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讓美國盛極一時的成功經驗, 中國為何要喊停?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11-29 20:08
【導讀】今年以來，在新冠疫情、種族運動和美國大選等熱點的帶動下，美國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美國的面貌和問題是高度複雜的，既不必盲目崇拜，也不可輕易低估。透過現象值得深思的是，美國問題的本質是什麼？對中國來説又意味着什麼？
本文作者認為，討論美國問題無法離開美國當代的經濟學。美國經濟學主體源於奧地利學派，其對“自由”的過度崇尚，對新經濟的理解不夠，導致其出了方向性問題，中國有必要引起注意。他認為，新經濟的紛雜現象背後，本質問題是“兼併”。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外部壓力減輕，金融資本崛起，一度使美國重新繁榮，但隨着金融資本兼併、吞噬產業資本並向數據資本轉移，美國的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出現嚴重扭曲，社會問題愈演愈烈。中國對此不可不慎。歷史中國曾飽嘗“兼併”之苦，在當前新一輪資本集中過程中，中國已經有所應對。作者指出，一定程度的資本集中有利於規模效應和高效發展，但須切記，制度扭曲不是常態，面對新經濟崛起和數字資本壟斷，必須從道德和社會均衡的角度思考解決兼併問題。
本文原載“Global U"公眾號，節選自盧麒元先生於2020年11月7日在全球大學南南大學堂直播講座的文字稿，內容有所編刪。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討論美國問題，我們離不開美國的經濟學家和美國的當代經濟學。美國經濟學的主體源於奧地利學派。1840年到1940年，德國歷史學派和奧地利學派進行了百年論戰，奧地利學派和歷史學派截然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對立的。二戰期間和二戰結束之後，德國的重要的經濟學家前往美國，其中代表人物的基本上是奧地利學派，構成今天美國處境的重要思想源泉。
奧地利學派有兩個地方出現了方向性問題，對中國的意義非常重大。
一是對道德的解釋。奧地利學派始終在道德解釋裏邊將“自由”放在一個非常崇高的地位。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是貴族，不關心底層，高度關注特定利益階層、特定人羣的自由，他們曾經毀滅了他們的祖國——奧匈帝國，因此以世界人自詡，但缺少了對人類各階層整體的無緣大慈，缺少對人類整體命運的關注。
中國古代不講自由的概念，因為自由這個概念是相對的，一部分人的自由可能就是另外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中國人的道德評説裏，自由不是第一位。**中國的道德里講的是人，和德國歷史學派更相似。**德國歷史學派承襲基督教新教倫理，部分吸納了馬克思的學説。**在道德解説上，德國歷史學派考慮在自由、民主與國家主體性、人民主體性之間尋求平衡。**德國歷史學派的最後一位掌門人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後來是西德第二任總理。他在西德建立的時候任第一任內政部部長兼財政部部長。聯邦德國沒有接納美國人在經濟方面，特別是在經濟制度上的建議。西德建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現了德國歷史學派的思考。
**二是新經濟、即生產力發展的問題。美國當代經濟學家對經濟的理解，特別是對新經濟的理解並不到位。**2015年之後，人類社會進入到數字經濟時代。數字經濟時代資本的載體不再是土地，不再是磚頭，不再是工商業產權，而是數據。如果觀察美國名列前十的上市公司——蘋果、亞馬遜、谷歌、微軟、Facebook，全部和數字經濟有關。
▍美國問題的本質
美國問題的本質可以被概括為兩個字“兼併”。
中國學者非常熟悉，因為中國農業文明的歷史就是均田兼併、兼併均田反覆輪迴的歷史性過程。如果做經濟學解釋，在農業社會時代，土地是主要的資本載體，土地兼併是社會利益相對集中的一個進程，甚至是一個自然進程。
兼併在一定情況下有正面意義，尤其是在經濟發展、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移的特殊時期。如果不土地兼併，土地的運營效率就沒有那麼高。大規模土地兼併形成龐大資本，有利於開工廠、進行工業化或者是創造工業化的進程。它的壞處是自耕農消失了，變成了佃農甚至變成農奴。
**美國的產業資本空心化，使得美國的金融資本迅速吞噬產業資本，向數據資本轉移。在這個歷史性過程中，美國的中產階級被消滅，經濟結構出現了嚴重的扭曲。**美國的學者、專家並不知道，在數據經濟時代，美國最佳經濟結構應該是什麼樣的。他們認為服務業佔主體，製造業退居第二位是經濟發展，但他們並不知道其中的數字經濟、工商經濟和農業經濟之間構成怎樣的關係，並且沒能理解依託於這些經濟上的人和他們的關係。
二次大戰之後，一直到里根時期，美國都處於轉型。里根經濟學是奧地利學派發揮到極致的產物。里根瓦解了蘇聯，他並不理解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戰略家的思考。二戰後，美國和蘇聯形成盟友，形成兩個陣營，這兩個陣營的存在對美國的外部管理和內部管理意義都非常重大。外部管理是，因為有蘇聯體系的存在，所有的西方國家、甚至第三世界國家，都是美國的小弟，容易管理。內部管理方面，由於有蘇聯的存在，必須保持競爭狀態，不能放縱金融資本。因為產業資本不發展，沒有軍工業，軍事競爭就會處於劣勢，所以不能放縱金融資本，要對金融資本進行管控。
里根打破了這個平衡。蘇聯解體後，外部平衡被打破，放出兩個巨無霸，一個叫歐洲，一個是中國。外部的環境發生了逆轉。歐洲在德國的強有力努力下，東西德統一，德國用馬克代替坦克統一了歐洲，形成了相對穩定的一極。中國在兩大陣營裂解之後，終於出現了發展的歷史性空間，我們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美國的內部的環境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沒有了外部壓力，美國國內的政治政策和經濟政策向右轉，里根經濟學非常強調市場、私有化、自由。理應做的社會保障變成了保險。美國用金融手段來處理公共問題，特別是解決公共衞生問題，是最差選擇。**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將通信技術用於民用，開始出現互聯網，移動通訊突飛猛進，帶來了新經濟的物理條件或者物質條件。這也導致美國的金融資本脱離產業資本，迅速進入到最先進的領域，金融資本佔據了主導地位。
里根在解構了二次大戰後美國控制全球的秩序之後，美國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發生了經濟上的不斷衰落。今天的美國大選雖然看起來是特朗普與拜登之爭，其實那不是本質，真正控制美國的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同時控制共和黨的建制派和民主黨的建制派。
▍如何解決“兼併”問題？
中國人解決兼併往往從兩種方法入手。第一是土改、均田。第二是通過税收水平轉移支付。第一種方法過於激烈，因為通常土改都伴隨着革命，伴隨着流血，伴隨着生離死別。非萬不得已，通過直接税、税政改革將兼併所獲取的超額利潤重新返還給被剝奪者，以温和的方式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從而避免兼併。比如華為模式，華為將產權它分給員工，就像岳家軍打下了新的土地、解放新的土地，把它分給普通士兵，普通士兵獲得產權之後，保家衞國積極性非常高。
二次大戰之後，美國由於蘇聯存在，外部壓力增大，不得已在內部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並且在產權方面做了努力。像美國大股東不得超過5%，控股不得超過一定比例，不能形成超級壟斷。我把美國的上市公司理解成變相公有制，它的公有不是國家所有，而是社會所有。美國、英國建立了直接税的體系，不過直接税在體系結構上有問題，遠遠不如北歐、德國、瑞士。
**美國在處理兼併問題上做的不好，以至於美國在蘇聯解體之後金融資本被徹底放縱，沒有了外部約束條件，內部約束條件喪失。**這個就業結構導致了美國社會的分化。
▍對中國的啓示
中國由於沒有工業時代工商業資本的包袱，較容易接受新經濟。加之中國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國家，比較年輕的國家對新生事物的敏鋭程度更高，更追求時髦和現代，對互聯網的接受很快。
我把新經濟概括為兩化。**第一化是信息產業化，是跟信息技術相關聯的企業，**華為、中興、中芯、京東方都屬於信息產業化的過程，現在中國提產業生態主要講的也是這一化。**第二化是產業信息化，是用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中國工商業發展是新丁，所以制度約束很少，不像德日的制度約束那麼多。同時，我們沒有將個人的自由放到那麼高的位置，所以在產業信息化方面走在了前面。我們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比如外賣的美團、平安好醫生的醫療、眾安在線是金融保險業，而螞蟻金服是用信息技術改造金融行業的重要的節點。
螞蟻上市是數字資本在中國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數字資本兼併的情況。馬雲説，中國的傳統金融業是當鋪思維，他們在高度壟斷下吃息差，通過制度性設計來獲得超額利潤，以至於中國上市企業一半的利潤由金融機構構成。也因為如此，他們不願意做小微企業的生意，因為對小微企業的信用確定沒有興趣，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構成了重大問題。信息技術改造之後，通過大數據可以解決小微企業甚至個人的信用評價問題，螞蟻金服在這個領域裏填補了空白。但是這一塊只佔20%，大概4000億左右，剩下的16000億是高利貸。如果我們把數據、數字空間理解為房地產，他們在跑馬圈地，在迅速形成壟斷和兼併，在飛速兼併過程中由於高槓杆，形成了非常恐怖、甚至是超級利潤。
我們處在資本高度集中的一個歷史進程，這個時候需要資本高度集中以獲得規模效應、高速發展，轉型時期允許出現制度上的扭曲，但制度扭曲不是合理的，不是常態。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會犯顛覆性錯誤，拉丁美洲、前蘇聯地區、北非和中東都沒有跨越制度扭曲的問題。他們的經濟學家、他們的思想家可能被奧地利學派給帶偏了，對德國的歷史學派的繼承是空白。我國對德國歷史學派研究的人太少，對德國歷史學派的理解膚淺，這是個問題。
我們國家在工商業發展上不是很成熟，經濟學家對工商業企業的“温和土改”都是從管理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並沒有從道德角度或從社會均衡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目前，我們不但沒有做一級部分的股權均衡，也沒有在二級再分配領域做均衡。我們必須解決兼併的問題。
**本文原為公眾號”Global U"2020年11月26日推送，原題為“後特朗普時代的經濟變局”第一部分，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