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孫皓暉《前三千年文明歷史之反芻》_風聞

今年，中信出版社再次出版了孫皓暉的《中國原生文明啓示錄》，並稱為“史論著作”。最近觀察者網也刊登了這篇文章的結論部分。

之前寫了點感想，本來想留言，後來一轉念給微信號“底線思維”發了。貼回到孫皓暉文章下面，發現超過了留言字符數限制，只能貼成三段，就乾脆在風聞裏完整地發一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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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皓暉過於極端了。

他在《中國原生文明啓示錄》的結論裏，把秦説成是“最輝煌的頂端”，“歷史的上升趨勢突然中止了”。

理由是什麼呢？

“文明大創造的上升階段從此消失，我們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地平線式的湧動發展。從西漢開始的兩千餘年中，我們這個民族再也沒有出現過思想大爆炸時代，再也沒有出現過國家文明形態的跨越式發展。”

但他忽略了，文明形態與思想的發展，脱離不了生產力的變化。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到鐵器時代的變化，才是前三千年文明變遷的支撐。

孫本質上就是要苛求漢唐明產生生產力的大飛躍，否則就不輝煌，就沒有上升。但這完全脱離實際可能，根本不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後面又總結了前三千年文明發展裏五條所謂的中國“文明生存發展的最基本經驗”。

第一條是以自覺的求變精神不斷推動當時社會的發展。

文明生存要求變不假，但自覺這兩個字不知道有什麼佐證。變與不變，到底是形勢所迫，還是自覺，很多情況下並不容易分清。

孫舉的例子是治水。但這種要命的事情，難道不是先前的治水之法變得無效，迫於無奈，不得不進行的求變？難道不是形勢所迫的因素更大些？

求變最關鍵的是符合實際，被迫還是自覺並不重要。過於強調“自覺求變”，大概王莽要直呼內行了。

孫後面當然還是提到了“立足於實踐的求變精神”，但在這一條經驗的核心句裏，還是放不下並無可靠佐證的“自覺”兩字，卻沒有加入實踐兩字。

第二是“面對外部欺凌侵略，堅持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原則”。

孫看上去舉了很多例子，其實忽略了關鍵的問題。中國又不是充話費送的，早就把容易打的、容易擴張的地方都打完了，剩下的是隻能“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地方。

這個所謂的“原則”，本質上是現實條件約束。

不能用現代村村通的地理認知去理解古代軍事，想想單單“改土歸流”就花了多少年、花了多少力氣吧。

周邊很多地區，古代根本沒有能力實現有效的“擴張”。

這麼一條類似不要躺在岩漿裏睡覺的“原則”，有多少提出的必要呢？

第三是“在文明衝突中自覺保持強大的消解融合精神”。

孫似乎特別喜歡“自覺”兩個字，但消解融合同樣靠的是客觀條件，自覺不自覺不是最重要的。

孫還説：“華夏文明所以能從中國腹地開始，一步步如同滾雪球般不斷融合周邊族羣而壯大，其間，極為重要的原因，絕不是戰爭的結果，而是華夏文明的包容力與親和力。”

這裏，孫先生再次暴露出對客觀條件的忽視，也缺乏對實質融合過程的基本認識。

首先，決定性的戰爭是必需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改土歸流，搭配“苗亂”思考，效果更佳。

其次，戰爭之後的融合，很重要的是看同質性與體量優勢。

為什麼中國腹地向外的擴張比較順利？同質性。大家都是平原農耕文明，軍事容易推進，文明容易融合。

平原農耕文明往山地擴展，不僅軍事投送力量不足，文明異質性也更大點。

至於要去同化遊牧文明，難得很，再怎麼“自覺”都不好使，漢唐只能開疆，沒有解決“融合”，大秦更是白瞎。最後還是靠兼具農耕、遊牧特質的清代，才真正融合了周邊的遊牧民族。

體量也很重要。有人喜歡拿羅馬和中國比，但地理決定了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把地中海填上，也許歷史會走到一個能夠比一比的方向。

不過，歷史沒有如果，事實上就是羅馬的農耕文明體量，遠遠比不上中國，融合的力量自然也沒有比較的空間了。

最後，當然是文明的先進與發達程度的差異。融合方的所謂“自覺”態度，只是文明先進性中的一部分。被融合的族羣，面對客觀的實力差距與先進性差距，“自覺”融入不也很重要嗎？

孫總結的第四條基本經驗是“強烈自覺的統一精神，霸氣充盈的反分裂實踐”。這個“自覺”更是莫名其妙，前三千年到秦才剛剛完成了真正的統一，如何斷言就“自覺”了？

後面一直是分分合合，也沒看有多“自覺”。統一中國的那些人是“自覺”統一，搞割據的人是不是在“自覺”分裂？

孫認為統一能強盛，分裂易貧弱，這固然沒錯。但他是不是情不自禁在拿後世舉例子，忘記自己在講“前三千年”了？

而且分裂未必絕對不好，歐洲火器迅猛發展，就得益於分立國家間的激烈衝突。孫先生在之前大讚的中國古典軍事思想，也得益於春秋戰國的頻繁戰爭。

從這裏可以看出，孫先生的歷史觀缺乏辯證思維，還不如提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古人。

孫總結的第五條基本經驗是“以發掘培養傑出人才羣為國家發展的生命線”。孫先生大讚春秋、戰國、秦帝國三大時代，所以能成為中國文明的黃金時代，最根本原因便是士人階層放射的歷史光焰。

“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士人階層，有一個最基本的歷史特徵：他們，以豐富的社會實踐為學問根基，既有參與社會政治實踐的實際操作能力，也有基於社會實踐所產生的改造社會的種種主張。這一基本特徵，使他們與秦帝國之後不斷趨於書生狀態的士大夫階層有着巨大的差別。”

孫的歷史認識似乎有點過於陳舊，停留在過去一味痛批科舉的水平。

科舉取士難道就等於“書生治國”，中國這麼大，士大夫都“不斷趨於書生狀態”，真能治得好？當然，按照孫先生的標準，説你不好就是不好，統統不如大秦，邏輯可自洽呢。

如果士人階層真的這麼厲害，士大夫階層真的這麼腐朽，孫先生定義下的“士人階層”怎麼就被“士大夫階層”取代了呢？

不知道孫先生會不會怪到“獨尊儒術”上，那就又變成片面誇大一兩個人物的歷史作用了。

孫先生有沒有想過，他所謂的士人階層，能夠在春秋、戰國“放射歷史光焰”，本質上正是因為他才痛批過的分裂局面？

他有沒有想過，那些士人階層如果在大一統的環境下，因應時代需要，可能也會表現得如士大夫階層一般？

綜上所述，孫皓暉的這篇結論荒腔走板。

究其原因，就是作為“秦吹”，為吹而吹，背離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當然，他本身只是一個愛好歷史的小説家，但既然想要寫“史論著作”，還是要有點正確的歷史觀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