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的改良為什麼越改越涼？_風聞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主政之初，曾有過90%的支持率。1988年11月，也有71%的民眾讚許蘇共中央的工作。然而到了1990年6月，則降為21%。進入1991年後，更是持續下降到15%、13%、10%。 蘇共解散前夕，據蘇聯社會科學院調查，認為蘇共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只佔4%，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只佔7%，代表全體黨員利益的也只佔11%，而認為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利益的則佔85%。種種跡象表明，蘇共已經失去了人民，蘇共領導人也已經喪失了影響力。

　　蘇聯人民為什麼會拋棄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為什麼失敗？黨政分開，多元化，新思維，這些看來都是最現代因此也受到了西方高度讚揚的東西，怎麼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強大的蘇聯為什麼會靜悄悄地解體？

　　前蘇聯歷史學家、蘇共中央書記麥德維傑夫就此在他的著作《蘇聯的最後一年》中寫道：“蘇聯解體之前，國內並沒有發生任何激烈的革命進程，也沒有產生強大的意識形態和民族解放運動，國家的瓦解似乎是在眾多微弱的衝擊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許多人當時認為即便將所有這些衝擊力結合起來也不至於摧毀整個國家。誠然，蘇聯和蘇共的危機和病態由來已久，它們已經滲透到國家和社會的最核心之處，然而，不僅是國外的觀察家，而且連蘇聯的政治學家和普通百姓，都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危險。人們沒有預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件。即使是在今天，許多分析家依然感到困惑。究竟哪些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客觀因素導致瞭如此強大的國家迅速地滅亡了。這難道是自殺？如果工人沒有罷工，農民在自家的土地上安心勞動，老師教書育人，學者在實驗室從事研究，那麼又如何解釋這樣的國家會崩潰呢？如果國家的軍隊絕對服從指揮，秘密警察系統強大而有效，那麼又如何理解這樣的國家會滅亡呢？”

　　麥德維傑夫的解釋是：“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蘇共儘管在隊伍人數上不斷擴大，但是正統思想的影響力卻日趨減弱，黨的威信不斷下降。蘇共依然是國家的承重結構，但是缺少強大而權威的思想後盾，它難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斷增加的新負荷。裂痕逐漸加深，於是在瞬間整個承重結構便突然倒塌。俄羅斯流傳着一個名為《不死的老頭》的民間故事，講述的是一個神秘的沙皇統治者，他力大無比，不可戰勝，他還可以永生不死。據説他的心臟和他的死亡放在一個箱子中，並被安全地藏到一個遙遠的海上小島，埋在一顆粗大的橡樹下面。對於蘇共來説，意識形態就是它的心臟，當對這個偉大意識形態的信任程度減弱之後，那麼蘇聯大廈中的黨政骨幹結構必須要倒塌。”

　　我覺得，麥德維傑夫可能在蘇共內主管意識形態工作太久，以至於意識形態置於經濟建築之下了。實際上人民對於意識形態並沒有那麼關心。莫斯科《自鳴鐘》報這樣評價：“戈爾巴喬夫的知名度已經達到如此地步，幾乎沒有人聽他講話，他可以機敏，也可以愚蠢，可以好，也可以壞，反正人民對他已經不感興趣了，對他也不寄予任何希望了。”蘇聯人民可能不懂得什麼叫新思維，但是沒有人會拎不清自己口袋裏還剩下多少鈔票。在戈爾巴喬夫主政末期，由於經濟崩潰，人民的生活也十分困難。1990年，市場供應的1200多種基本消費品中有99%以上的商品短缺；211種食品中有188種不得不憑票供應；居民手中已有2000億盧布的購買力得不到滿足。1990年莫斯科1274家肉食店，6月份有35家脱銷，8月份有272家脱銷，9月份則達到730家。麥德維傑夫也在他的《蘇聯的最後一年》這部書中寫道：“國內幾乎所有地方都對肉、糖、油、米，甚至牛奶都實行憑票限額供應體制。肉類罐頭、香腸，便宜的糖果和葵花油，在商店裏早已脱銷。從1990年秋天開始，對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也實行每週定額供應食品。”人民對空談的民主沒有興趣。通貨膨脹和商品短缺才是他們親身感受到的。這大概是戈爾巴喬夫不討巧的原因吧。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沒有增進人民的福利，反而導致了相反的結局呢？

　　答案很簡單，增進人民的福利，從而就不是戈爾巴喬夫集團改革的目的。民主，甚至多元化，都不是什麼過錯。問題在於戈爾巴喬夫不是首先實行黨內的民主化，再帶動社會的民主化，而是倒過來想用社會的民主化來推動黨的民主化，因而就把廣大黨員和黨的中堅力量排斥在外，剝奪了他們應有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當人民羣眾被排除出政權之外，那麼無論是什麼形式的經濟改革都不可能改善他們的處境。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大肆指責毫無權利可言的普通幹部，説：“黨和國家機關的實際行動落後於時代和生活本身的要求。問題增加的幅度比解決的大。”“許多黨組織不能堅持原則立場，不能同消極現象、為所欲為、官官相護和紀律鬆弛的現象作堅決鬥爭。”進而把黨的領導看成是“官僚專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黨組織和黨的幹部看作是“保守勢力”，強調要堅決克服這些“阻礙機制”。麥德維傑夫在《蘇聯的最後一年》書中引用西方的評論説，“由於戈爾巴喬夫將危機的責任推託到黨內幹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層幹部的極大憤慨，使共產黨的士氣一落千丈”。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葉利欽主持莫斯科市委工作期間，曾有過微服出巡、到商店排隊購物、乘坐火車汽車、解決羣眾生活方面積壓問題等頗得羣眾好感的舉動，甚至擺出了帶頭反特權的架勢。當然可以説葉在作秀，但問題在於戈爾巴喬夫連秀都懶得做，可見在其心中，人民羣眾根本毫無地位。

　　改革從來就沒有把矛頭對準官僚集團。這是因為，戈爾巴喬夫及其親信都是官僚集團的一員。戈爾巴喬夫本人即有“療養院書記”的雅稱，被認為是他獲得提拔當選的一個雖提不上桌面但卻是很重要的原因。對這一情節，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主任、總統助理博爾金在《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一書中作了披露：

　　“如果戈爾巴喬夫不是在這個療養區工作，不被黨和國家權威機構知曉，如果黨和國家的實權人物沒有發現他、支持他並扶着他走上一個個權力台階，那麼他也就不會成為總書記和總統。這些實權人物包括尤·弗·安德羅波夫、米·安·蘇斯洛夫、費·達·庫拉科夫、B.H.葉夫列莫夫等人，他們都在斯塔夫羅波爾工作和生活過。”

　　“同許多’療養院書記’一樣，迎來送往着一個個政治局委員和國家領導人，讓他們在這裏度過輕鬆愉快的時光。這種見面當然是非正式的，常常是在野外，在高加索山麓，在風景秀麗的河谷，這裏是打獵的好去處。葉·伊·恰佐夫和中央管理局在這裏建造了豪華別墅，草地上鋪着一塊塊枱布，上面擺滿豐盛的食品，客人們解開衣釦，懶洋洋地席地而坐，由衷地感謝和誇讚着主人的盛情款待。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同許多國家領導人的關係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戈爾巴喬夫是一位實用主義者，取消社會勞動分工，消滅階級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不平等，走向國家的逐步消亡--所有這些，戈爾巴喬夫都是全不在意，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社會歸根到底就是一種繁榮的資本主義。

　　既然如此，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官僚特權階層，更傾向於依據對國家資源所擁有的分配使用權力，與黨內外不法分子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的網絡，大肆侵吞國家和社會的財富。

　　烏茲別克斯坦“棉花案”被偵破後，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最高蘇維埃主席、布哈拉州委第一書記及大批黨政官員都涉案被捕。對犯罪人員住處的搜查結果令人難以想象：僅在布哈拉州委第一書記卡里莫夫家中就搜查出高達600萬盧布的貴重物品，其中包括130公斤黃金製品。這些黨政要員，不僅是國家資源的分配者，還成為國家資源的佔有者、所有者。

　　正如戈爾巴喬夫自己所説，他也是這個特殊階層中的一員。有資料載，戈爾巴喬夫任總書記之後，專為他在黑海之濱克里米亞福羅斯修建的別墅就耗費11.5億美元。別墅的所在地是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樹種檜樹的自然保護區。別墅區專機停機坪、體育場、露天游泳池、夏季電影院、人工石洞、冬季花園、從主樓通向大海的升降梯和接待、警衞設施等一應俱全。大理石是從意大利採購的，衞生潔具是德國的產品，很多建築材料都是運輸機從國外運來。有記者寫道：“20世紀克里米亞半島南岸一共建了兩座神奇的建築，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宮殿，另一個就是戈爾巴喬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戈爾巴喬夫的貼身警衞負責人弗拉基米爾·梅德韋傑夫少將後來回憶説：“我知道並親眼見過蘇聯時期所有總書記的別墅，裏面就沒有福羅斯別墅的競爭對手。這座建築的誕生真是神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它被冠以’霞光’工程，修建這座別墅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錢，聽起來實在有些不可思議。按照軍事施工單位提交的付款文件，福羅斯別墅的價值不超過1億盧布。蘇聯前財政部長和總理帕夫洛夫非常清楚如何編制這類報表，按照他的測算，這座別墅的建設費少説也有8.5億盧布，依照1986年蘇聯中央銀行的貨幣牌價，1盧布兑換1.3美元。如果把繆謝拉別墅算在一起，以及它們的維護保養費用，國家一共要拿出多少錢呢？！”

　　對此，博爾金在《戈爾巴喬夫浮沉錄》一書中分析指出：“黨還從來沒有同自己上層中的貪污受賄者、自私自利者作過鬥爭……這種病削弱和損壞了黨的免疫系統，破壞了黨的鞏固。蘇共許多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捲入了各種骯髒勾當，贈送貴重禮品，包括贈給總書記，被認為是正當的。一到節日前夕機要通信部門就忙得不可開交，分送從南方各地區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寄來的盒子。”

　　為了實現平衡，戈爾巴喬夫又不得不保護特權者的利益。

　　黨內官僚特權階層的存在和腐敗之風的蔓延，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阿爾巴托夫説，腐敗在蘇聯不僅造成了國家物質上的損失，“道德上的損失就更為慘重：社會分化加劇；經常遇到磨難的大多數對那些不僅享受福利照顧而且享有種種特權、任意攫取不義之財而又逍遙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與日俱增，埋下了社會衝突的地雷”。而在享受特權的官僚集團特別是高級領導人中間，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情緒不斷滋長，他們意識到，要把特權永久化，並且能夠子子孫孫傳下去，就必須扔掉社會主義這件緊身馬甲。這種想法也並不僅僅發生在戈爾巴喬夫一個人身上，在黨的核心層也大有其人。在戈爾巴喬夫之前的領導人無論在年紀上還是精神是都是垂死之像，勃列日涅夫身邊的戰友索洛緬採夫、吉洪諾夫、葛羅米柯、契爾年科、庫茲涅佐夫這些老人們步履蹣跚的身影幾乎每天晚上都出現在電視屏幕上。他們的胸前掛滿了金星，或者互相祝賀又一個紀念日的到來，或者給別人授予獎章，或者自己接受獎章，或者口齒不清地照着稿子發表簡短的講話。問題不在於生理的老邁，列寧在1922-1923年間也患重病，醫生常常只允許他一天工作10~15分鐘。但是他在這段時間裏説的、寫的和口授的東西幾乎是他留下的遺產中最重要、最成熟的部分。問題在於他們早就失去了社會主義信仰，只想着得過且過。

　　戈爾巴喬夫時期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雅科夫列夫就聲稱：“馬克思主義不是別的，就是一種打着科學幌子的新宗教”，“我們曾試圖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確定真正的耶穌而破壞教堂，但同時我們已模模糊糊地感覺到：我們的宗教本來就是錯誤的，我們的耶穌是假造的。”

　　在戈爾巴喬夫主政的開頭幾年，雅科夫列夫千方百計對戈爾巴喬夫施加影響，幫助他推出“改革與新思維”，力圖改變蘇共性質和毀掉蘇聯社會制度。同時還利用負責宣傳輿論工作的權力，把一些具有自由化傾向的人，提拔擔任新聞媒體的負責人。戈爾巴喬夫推行的許多政治措施，實際上都來源於雅科夫列夫的思想。曾有人把雅科夫列夫稱之為蘇聯“改革的設計師”和“公開性之父”。

　　1923年出生的雅科夫列夫，1943年加入蘇聯共產黨，參加過衞國戰爭。1994年，在他的《一杯苦酒》這部書中，他談到了他的心路歷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説法，由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因此精神生活就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由此得出社會物質生活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這真是奇談怪論”。“歷史進程已將馬克思主義等謬誤學説拋到了生活的一邊”，“要毫不妥協地推翻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條”。

　　他回憶説：“時至今日仍然相信，當時我根本無權站在一旁袖手旁觀。這是嚴峻地考驗良心的時刻。同時，我也相信共產主義思想，認為它是生活的真諦。可是，從前線回來之後開始產生的失望情緒越來越沉重地壓在心頭。在我家鄉雅羅斯拉夫爾地區到處可見快要餓死的兒童，農村被繼續掠奪顆粒不剩……”“我生來初次認識到什麼叫謊話連篇，什麼叫恬不知恥。我本不願意相信，可是事實越來越明顯：所有的人都在説謊--不管是在台上發言的，還是在台下恭敬地專心聽別人發言的”。蘇共二十二大後，雅科夫列夫認為他洗了一個“涼水淋浴”，開始醒悟，覺得“修正和清理一些東西，國家也就會加速自己的發展”。但後來馬上認識到這是一個錯誤，“問題的實質在於他們所建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制度，是構築在暴力意識形態之上的制度”。因此要“毫不妥協地推翻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條”；要“堅決否定號稱歷史火車頭的暴力革命；堅決否定’剝奪剝削者’的罪惡主張--要斬草除根地否定他們”；要“肅清布爾什維克主義”。

　　戈爾巴喬夫的另一個得力助手謝瓦爾德納澤也曾明白無誤地説：“我們在一個時期裏有過共產主義理想，併為實現這一理想進行過鬥爭。後來我慢慢地意識到我堅信的東西是不可能實現的，必須改變這一現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對戈爾巴喬夫説，我們的制度已腐爛了，必須全部加以摧毀，並自上而下地進行徹底改造。”

　　爭鬥發生在統治集團內兩大鬆散的派別之間，他們就誰該掠奪、怎麼掠奪爭吵個不休。這裏邊完全沒有人民羣眾什麼事。葉利欽看到戈爾巴喬夫受到了西方的熱情對待。，於是承諾自己也會這麼做，而且會做得更快、更徹底。官僚集團拋棄了戈爾巴喬夫及其“費邊式”的資本主義道路，而投向了葉利欽及其“休克”戰略的懷抱。如果黨的領導層都已經失去了對社會公正和人民民主的信仰，那麼1991年危機發生時沒有基層黨員挺身而出，又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1992年，每個俄羅斯人都得到了價值1萬盧布的證券，大約相當於當時兩週的工資收入，就好像這是給他或她的蘇聯公民權的報酬一樣。然而，這點錢根本就趕不上物價的飛漲。可憐的俄羅斯人為了活命，不得不賣掉這些證券，而那些投機性的投資基金乘機把它們買到手，從而擁有了這些被賣掉的國有企業。（百韜網劉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