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君：賀龍與“大躍進”後的航空工業_風聞

賀龍與“大躍進”後的航空工業

2015-05-04 03:33:34 百年潮 2015年3期

徐秉君

新中國航空工業在初建階段，經歷了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尤其是在“大躍進”和“反右傾”等“左”傾思想的影響下，航空業為了儘快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先是採取以“躍進的速度”快速自行研製新型戰機，繼而又快速試製和盲目生產引進新型戰機。但是，由於新中國的工業基礎還很薄弱，當時技術、材料和裝備等難以滿足生產最尖端的先進戰機的要求，“大躍進”的指導思想又導致違背科學而盲目急進，再加上為了趕速度而大量削減了試製必需的工藝裝備，最後導致大量新生產的飛機因存在嚴重的質量問題而不能如期出廠交付空軍。

面對這一嚴峻形勢，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工委主任的賀龍頂住政治壓力，曾多次在軍委會議上和國防工作會議上，力主糾正國防工業生產中出現的嚴重質量問題和急躁冒進問題，並先後兩次親臨瀋陽112廠視察，提出以整頓領導作風和整頓質量為中心的企業整風運動，對航空企業進行全面整頓。同時要求對過去的質量問題要下決心“一刀兩斷”，使新試製的飛機全部實現優質過關，從而使航空工業的發展又轉入正確的發展軌道。

“快速試製”導致嚴重質量問題

進入20世紀中葉，西方發達國家爭相研製噴氣式超音速戰鬥機。在面臨西方反動勢力包圍的複雜國際背景下，新中國的空軍更迫切希望擁有自己的超音速殲擊機。這時，在全國上下已經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而在這種“轟轟烈烈”的政治背景下，新興的航空工業自然不甘落後。

為了滿足空軍的急需，國家航空工業有關院所和飛機工廠採取兩條腿走路的辦法，在自行研製的同時，也在快速仿製蘇聯提供給中國的米格系列殲擊機，以儘快縮小中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1957年9月，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率中國工業代表團赴蘇進行友好訪問，空軍有關部門及國家航空工業局副局長徐昌裕、112廠設計室主任徐舜壽等人也隨團前往蘇聯，進行購買MNΓ-19C、MNΓ-19Π、MNΓ-19ΠΜ飛機技術的談判。經過艱苦談判，最後選定引進MNΓ-19Π型殲擊機。並於10月15日，與蘇聯簽訂了購買供仿製用的MNΓ-19Π型殲擊機的全套技術資料和樣品的協議。

MNΓ-19Π型飛機系超音速全天候噴氣式殲擊機，引進後命名為“東風-103”號機，後稱殲-6甲殲擊機。這是中國仿製的第一種超音速噴氣殲擊機。

試製工作於1958年3月正式開始。由於新中國的工業基礎還很薄弱，噴氣式超音速殲擊機又是尖端的高科技產品，加之受“大躍進”的影響，所以仿製工作一開始就一波三折。如“東風-103”號機的試製進度，原計劃定於1959年10月1日試製成功。但在“大躍進”形勢的推動下，試製計劃一再提前。先是提前到同年5月1日，後來又根據第一機械工業部黨組以“躍進的速度”試製的決定，要求再提前到1958年底前試製成功。

為了縮短試製週期，達到“快速試製”的目的，在“東風-103”號機的試製過程中，大量削減了試製必需的工藝裝備。更為嚴重的是，在該型飛機尚未試製成功的情況下，便以“大躍進”的速度提前投入批量生產。這就為以後的產品質量埋下嚴重隱患。

1958年12月17日，中國製造的第一架全天候超音速殲擊機——“東風-103”由首席試飛員王幽淮首飛成功。這種飛機自投產到首飛僅用了139天。它的首飛成功，標誌着中國製造的殲擊機跨入了超音速時代的先進行列。

但是，由於沒有經過嚴格的試飛試驗就開始盲目成批生產，致使“東風-103”號機裝備部隊後不久就因頻繁出現嚴重質量問題，被迫停飛返修。造成了“一年生產、三年返修”的嚴重後果。

然而，在“大躍進”急躁冒進的大背景下，返修飛機的質量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在這種情況下，空軍又提出急需大批量的MNΓ-19C白天型殲擊機。於是，112廠根據空軍和航空工業局的決定，又在“東風-103”號機的基礎上，改型設計成“東風-102”號機，並於1958年12月底完成了“東風-102” 號機的設計工作。1959年2月，國家鑑定委員會審查並批准生產。1959年9月，“東風-102”號機作為向國慶10週年獻禮的成果，由試飛員吳克明首飛成功。

這期間，全黨“反右傾”不斷升級，在這種形勢下，“東風-103”號機未經生產定型，“東風-102”號機既未經設計定型也未經生產定型，就倉促投入批量生產，最終導致首批生產出來的兩個機種100多架飛機，因存在嚴重質量問題而不能正常出廠裝備空軍部隊。

賀龍元帥震怒發火

“大躍進”和“反右傾”等“左”傾思想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不顧條件推行“快速試製”，嚴重影響空軍戰鬥力水平的提升。

“東風-103”和“東風-102”兩個機種出現的質量問題，引起了軍委的高度重視。1960年5月10日召開軍委常委會，力圖對國防工業生產中出現的嚴重質量問題和急躁冒進的做法採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和糾正。這次《軍委常委會議紀要》指出：“目前國防工業生產中存在的質量不好的缺點是嚴重的，需要立即採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決。一切國防工業生產中，應明確提出‘質量第一，在確保質量的基礎上提高數量的口號，堅決反對單純追求數量、只計算產值不顧質量的錯誤觀點。”

隨後，按級傳達了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賀龍和一機部部長趙爾陸等領導同志關於整頓產品質量的重要指示。各飛機工廠便立即開始進行生產秩序、規章制度、產品質量等一系列整頓，並着手開展優質生產。

1960年9月13日，在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國防工業電話會議上，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賀龍，針對軍工產品存在嚴重質量的問題，對一些國防工廠提出嚴厲批評，他在講話中指出：“對待產品質量的態度是個黨性問題。把質量低劣的武器交付部隊使用是犯罪行為，這樣做不但不能消滅敵人，反而幫助敵人，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當前，軍工產品的質量問題主要是由於領導上的錯誤造成的，因此，領導幹部在質量整頓中要‘引火燒身。”

在這次會議上，一機部部長趙爾陸承擔了領導責任，並就產品質量問題做了深刻檢查。他認為，這一階段產品質量不好，是由於技術、材料、生產製度、工藝紀律以及領導上的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9月，根據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決定，原第一機械工業部分為第一機械工業部和第三機械工業部兩個部，112廠則隸屬於三機部第四管理總局。

1960年11月20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工委主任賀龍、總參謀長羅瑞卿、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領導同志，在三機部部長張連奎和瀋陽市委書記焦若愚等領導同志陪同下，前來112廠視察。當賀龍親眼看到在廠區停放着大量新飛機，由於存在嚴重的質量問題而不能出廠，並得知三年來工廠沒有向空軍部隊交付一架合格飛機的實情時，十分氣憤，當場對工廠領導提出嚴厲批評。

第二天，一位保衞幹事乘一輛吉普車專門來接徐昌裕局長前去瀋陽北陵休養所，向住在那裏的賀龍彙報飛機生產情況。一上車，保衞幹事就提醒他説：“徐局長，你得小心，今天賀老總大發脾氣叫你也去，你思想上也要有挨批的準備啊！”

徐昌裕嘆了口氣説：“好吧，那就去吧。醜媳婦總得要見公婆的，就是想躲也躲不過呀！”

大約10多分鐘，吉普車就開到了北陵休養所。這時，劉亞樓正在和賀龍談論這批飛機的質量問題。他見徐昌裕進門，就向賀龍介紹説：“就是這個徐昌裕，還是空軍出來的，忘本，沒有把飛機搞好。”

賀龍抬起頭來打量一下徐昌裕，皺了一下眉問道：“你是從哪裏來的？”

“我是老航校的，是從老航校調到航空工業局的。”徐昌裕有些忐忑地回答。

“在老航校以前在哪裏？”賀龍又接着問道。

“在這以前是在延安。”

“那你還是老資格呢！好吧，那你就抓緊時間談一談情況吧！”賀龍一聽徐昌裕是從延安走來的，態度便緩和下來。他沒有再發火，只是在聽取彙報時，不時地提問一些細節性問題。

在隨後召開的三級幹部會上，賀龍嚴肅地説：“中央關於軍工產品質量第一，在確保產品質量基礎上求數量的方針為什麼沒有認真貫徹？全國人民不吃肉、不吃油、不吃蘋果，勒緊褲帶換來點外匯，進口點材料，都給你們糟蹋了。你們能忍心，能過意得去嗎？！”

當他聽完112廠黨委副書記兼代廠長王其恭有關質量情況的彙報後，不滿意地説：“你們搞質量像切藕一樣，藕斷絲連，不是像切蘿蔔，要一刀兩斷。現在工廠要馬上停產，開展質量整風運動。”接着，他又指出：“要原原本本按蘇聯圖紙從頭開始，重新試製，不要修修補補，搞改良主義，要下決心一刀兩斷。”在談到提高產品質量時，他又強調指出：“一件超差品也不能裝，要一絲不苟，精益求精，要擬出重新試製方案。”

面對嚴峻的現實，112廠痛定思痛，根據賀龍的指示和要求，全面展開了以整頓領導作風和整頓質量為中心的企業整風運動，並下決心與過去的質量問題 “一刀兩斷”，從而使整個試製工作出現了新的轉機。

“一刀兩斷”，實現優質過關

根據賀龍關於對國防企業進行整頓的指示和要求以及國防工業委員會下發的《關於在國防企業中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精神，三機部第四管理局於1960年12月15日頒發了《航空工廠貫徹“一刀兩斷”，生產優質產品的具體安排（草案）》，草案明確要求：“各廠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扭轉當前的嚴重局面，用生產出沒有一件超差品的飛機、發動機和配套產品的實際行動，補救三年未出優質飛機給黨和人民所造成的嚴重損失。”

各航空工廠按國防工委的指示和三機部草案的要求，立即停產開展以整頓領導思想作風和整頓質量為中心的整風運動。重點是整頓領導幹部、整頓產品質量、整頓基層、整頓隊伍、整頓紀律。112廠更是這次企業整風的重中之重。在停產整風中，廠領導首先“引火燒身”，進行深刻的自我檢查，緊接着讓全廠職工圍繞提高生產質量開展鳴放，然後採取措施下大力組織整改。

1961年1月27日，中央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黨組正式決定，由112廠重新試製MNΓ-19C型殲擊機，亦稱59式丙，後改稱殲-6型殲擊機。

在殲-6飛機的試製階段，航空工廠接受了試製“東風-103”號機和“東風-102”號機兩機的教訓，嚴格制度，嚴格管理，嚴格按工藝方案組織實施，重點把好“五關”，即標準樣件全機對合關、技術關鍵關、技術協調關、靜力試驗關、試飛關。為確保優質試製殲-6飛機的質量，112廠廠長陸綱正式頒佈了《十項開工標準》的命令。並規定，為了確保產品質量，凡是未達到《十項開工標準》的單位，絕不允許開工生產，對新生產的每一架飛機都必須進行優質過關。《十項開工標準》的貫徹實施，為重新試製MNΓ-19C型殲擊機並保證優質過關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1963年9月23日，優質試製的0001號殲-6型殲擊機首飛成功，首席試飛員仍然是吳克明。緊接着又進行了歷時70天的定型試飛。12月1日，完成全部試飛科目。經過各種條件下的試飛考驗，飛機的各項技術性能指標均達到了設計標準。

12月5日，中央軍委、三機部在112廠舉行了殲-6型飛機定型簽字儀式，並召開了慶功大會。航空軍工產品定型委員會主任曹裏懷等人在《殲-6飛機試製定型鑑定》文件上簽字。航定委認為：112廠經過兩次試製鍛鍊，基本上掌握了殲-6飛機的製造技術，這次試製的飛機是成功的，已達到優質水平，同意試製定型並投入成批生產。為此，中央軍委於12月11日特發來賀信表示祝賀，賀信指出：

優質殲-6飛機試製成功，並經國務院軍工產品定型委員會批准定型，這是加強我國國防力量的一件喜事，是我國航空工業開始全面好轉的一個標誌，特向你們表示熱烈的祝賀！

優質殲-6飛機定型，經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由於航空工業全體職工的辛勤努力，認真接受經驗教訓，終於克服困難，用自己的雙手，造出了優質飛機，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為了進一步加強我國的國防力量，捍衞社會主義建設，我們航空工業還要準備擔負更艱鉅的任務。有了若干成績以後，千萬不能驕傲自滿。而且已經獲得的成績，只能説是初步的，在攀登航空工業高峯的過程中，只能算是爬上了一個階梯，因而更不能就此滿足。希望你們再接再厲，戒驕戒躁，發揚成績，克服缺點，樹雄心，立大志，為成批生產優質殲-6飛機，為有更多、更好的新機種上天而繼續努力。

至此，殲-6飛機優質過關。自1961年1月開始生產準備到試製定型，殲-6飛機的仿製週期共1069天。第一架殲-6飛機於1963年末交付部隊使用。

在確保航空產品質量的前提下，殲-6飛機轉入了大批量生產。1964年7月7日，在國家計委、經委、全國科協舉辦的“全國工業新產品展覽會”上，殲-6飛機獲得全國工業新產品一等獎。

1965年7月26日，賀龍再次來到瀋陽飛機製造廠視察，當他看到煥然一新的新裝備時，十分高興地説：“你們工廠面貌完全改變了，形勢很好，和1960年大不一樣了。”

殲-6飛機是迄今為止中國生產量最大的一種殲擊機，同時也是中國科研人員在蘇聯撤走專家以後，獨立進行生產準備、試驗研究和改型設計的第一種系列作戰飛機。這一機種在20世紀60至80年代一度成為中國空軍的主力戰鬥機。

殲-6飛機列裝後，針對部隊作戰和訓練需求，有關廠所又對殲-6飛機進行了多次改進和改型，形成了殲-6殲擊機系列，生產了各型殲-6戰機共5205架，其中780架出口到十幾個國家，並在一些國家建立戰功，受到所在國空軍的歡迎。

在初期試製和後續的改型研製過程中，儘管殲-6飛機出現過嚴重質量問題，並遇到許多技術難題和極大的試飛風險，但這一時期的試飛員發揚戰爭年代的勇敢戰鬥精神，敢打敢拼，闖過一道道難關，試飛出中國至今數量最多的一種殲擊機，而且在試飛5000餘架多型飛機的過程中，從未摔過飛機和發生重大飛行事故，創造了航空史上的試飛奇蹟。

殲-6飛機優質試製成功，標誌着中國已進入獨立自主仿製超音速殲擊機的新階段。從此，中國航空工業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自行研製開發的道路，中國一舉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能夠生產超音速作戰飛機的國家之一。

殲-6飛機裝備部隊後，在國土防空作戰中戰績輝煌。殲-6飛機與美國、蘇聯、法國同代同期的戰鬥機相比，它的空戰戰績最為輝煌。它曾經擊落過美軍和國民黨空軍的F-104C、RF-101、RF-104G、F-105、RA-3D、A-6A、A-3B、F-4C等戰鬥機、偵察機及高空無人偵察機23架，其中包括在當時堪稱最先進的美製作戰飛機和高空偵察機，而中方無一損失，創造了該型戰機空戰無戰損的紀錄。（編輯 潘 鵬）

（作者是空軍某部原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