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關於“海瑞罷官”的兩個幻想_風聞

姚文元批判吳晗新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被後世之人聲稱為wcjjwhdgm（簡稱wg）的導火索。後世輿論也將火力集中在對吳晗同志的迫害，從而將wg狠狠地貼上永世難以摘掉的“極左”標籤。為什麼一篇文藝評論文章會引起這麼大的歷史反響？其實正常人都知道，導火索不是歷史事件的重點，關鍵是後面一堆黑火藥——事件背後的社會力量對抗和衝突。沒有爆炸材料再多的導火索又有何用？這堆黑火藥就是目前為止所有朝廷/政府都面臨的“官僚主義”問題。歷朝歷代的官員們慣於欺上瞞下、媚上欺下，海瑞作為封建王朝時期的一名敢於揭發高官，向嘉靖皇帝直言的寥如晨星的清官，走進“借古喻今”的情節中是自然而然的。毛教員希望在黨內培育民主氣氛、敢於直言的精神。他早在1959年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就宣傳學習海瑞精神，要“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同時，將他前年提倡的“五不怕”精神【教員提倡幹部們要敢於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和海瑞的直言敢諫聯繫在一起。

“借古喻今”終有其侷限性，尤其是對一個追求建立空前政治秩序的新政權來説。海瑞作為封建王朝的官員，即使為人再剛正不阿，在其體系下作為底層的老百姓也難以在其中受惠。士紳作為一個龐大的享有各種特權的階層，擁有着強大的社會基層支配能力，形成了“皇權不下縣”的現象。他們是官之在民者，更是庶人之在官者，即他們代表着皇權治理基層，又代表着基層參與政治活動。在這樣的權力分配體系中，為這些士紳服務已經算是為民請命的清官。至於更為龐大的老百姓，只有被代表的被治理的份。這是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現的基礎，他批判海瑞被吳晗過分改編美化了，真實的海瑞根本不配成為“社會主義時代中國人民及其幹部學習的榜樣”。如果這件事僅僅是大家實事求是的一次文藝評論交流，一次昇華認識歷史人物的交鋒，也許會成為文人作家交流的美談。但是，在不斷進行“四清”“五反”之後，依舊存在官僚主義作風，出現“大躍進”現象，在人民民主和官僚主義的兩股力量對決下，事情朝着更為複雜的方向發展。歷史已然發生，喟嘆也好，反思也罷，今人自有其新環境下產生的新思想。今天只是藉着“海瑞罷官”的事件談談其中藴含的兩個幻想，我們只有戳破粉色的泡泡，才能接觸現實，靠近真理。

第一個幻想：“當官要為民作主”

為民請命也好，為民做主也罷，向來是美好的褒義詞。這也是今人對歷代文人“治國平天下”情懷的一個美好側寫。20世紀人們暢想的《英雄大八義》（又名《大宋八義》）中出現的“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一語，算是這種側寫的簡單直白理解。但是，歷史上的事情還是放在歷史中去理解和解讀更好。在中國古代有這樣一羣特殊的羣體“士族”，它最早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一些本屬王官或本屬貴族的文化人階層下降帶來知識思想的下移，一些受教育的平民因擁有文化權力而上升，兩者共同形成了“士”這一特殊的文化思想承擔者階層。思想話語承擔者的身份使他們在之後的歷史中有着特殊歷史地位，有着“千年世家，百年王朝”的説法。隨着唐宋時期科舉制度的出現與發展，家族/宗族取代世家成為更為普遍存在的權力單位，到了明清時期，更是形成了控制基層話語權的士紳集團。兩千年中歷朝歷代的官僚大部分通過察舉制或科舉制取自這些世家和宗族，官僚的出身和政治權力結構決定了當官為民作主的想象是現代人一廂情願的理解罷了。與其説當官為民作主，不如用古人的邏輯去表達——“代天子牧民”。天子自稱受命於天，代天牧民，然後天子將其權力分配給官僚集團，官僚代天子牧民治理地方。這一套自上而下的管理體系決定了官僚集團首要負責對象是上而非下，他們的立身根基是其所在階層，無法形成政治力量的勞苦大眾自然是不需要考量的邊緣存在。

這樣出身的官僚集團即使是有着為民請命的宏願，也必然是無法背叛其階層利益而為底層人請命的，不然其將面臨的不是來自某一部分同僚的敵對，而是整個系統的壓力。我們來看看歷史上有名的名臣清官的事蹟，這些驚豔絕倫的人物在歷史上留下的經驗教訓。

通過對歷史上有名的改革舉措查看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改革皆因觸怒既得利益集團而失敗。本文篩選了以上四個著名改革家的改革變法進行分析。每個朝代進入中期之後內部均會出現官僚系統冗沉，吏治不清；土地兼併嚴重，國家財政收入鋭減等現象。這些臨危受命的能臣寄希望通過體系內改革可以改變這一不斷惡化的趨勢，然而其改革舉措觸動了其他當權官僚、大地主階級的利益，從而面對來自既得利益者的瘋狂攻擊而慘淡收場。即使這些改革家首要希望助天子強國方採取觸動同僚利益的舉措，但是也從根本上證明了一個道理：作為大多數的底層人與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保障他們的利益才能有國家的長治久安，兩者共同的敵人是官僚主義。這也是自唐朝李世民起致力於打破世家長期通過察舉制控制官員選舉的局面，推廣發展科舉制的原因；這也是明朝朱元璋竭盡全力防止官員腐敗，設置各種新制度保障底層百姓利益的動力。這也將是未來國家治理繞不開的課題。

即使商鞅不免身亡的下場，但是商鞅變法的成功依舊顯得鶴立雞羣，然而其成功有着不同於其他改革者的情況。一方面，秦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比宋明中期更為強大，這使得秦君有着強烈的改革意願；另一方面，相比較於宋明改革家在既有階層體系內重新分配利益，秦國變法背景中在奴隸主貴族階層之外，出現了有意願追求實現政治權利的地主階層，後者是商鞅變法的堅定支持者。

在古代朝代初定後，強者愈強，貧富差距懸殊，形成大量分利集團。這點即使是進入號稱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亦不能避免。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在其著作《國家的興衰》論述了強大利益集團為維護既得利益會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和反科技進步的政策，增加國家負擔，導致經濟下行的規律。可謂是對此現象較為清晰透徹的分析。作為個人，改革家們即使文武兼備、智謀過人，要在繼承的穩定體系中調整利益分配格局，也要面臨來自體系中當權者的抗拒和反擊。那些更為普通的文人清士即使是有着為民請命的心，也難以伸展其抱負，如果這個民是指底層無法形成政治力量的勞苦大眾。

第二個幻想：“當官的為民作主”

寄希望於個人的力量實現偉大政治抱負的結局要麼是悲劇，要麼是鬧劇。同時，底層的民眾將自我利益的實現和保障寄希望於出現一位清官則無疑是可悲而絕望的。這也是他們現實地喟嘆“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無奈。幾千年來，他們就是草根一族，如野草一般艱難而堅挺地生存着。他們也只有在改朝換代的浪潮中，才被正視一時，才有價值收買一二。因為在這個短暫的轉換時期，他們不再是單獨的個人力量，而是可被利用的羣體力量。這也警示後人，草根一族欲保障其長期的政治權力，必須作為一支團結的力量積極參與到政治體系中，不要幻想當官的自發地為民請命。

對於胸懷天下的有理想的人來説，共同建設人民民主體系，引入底層人民共同治理才是長期繁榮、長久良治機制，不要寄希望於個人英雄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