清年輕人，都急切想知道日軍為何這麼強，赴日時就果斷選擇了軍事專業。甚至還有很多原本選擇其他專業的晚清留學生，來到日本後受到震撼，也堅決“換專業”學軍事。以《雲南光復諸人事略》的形容説“非武功不足以立國，且足以立身”。僅1908年這一年，在日本學軍事的中國留學生，就有上千人之多。且遍佈日本海軍陸軍各個專業院校，日本軍校裏，幾乎到處中國人。

那麼問題來了，和清王朝“結血仇”的日本，就真的願意張開懷抱，連最機密的軍事院校，都讓中國留學生敞開了學？其實，日本對待中國留學生的態度，背後有着精細的算盤。

首先，晚清“留學日本”能形成熱潮，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政府當時的推動鼓勵：甲午戰爭之後，日本許多政要就先後訪華，竭力鼓動清王朝“留學日本”，1898年時，日本駐華大使矢野文雄也宣佈，日本將負擔二百名清朝公派留學生的學費。1902年起，為鼓勵中國留學生赴日，日本又推出了“速成班”，也就是隻要你肯花錢來，別管公費自費，保證讓你“速成”畢業。就連那些半點底子沒有的“赴日官員”們，日本的學校還開設“特設班”，保證叫他們快速“鍍金”。

甚至就連最“敏感”的軍事教育，日本也夠“放得開”。雖説日本也嚴格限制中國留學生學習軍事，其户山、炮工、陸軍大學等專業院校都對中國留學生緊閉大門。但經過清政府的交涉，他們最終還是同意清政府派專業軍官進入這些院校學習。至於普通留學生？從1903年起，日本建立了專門接受中國留學生的“振武學校”，學生在這裏受過訓練後，先分配到日軍各個聯隊做“士官候補生”，期滿後進入士官學校學習，隨後進入專業軍事院校深造。

如此“放開”的培養，目的也很明顯。那位宣佈對中國留學生免單的日本駐華大使矢野文雄就曾説：“如果將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國新人才散佈於古老帝國，是為日本樹立日本勢力於東亞大陸的最佳策略”。也就是説，日本如此政策，就是為其培養親日力量，給其未來的對華侵略鋪路。以這個意義説，他們有些目的確實達到了。

比如晚清至民國時期的軍事發展，就打上了太多“日本烙印”，大批從日本回來的留學生，成了近代中國的軍事骨幹，晚清民國時代的軍隊訓練裝備乃至軍官培養，都一度嚴重依賴日本。比如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等學校，都大量聘用日本教官。一位畢業於雲南講武堂的新中國元帥，也曾回憶起那時中國的教育特點：“學校的制度和作風是仿效日本士官學校”。換句話説，藉助留學教育，晚清至1937年的幾十年裏，日本一直對中國軍界進行着滲透。

同樣讓我們看到日本“目的”的，還有這些留學生裏的“敗類”們，僅看這些“軍事專業”的留學生，在民國時代裏，就出現了王揖唐、臧式毅、黃自強、張嵐峯、王永泉、李慧濟等臭名昭著的漢奸們，他們或是在淪陷區出任偽職為虎作倀，或是乾脆直接當帶路黨，還有人投靠汪偽政權“曲線救國”。這裏面的每一位，都是日本留學教育的“成果”，至今也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不過，別看日本如願收穫了這麼多敗類，但以他們“日本樹立日本勢力於東亞大陸的最佳策略”的目的來説，他們還是打錯了算盤。

以《劍橋中國晚清史》的評價説：“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中，中國留學生前往日本進行留學的活動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行動”。其帶來的影響，當然不是幾個敗類，而是對近代中國變革的推動。單是在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成立的兩三年內，在日本學習軍事的中國留學生，有三分之一都加入其中，李烈鈞、許崇智、蔡鍔、閻錫山等民國風雲人物，都是其中一員。滿懷報國心留學，卻看透清王朝腐朽的他們，毅然選擇了另一條九死一生的路，終於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為中國近代史翻開了新一頁。

而且，儘管這些“留學生”們，後來出了不少臭名昭著的叛徒，但是面對1931年起那場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大多數人都做出了正確抉擇，有人哪怕已垂垂老矣，卻是大節不虧，有人雖説屢戰屢敗，卻也屢敗屢戰。特別是在國民黨軍隊裏，“日本海歸”也是無比重要的力量。慘烈的抗日戰場上，多少“中日老同學”就是這樣鋼刀對刺刀，展開一場場浴血搏殺……

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重新回看那場晚清年間起的“留學日本潮”，我們除了有警鐘長鳴的感嘆，卻更有深深的敬意：一百多年前，那些滿懷熱血漂洋過海的年輕人，也許在“畢業”後走上了不同道路。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未曾忘記少年時代的理想。他們也許立場觀念不同，卻以一生見證：七尺之軀，不曾負國。

參考資料：李鳳斌，王煒《清末中國學生留日原因初探》、虞曉波《清末留日軍事教育述論》、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屈辱的歲月，奮鬥的征程》、《劍橋中國晚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