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如何統一台灣的？_風聞

【來源：《學習時報》2020年5月4日第3版，作者：鄧濤】

1644年，清軍入關，較快統一了北方地區，但清政府對南方的統一則經歷了整個順治朝。順治末年，以福建金門、廈門為根據地的鄭成功揮師東進，率領將士趕走了盤踞台灣島的荷蘭殖民者，使台灣地區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康熙朝時，康熙恩威並施，取得了政治與軍事上的勝利，將台灣重新納入中國版圖。清政府之所以能順利統一台灣，在於順應歷史大勢，展現了國家統一不容置疑的決心與力量。

欽定平定台灣凱旋圖

清朝為什麼要統一台灣

清朝初期，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收復台灣。鄭成功在收復台灣之後不久便去世，鄭氏子孫偏安一隅，逐漸演變成為割據小政權。

順治十八年，順治帝去世，年幼的康熙繼位，開始了康熙時代。隨着清軍擊敗了雲南等地的反清勢力，清廷在戰略上開始北瞰南望，關注邊疆地區的治理，在南方重點應對台灣鄭氏政權，提防鄭氏割據勢力的騷擾，並試圖招安。但康熙十二年爆發了“三藩之亂”，使得清政府經略和統一台灣有所延後。

清政府統一台灣之前，清廷不時遣人招撫鄭成功的子孫，未對台灣施展足夠壓力，故鄭氏政權“志得意滿，斷無輸誠向化之念”。面對清政府的統一要求，鄭氏政權請求能像琉球、高麗等藩屬國一樣稱臣進貢。

可見，避居台灣的鄭氏政權，已退化為割據勢力，只求政權能夠獨立。但康熙斷然拒絕，認為台灣居民多為福建人的後代，不得與琉球、高麗相提並論。在康熙看來，統一台灣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絕不能視台灣為朝貢國。

康熙二十年，隨着三藩之亂的結束，清政府得以騰出手來解決對其他區域的統一問題。無論是出於歷史原因，還是出於現實考慮，清政府統一台灣都已是勢所必然。

台灣地處東南沿海，氣候温和，四季如春，適合農耕。“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

可見，清代台灣地區具有優越的自然條件。但清政府統一台灣，並非出於土地價值，而是認為統一台灣為理所應當，即使台灣“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地挽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

“台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裏，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沙線風濤，往來利便，遂為直隸、奉天、山東等沿海七省必達之咽喉”，地理位置重要，關係到清代中國整個東南地區的安危。

三藩之亂時，鄭氏政權派兵襲擾東南沿海，給清政府平定三藩造成了牽制。如果台灣遲遲不能統一，可能為外國所利用。

鄭成功逝後，“其子有十，遲之數年，長成羣強，假有一二機覺才能，收拾黨類，結連外國……終為後患”，台灣可能勾結外國，威脅東南沿海。台灣必須在清政府手中，才能夠成為沿海海運的要道和節點，成為沿海地區的屏藩。

台灣遲遲不統一，“遷延歲月，虛靡浩費”，嚴重消耗了清朝的政治和經濟實力。清政府為了預防鄭氏政權對福建的侵擾，並在經濟上孤立台灣，採取了遷界之策，將東南沿海地區的民人遷入相對靠近內地的地方，在靠近海岸線的地方隔離出了一個沿海而蜿蜒的無人區，且在無人區邊緣建造邊牆，駐紮重兵，以應對威脅。

其實，遷界之策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不管是清政府還是台灣，都因此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老百姓也苦不堪言。在鄭氏政權拒不降清且不時騷擾東南沿海的大背景下，唯有儘快統一台灣，才能結束這種持續損耗，達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即“至是台灣蕩平，民再康矣。台灣滅而天下無事，詔息天下兵”。

清朝如何統一台灣

清政府統一台灣的想法在順治朝時即有，但囿於內外局勢，主要精力放在了統一中原地區，無暇東顧，暫無實力統一台灣。在康熙朝，國力日益強大的大背景下，在鄭氏政權日益退化為分裂割據勢力的前提下，清政府統一台灣不僅必要，且有能力。

鄭經繼承延平郡王之爵後，雖同清政府對立，但康熙統一台灣的策略，並非是純粹的武力統一，而是優先招撫，積極爭取台灣鄭氏政權及其兵民的歸附，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康熙七年，施琅在奏疏中提到：“去歲朝廷遣官前往招撫，未見實意歸誠。”可見，清政府的招撫效果比較有限。不戰而屈人之兵固然是至善之策，但亦應將伐兵和攻城作為萬不得已之策。對於清朝統一台灣而言，這個策略也適用。時人評價清政府統一台灣之舉：“窮兵黷武，固非福世之圖；而縱亂養奸，亦非安邦之策”，即雖然不提倡窮兵黷武，但也絕不能坐視台灣長期分裂，進而擾亂中原內地。

針對台灣偏安政權不接受清政府招撫，施琅曾言：“從來順撫逆剿，大關國體，豈容頑抗而止。”認為若招撫無效，則當以武力相臨。清政府在力行招撫的同時，也在籌備武力統一，以備他日之需。

施琅

康熙時，清政府耗時八年平定三藩叛亂，在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之後，才於康熙二十年完全平定。此後，清政府得以休養生息，即便偶有戰爭，亦無傷元氣，康乾盛世漸有發端，國力日益強盛。

這一時期，清政府的財政狀況開始好轉，有了足夠的精力和財力處理台灣問題，且彼時清廷君臣之間和諧團結，儘管有些臣工在出兵台灣的方式和時機上存在不同看法，但總體來説，清廷上下對於收復台灣的意願是一致的，不願坐視鄭氏政權而不管，而且對收復台灣也有足夠的信心。

反觀台灣政權，則從三藩之亂爆發開始陷入困境。鄭氏政權響應三藩，配合三藩反清，卻在福建同靖南王耿精忠爭搶地盤。此後，鄭氏政權在東南沿海被清軍擊敗，大傷元氣。在清政府的封鎖下，台灣經濟陷入困境，彼時，台灣“谷價沸騰，糧餉匱乏，人心思變”。鄭氏政權參與三藩之亂，在一定程度削弱了自身實力。

康熙二十年，鄭經三藩之亂末期去世，為清政府統一台灣創造了一定的契機。此時台灣內部陷入內鬥，鄭經長子為馮錫範所殺，劉國軒、馮錫範擁立尚未成年的鄭經次子鄭克塽為延平郡王。

康熙得知此情形後，認為收復台灣的時機已趨於成熟。此後，正如康熙所預測，得勢的劉國軒對反對勢力大加鎮壓，造成台灣地區“人人思危，芒刺在背，間有向義內應，奈隔絕汪洋，難以朝呼夕應”。台灣出現內爭之後，不時有人從台灣逃至福建，為清政府統一台灣積累了條件。

此外，台灣地方相對狹小，民户有限，以有限之田賦供應獨立政權，養育數萬之兵，負擔極為沉重，即如清人所言：“蓋就其一隅之產，以供百萬之費，政繁賦重，民心已思變久矣。”

“夫兵，凶事也”，古人亦認為用兵攻殺並非最優之策。因此，即使收復台灣的時機已經成熟，康熙仍秉持剛柔並濟的策略。但由於鄭氏政權拒不歸附，甚至試圖長期維持分裂局勢，故清政府不得不採取武力。在收復澎湖後，清政府重點打擊分裂氣焰，震懾分裂勢力，用兵和招撫並行不廢，最大限度地爭取了台灣各方勢力的投誠，最終實現了此後鄭氏政權的和平歸附。

清政府統一台灣，籌劃已久，但遲遲未能付諸實踐，原因除了彼時清朝的內部和外部形勢外，還有信心和決心問題。“台灣剿撫之説，紛紛數歲未決也”，清廷內部對統一台灣立場不一，而施琅認為，只主撫而不言武亦不可取，一方面全力向康熙建議統一台灣，另一方面主張在招撫無效的情形下武力攻台。

康熙亦持這種觀點，他認為，如果不統一台灣，“則沿海一帶地方，民鮮幹止之樂，兵有徵調之繁”。當時，清廷諸大臣對能否隔海統一台灣議論紛紛、並無自信，只有施琅“攄忱力贊”。在施琅的支持下，康熙堅定了統一台灣的決心。康熙認為施琅不僅能從精神上支持自己，還是領兵收復台灣的最佳人選，正如康熙所説：“朕惟國家有戡亂寧民之略，必有協謀宣力之臣。”

此外，福建總督姚啓聖亦是統一台灣的功臣之一，施琅主要是練兵和領兵打仗，而姚啓聖則是積極做好後勤籌備工作。攻台之前，姚啓聖調兵制器，獎勵士卒，捐造船隻，無所不備。

姚啓聖

康熙二十一年時，清軍“一面整船，一面練兵，兼工製造器械”，積極做好戰備工作。到康熙二十二年，面對遲遲不肯受撫的鄭氏政權，清軍已開始準備正式攻台工作，未雨綢繆，注重後勤籌備和供應對戰事的重要影響，開始積極籌備進剿軍前所需兵餉、米折、應用器械及修理船隻、預備物料。

此後，清朝統一台灣，已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而這個東風，便是海風，“夫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暈眩之患，且居上風上流，勢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全勝”，一旦風信適宜，清朝便可大軍出動。

水師提督施琅深知“攻心為上”的策略，在主張武力統一台灣的同時，還提倡爭取台灣民心，減少清軍統一台灣的障礙，降低雙方的戰爭傷亡。施琅治軍嚴明、名聲在外，在清政府出兵台灣之前，已有不少兵民逃離台灣回到福建，原因便是不少台灣兵民“私相偶語，提督不嗜殺人”。

清政府出兵台灣，戰略目標十分明確，即並不打算直接派兵進攻台灣本島，而是先取澎湖，再以澎湖為突破口，以戰逼統：“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其利在我。”此後，清軍亦按照此策行事，先待風信，此後全力攻取澎湖，同劉國軒帶領的鄭氏軍隊在澎湖鏖戰。最終劉國軒戰敗，清軍佔領澎湖，在戰略和地形上掌握了主動。澎湖破時，台灣人心大震，清軍佔據了地理之利，也猛烈打擊了鄭氏軍隊士氣，起到了攻心之效。

清軍攻克澎湖之後，雖然清軍傷亡亦多，但並未虐待俘虜，而是“恤其被傷兵卒，予以醫藥，載其生還，此其恩威已遍洽於台灣”。此種行為，讓台灣本島兵民意識到，投降並無性命之憂，頑抗則凶多吉少，進一步瓦解了台灣士兵的抵抗慾望，“不敢復萌異志”。

在清政府的招諭下，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鄭氏政權遞交降表文稿，正式向清政府投降。在鄭氏政權投降之後，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施琅率清軍進入台灣，台灣地區農業商業依然如舊，未受驚擾，民眾扶老攜幼歡迎施琅所率部眾。

福建、福州府附近、台灣（1894）

統一台灣後的策略

澎湖之戰後，施琅駐紮澎湖期間，嚴格約束軍隊紀律，清軍紀律嚴明、並不擾民，“王者之師”形象深入人心。

​同時，台灣的鄭氏政權，雖然曾武力抗拒統一，但澎湖之戰後他們能夠順應歷史大勢而歸附清朝，使得雙方避免了更多死傷，所以清政府對他們採取了寬容政策，甚至對於部分投降官員，給予信任而加以重用。此外，清政府統一台灣之後，通過採取輕徭薄賦、穩定台灣人民生產、生活秩序等方式，實現了統一之後台灣地區的穩定和安寧。

在施琅率軍正式進入台灣本島之前，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施琅向台灣兵民發佈了“安撫輸誠示”，提到：“軍紀素嚴，秋毫無犯……本提督言出金石，決不爾負。”施琅進入台灣後，踐行了他的承諾。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施琅在“諭台灣安民生示”中提到，此次清軍入台，所有糧餉皆取自福建等內地，不用台灣百姓供應，只有日常食用的蔬菜需在台灣本地採購，但“照依民價無虧，斷不許借稱官辦應用、一絲一毫侵取民間”。

施琅還禁止台灣百姓為清軍犒軍，“誠恐鄉社保甲沿襲故套，各自派辦勞軍之費，致擾民生”，並申明如有地方官員敢籌辦犒軍，將嚴懲不貸。此外，施琅還規定：“官兵不許佔住民居，弁目不許包贌鄉社……糖蔗民間物業，嚴禁兵丁混折。”確保了軍隊不擾民，與民相安，贏得了民心。

澎湖之戰後，清軍兵不血刃地進入台灣。算上招撫時間，清政府共計耗時兩個月便統一了台灣。這一局面的實現，除採取了正確的軍事和政治策略外，也同鄭氏政權當權者能順應形勢、歸附清朝有關。

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等人沒有選擇在台灣本島負隅頑抗，避免了更多的戰爭和犧牲，如劉國軒“決意傾心，以生死聽命於朝廷，免貽害生靈”。也因此，清政府在統一台灣之後，對鄭氏政權官兵採取了優容的政策。

清政府一方面命鄭氏家族和鄭氏政權的權臣遷徙到北京，使他們安居;另一方面對於鄭氏政權四萬多普通士兵，施琅建議讓他們願入伍或歸農，都各聽其便。

此外，對逃至台灣的明朝朱姓宗室人員，清政府也予以了安置，讓他們在附近各省安插墾荒。此後，清政府授鄭克塽公爵，授劉國軒、馮錫範伯爵，而力主降清的劉國軒“更叨天津總兵之任”，成為一方大員，可見清政府對他們的信任和寬容。

清代台灣及澎湖列島全圖

戰後善後之策，重在安民和休養生息。早在清軍攻克澎湖之時，施琅便出告示，規定澎湖地區百姓“蠲三年徭税、差役”，以恢復澎湖經濟。施琅率領的清軍入台之後，“其各鄉社百姓以及土番，壼漿迎師，接踵而至”，之後，施琅賜給他們衣帽、布匹等物，台灣漢人和少數民族“鹹皆欣歡踴躍”。

此後，施琅規定：“樵蘇採捕，載運米穀蔬菜，出入港澳，均聽民便。”確保了台灣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此外，清政府還免除了台灣地區的正賦和雜餉，有助於戰後民生的改善。

統一台灣之後，清政府在台灣設府、設縣，並設一萬綠營兵駐防颱灣本島和澎湖，標誌着清政府在台灣行政和軍事管理的體制化。在清政府的治理下，台灣地區經濟繼續發展、民生繼續改善，即如乾隆、嘉慶時人所評價：“台灣雄峙東海，橫亙千餘里，土田膏腴，家多殷實。”可見彼時台灣地區已為清朝的富庶之區。到光緒朝日本侵佔台灣之前，“台灣銀米尚不缺。且多富户豪民”。

清朝統一台灣既是出於歷史原因，也是源於現實需要，避免了台灣被進一步割據化，也換來了清代中國東南地區的安全穩定。同時，清前期國力強大、君臣團結以及台灣地區的內耗為統一台灣創造了條件和契機。清政府在統一台灣時，恩威並施、剿撫並用，善用人才，積極爭取台灣民心，使得以較小代價實現了對台灣的快速統一。

此外，清政府還十分重視統一台灣之後的善後工作，實現了駐軍同台灣民眾的和諧相處，妥善安置了台灣鄭氏政權的投降勢力，促進了台灣地區生產、生活秩序的較快恢復，為此後台灣地區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