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翻一篇澳洲學者對澳軍屠殺平民事件的評論_風聞

本評論於2020年11月19日發表在《悉尼先驅晨報》上，作者Carrie McDougall是墨爾本法學院的高級講師。她曾為澳大利亞政府在敍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動提供諮詢。加粗部分為個人認為很有意思的地方。

我們正視我們的戰爭罪行，不像我們最親密的盟友那樣

澳大利亞國防軍助理監察長髮現了可靠的信息，即至少有39名根據戰爭法享有保護的阿富汗人被澳大利亞士兵非法殺害，另有兩名阿富汗人受到虐待，在23起不同的事件中，涉及特別行動工作組的25名成員。

雖然任何個人的刑事責任仍有待確定，但週四公開發布的阿富汗調查報告的刪節版清楚地表明，所發生的事件能夠構成令人深感震驚的戰爭罪。

報告中的143條建議橫跨了36個事項的刑事調查需求，涉及19個人。在選擇這些人時，考慮到了誰應負最大責任、指控的嚴重性、是否存在因向監察長披露而獲得的豁免權，以及是否存在收集證據以便提出指控的現實前景。

這些建議還涉及一系列旨在確保戰爭罪不再發生的措施。要實施這些更廣泛的建議，需要澳大利亞國防軍內部進行重大變革。眾所周知，文化變革是很難實現的，特別是在充滿傳統的大型組織中。雖然如此，但至少有四個理由可以相信，必要的改變將會發生。

首先，該報告顯然不是粉飾工作：它毫不留情的發現和毫不猶豫的建議。雖然這主要歸功於領導調查的保羅-布雷頓法官，但也很好地反映了委託調查的國防部。

第二，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隨着將有關本-羅伯茨-史密斯和 “士兵C “的指控移交給澳大利亞聯邦警察而啓動的刑事司法程序(與佈雷雷頓的最後報告分開)，以及現在將在特別調查員辦公室的領導下擴大的刑事司法程序，將是獨立和公正的。

雖然總檢察長克里斯蒂安-波特必須同意對任何戰爭罪的起訴，但人們普遍認為，拒絕同意的做法只適用於依賴普遍管轄權的案件，因為這些案件與澳大利亞沒有真正的關係，而且起訴可能對澳大利亞的國際關係造成嚴重損害。

在目前的情況下，總檢察長阻止伸張正義是不合理的。假設能夠收集到可接受的證據，在沒有合理懷疑的情況下確定有罪，一次或多次刑事起訴將對今後的不法行為起到有力的威懾作用。

第三，國防軍總司令已經宣佈，他已經接受了報告的所有調查結果，報告中的建議將得到全面落實。已經成立了一個小組來監測這項工作，並授權該小組報告任何需要採取的額外行動。這些措施合在一起，表明承認存在系統性的組織失誤，間接導致了錯失行為，而且這種失誤需要得到解決。他們認識到，獨立評估最能提高民主同盟的公信力。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澳洲國防軍和政府對糾正這一錯誤有既得利益。遵守戰爭法則是軍人榮譽和維持士氣的核心，也是任務成功的關鍵。它也是任務成功的關鍵。除非澳大利亞國防軍遵守戰爭法，否則它就有可能失去當地人對阿富汗等地反叛亂和建設和平任務的支持--而澳大利亞國防軍很清楚，沒有這種支持，這種行動就無法成功。

此外，澳大利亞國際軍事行動的目標往往包括幫助制止大規模暴行、保護平民和重建脆弱的國家。當那些負責幫助恢復法治的人違反規則時，就會威脅到這些行動的合法性，從而可能產生重大的政治影響。

**我們可以推測，如果沒有媒體的關注，反應是否會如此有力。我們還可以質疑，這種非常公開和全面的反應是否部分是出於確保國際刑事法院不能對澳大利亞人行使管轄權的願望。**然而，無論動機如何混雜，對報告的實質回應都是值得讚揚的。

那些仍然持懷疑態度的人最好考慮一下，此時此刻，我們最親密的軍事盟友正在從各自的問責承諾中撤退。

英國政府正在倡導《海外行動（軍人和退伍軍人）法案》，該法案將大大增加起訴英國武裝部隊成員的難度。

在美國，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已經發布了一系列對被指控或被定罪的嚴重違反戰爭法的武裝部隊成員的赦免令。他還發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針對國際刑事法院授權對阿富汗局勢進行的調查，頒佈了包括制裁在內的報復性措施，調查範圍包括據稱由美國國民犯下的罪行。

**這些例子表明，不能把對問責制的承諾視為理所當然。人們可以批評澳大利亞的應對措施姍姍來遲，而且長期處於保密狀態。**但是，如果只關注這些問題，就會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國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已經非常公開地承諾追究責任，而這種承諾是很難逃避的。

因此，我們應該歡迎監察長的報告以及澳大利亞國防軍和政府對報告的回應，並相信我們正在採取全面的措施，以確保我們引以為豪的軍事記錄上的這一污點不再重演。

【機翻不免疏漏，原文在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we-re-facing-up-to-our-war-crimes-blight-unlike-our-closest-allies-20201119-p56g6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