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主牢籠：光緒帝的戊戌悲劇（上）_風聞

　　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繫小編微信號zggjls01，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全文共3754字 | 閲讀需7分鐘

　　很不幸，執燈者，是光緒帝。在一個錯誤的時代，一個弱勢的君主，擔起了他註定要失敗的重任。

　　1898年，為戊戌年。清帝國27歲的年輕君主愛新覺羅·載湉，試圖從慈禧太后設置的守舊派大臣重重包圍之中掙脱出去，維新變法，一展宏圖。

　　短短三個多月的時間內，皇帝下達了兩百多道上諭，以每天1.7道的速度頒佈，其內容囊括了人才的舉薦、學校開設、工農學商、財税機制等方面。這場由年輕君主推動、新進維新派官員籌劃的改革，在短時間內迅速展開。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以雷霆之勢，叫停了這場為時百天的改革，再次“訓政”，是為戊戌政變。

　　慈禧太后

　　“政變”一詞，是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和各國駐華新聞機構共同命名的。梁啓超撰寫了**《戊戌政變記》**一書，為光緒皇帝、維新黨人申冤。政變，往往是陰謀配合軍事鬥爭的行動，比如中國歷史上的唐太宗玄武門之變、趙匡胤黃袍加身、明英宗奪門復辟，這類事件屬於政變。就光緒帝與慈禧的權力關係而言，光緒帝凡有大事要決斷，都要稟明太后才可實行。甚至維新派自己也很清楚，光緒帝處在無權狀態。就激烈程度與權力更替而言，這一事件，達不到傳統意義上政變當量級別。

　　維新派的鉅子康有為流亡海外後，聲言他有光緒帝的衣帶詔，並四處展示這份詔書。衣帶詔稱光緒帝在危難之中，請求維新派想辦法以解君主之危。因康有為聲言衣帶詔原件已燒燬，所以這份衣帶詔，在當時非但激起了一些波瀾，也引來不少人的質疑。但就作用來看，康有為的衣帶詔，着實坐實了光緒皇帝對慈禧太后“大逆不道”的罪名。維新派的激進態度與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也有一定關係，慈禧欲廢光緒而另立新君，儘管最後慈禧的籌劃未能完成，但光緒帝最後十年只不過是一有名無實的瀛台囚徒而已。總之，維新派在戊戌政變之後的種種舉動，反倒是把受軟禁的君主推向了更為困難的境地。

　　戊戌變法在後世的價值，多數是基於對維新派、光緒皇帝在晚清試圖力挽狂瀾的同情。它儘管曇花一現，但似乎是晚清腐朽黑暗且沉悶痛苦的國家中，難得的一道理想主義光芒。

　　很不幸，執燈者，是光緒帝。在一個錯誤的時代，一個弱勢的君主，擔起了他註定要失敗的重任。

　　垂簾聽政下的弱勢君主

　　中國的封建王朝政治，走到末期，總有一些天命般的衰敗之象，其中一個，即皇室的生育能力下降，導致繼承人選擇困難。皇權的繼承問題，往往是帝國的動亂之源。對於任何一個王朝來講，解決動亂之源的首要辦法，是優先解決繼承人問題。但是，血統皇權繼承製度最大的難題，就在於無法克服生育能力低下的問題。基於世襲本身的皇權制度，無法對抗遺傳的宿命，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清末亦然。

　　自1856年咸豐帝的懿嬪(葉赫那拉氏)誕下一名男嬰之後，紫禁城在往後的五十年間，再無一聲嬰兒的啼哭。懿嬪在誕下男嬰之後，即晉封懿妃，次年晉封懿貴妃，位在皇后之下。而懿嬪所生的男嬰也是咸豐帝唯一的子嗣愛新覺羅·載淳。1861年8月，咸豐帝病死於熱河，載淳即位，定年號“祺祥”。懿貴妃母以子貴，地位再度上升，與咸豐帝皇后鈕祜祿氏一起並稱皇太后。

　　由於載淳尚幼，咸豐帝臨終任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輔佐載淳處理朝政。咸豐帝同時留給皇后和皇太子(由葉赫那拉氏代管)兩枚代表皇權的印章，規定贊襄政務王大臣所做決策、詔命需要內廷蓋章方可生效，由此，內外朝相互牽制。很快，這個政治架構就被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訢發動的“祺祥政變”打破。贊襄政務八大臣中，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被判處自裁，肅順斬立決，其他人革職。是年，改年號為“同治”。“祺祥政變”確立了一個新體制，即“兩宮垂簾聽政”。兩宮，為東西兩宮太后，因所居宮殿所在，咸豐帝之後鈕祜祿氏稱東宮太后，葉赫那拉氏稱西宮太后。“垂簾聽政”是晚清最後五十年政體的關鍵所在。祺祥之變後的同治、光緒兩朝，其核心權力始終控制在兩宮(慈安去世之後為慈禧獨裁)。

　　咸豐帝獨一子，而同治帝親政一年即夭折，無子，這就造成了繼位問題。在經過一番考量之後，兩宮太后立年僅四歲的愛新覺羅·載湉為帝。按照禮法，載湉被立為帝，是不合理的。因為按照皇位繼承，在清代為父死子繼，如無子，應從同輩中擇人。載字輩的同治帝死後，應當由溥字輩承大統，但是當時道光帝一系，沒有直系血緣溥字輩後人。所以新君就要從載字輩裏選擇。載字輩的選擇面很寬，但是兩宮太后選擇了一個對自身最有利的繼承人——醇親王之子，年僅四歲的載湉。兩宮太后不立長君，其用意是要把“垂簾聽政”體制延續下去，而載湉繼位沒有遭到反對，也在於“垂簾聽政”體制已經運作了十幾年，朝野皆後黨。於是，愛新覺羅·載湉這個並不合理，卻對兩宮垂簾最合適的人選，入承大統，是為光緒帝。

　　光緒帝從其繼承帝位開始，就註定是“垂簾聽政”體制下的“弱勢君主”。儘管兩宮太后通過垂簾聽政體制控制朝政，但這種體制的尷尬之處就在於，它被傳統的儒家政治體系認為是一種臨時性的政治架構。

　　太后臨朝，其客觀原因是皇帝幼小，不能對國家大事有所決斷，等到君主具備了學識與成熟的心智之後，帝國的權力就應該交還給皇帝。上述兩宮在選君之際，排除了立長而立幼，是為延續垂簾聽政的時間而採用的政治計謀，顯露無疑。

　　因垂簾聽政為臨時性制度設計，當權力無法延續之際，就需要確保權力交接的安全。由此，就必須對皇帝本人加強控制。而這種控制則是教育、規訓與情感培育。

　　就事實而言，慈禧相當重視對光緒帝的培養。戊戌政變後，面對外間的質疑，慈禧曾對瞿鴻禨講她對光緒帝“苦心孤詣”的培養：

　　外間疑我母子不如初乎？試思皇帝入承大統，本我親侄。以外家言，又我親妹妹之子，我豈有不愛憐者？皇帝抱入宮時才四歲，氣體不充實，臍間常流濕不幹，我每日親與滌拭。晝間常卧我寢塌上，時其寒暖，加減衣衿，節其飲食。皇帝自在邸時，即膽怯畏聞聲震，我皆親護持之。我日書方紙課皇帝識字，口授讀四書詩經，我愛憐唯恐不至，尚安有他？(瞿鴻禨《四種紀略》)

　　關於太后對幼年光緒帝的關照與愛護，也有慈禧女官德齡的佐證：

　　光緒在起身之後，第一件使他高興的事，就是看那些小太監們替他忙着準備早膳。而當他們在一路給他穿衣服的時候，他也覺得很有趣。因為他們總是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和順。(德齡《瀛台泣血記》)

　　德齡

　　當然，關於幼年光緒帝，還有一種備受慈禧虐待的説法，似乎更符合戊戌政變之後的輿情需要。這一説法，主要出自梁啓超的《戊戌政變記》。

　　相對來説，翁同龢的日記中對光緒的描寫，要客觀得多。翁同龢擔任帝師十幾年，幾乎逐年、逐月、逐日記錄下了光緒帝的成長過程。帝師，意味着可以把自己執政的理念，灌輸給統治者，這是儒家知識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與榮耀。對光緒皇帝長達十幾年的教育過程中，翁同龢強調孝道、帝德，他希望將光緒帝塑造成一個與康熙一樣的偉大君主。翁同龢十餘年盡心盡力的輔導，似乎也獲得回報，光緒帝聰敏英鋭，有成為聖君的潛質。

　　除了典學之外，光緒帝還要參加“垂簾聽政”，這種情形下，他是一個提線木偶式的人物，僅作為皇權的象徵而存在。1889年親政之前，光緒皇帝的存在，在大多時刻，只不過是垂簾聽政體制需要皇帝這麼一個擺設而已。

　　新政與還政

　　1889年光緒帝已滿18歲，按照禮制，太后理應歸政。但大權仍在慈禧手裏，翁同龢説：“現在辦事一切照舊，大約尋常事上決之，稍難事樞臣參酌之，疑難者請懿旨。”(《翁同龢日記》)所謂的“一切照舊”，實際上是和慈禧還政以前一樣，不過皇帝可以決斷一些尋常事，而疑難事，仍然是要請“懿旨”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覆滅，日軍在東北攻佔遼南，兵鋒向山海關，在山東，日軍登陸威海，對清廷首都北京形成了南北鉗形攻擊形勢。

　　甲午之戰失敗，是光緒親政之後的大挫敗。中國戰敗於日本，因素眾多，有些是純粹的軍事技術方面的原因：北洋海軍的軍艦在射速、航速上與日本有代差；在陸軍訓練上，皖軍顯然也不夠現代化；軍事指揮系統的紊亂，也是失敗原因。

　　除了軍事因素之外，決策層內部意見不統一，也是戰敗的一大因素。和戰兩派曾有遷都之爭，主戰派認為中國腹地縱深大，與日本長久對抗，將來必能勝利。這一動議，為光緒帝所肯定，卻被慈禧太后否決了。迫於日本兵威，也迫於主和派壓力，清廷簽訂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

　　甲午戰爭失敗，對整個中國知識階層、官僚階層來説，是一次巨大的震動，也對光緒帝本人觸動巨大。新政是官僚階層中有識之士的普遍訴求。1895—1898年，呼籲新政，幾乎成了整個社會的潮流。維新派在京滬等地組織了數十個名目不一的政治團體，其宗旨大體都與維新救國相關。同時，京津滬三地不同的新派報紙刊物也不斷湧現。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