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運營世界上獲利最多的敲詐勒索生意？答案你猜不到_風聞

文/老C

1、

前幾天，朋友希望我寫寫1MDB的案件。但這個案子本身，網上已經有很多文章和視頻。我就不想再寫一遍。但其中有一些很有趣的角度，可以和大家聊聊。

目前打算聊幾個話題：第一個是美國政府對高盛的罰款；第二個是東南亞國家的權錢關係；第三個是東南亞和東北亞經濟模式以及企業家（或者説富豪）羣體的區別。

1MDB案子本身並不複雜，一個神奇的騙子劉特佐，從馬來西亞的國家主權財富基金1MDB，中竊取了超過45億美元的鉅額財富。

劉特佐算是個富三代，但他的祖父和父親，也就是一般意義的富人，不是超級富豪。在他的父親把他送到英國超級貴族學校哈羅公學時（某瓜瓜也就讀於這所學校），認識了一個官二代，時任馬來西亞國防部長、後來成為馬來西亞總理的納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的繼子裏扎·阿齊茲（Riza Aziz）。官二代和富三代的相遇，就此開始了一段奇幻之旅。

這45億美元中，有10-20億美元，通過慈善捐贈，政治獻金等手段，轉給了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的家庭。

1MDB自己也沒有這麼多錢。為了貪更多的錢，劉特佐操作，通過高盛為1MDB發行了65億美元的債券，其中有26億美元被貪污。

因此，高盛被馬來西亞政府追責，要求高盛賠償損失。

今年7月，高盛和馬來西亞當局就1MDB達成了總金額高達39億美元的和解，以解決該公司收到的刑事指控和監管程序。

高盛，這家華爾街皇冠上的明珠，為1MDB案件已經付出了超過60億美元的直接損失，而其對其聲譽的影響，遠大於這個數字。

同樣，這39億美元，並不足以覆蓋馬來西亞在1MDB案件中的實際損失。

劉特佐，目前也不知所蹤，估計這輩子，可能也沒法站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然而，誰是1MDB案件中最大的獲益者？你絕對想不到。

2、

1MDB案件中最大的獲益者，是美國政府。

今年10月23日，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同意支付超過23億美元給美國政府，1MDB案件達成和解，並根據延期起訴協議（DPA）免於被定罪。這個和解是高盛為1MDB案件中付出的最新一筆代價。

這個事情，損失的是馬來西亞政府，不是美國政府。為啥馬來西亞政府才能追回39億美元，一點損失沒有的美國政府，卻能搞到23億美元？

這就是美國政府生財有道了，美國政府運營着一門敲詐勒索的無本生意。

英國的著名雜誌《經濟學人》在一篇題為《美國的公司庭外和解：構陷企業違法犯罪之路》（Corporate settl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riminalis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是這麼評價美國政府的這門生意的：

是誰在運營世界上獲利最多的敲詐勒索生意？意大利黑手黨？還是克里姆林宮的竊國者？如果你是一個大企業，所有這些傢伙都不如美國監管體系貪得無厭。

他們的套路非常簡單：找到一家可能有（或者可能沒有）不當行為的企業；威脅其管理層讓其公司無法經營，最好輔以刑事指控；強迫這家公司用股東的錢交付鉅額罰款，以達成旨在最終撤銷這些指控的秘密庭外和解（沒人能知道和解的細節）。然後，再尋找下一個目標。

**美國政府的這個生意的規模之大，數額之大令人瞠目結舌。**在經濟學人發表這篇文章的2014年，美國銀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團、高盛等銀行已經因為所謂誤導抵押貸款支持債券的投資者而掏出了近500億美元。法國巴黎銀行因違反美國對蘇丹和伊朗的制裁而支付90億美元。瑞士信貸、瑞銀、巴克萊等機構因各種指控，又達成了數十億美元的和解。這還只是金融機構。再加上英國石油公司自深水地平線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的130億美元和解金，以及豐田公司因部分汽車涉嫌故障而達成的12億美元和解金，等等。

當然，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公司理應受到某種形式的懲罰。法國巴黎銀行確實違反了美國的制裁，幫助了美國眼中的邪惡國家。美國金融機構忽悠客户購買高風險的有毒投資，英國石油公司污染了墨西哥灣。但正義不應建立在閉門敲詐的基礎上。

經濟學人雜誌認為：在美國，用針對刑事犯罪的手段來懲罰企業行為，對法治和資本主義都是不利的。

美國政府敲詐勒索手法的核心是，運用暫緩起訴協議（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DPA”）和不起訴協議（Non-Prosecution Agreement， “NPA”），讓企業在進入司法程序前，就妥協認慫，認罪交罰款。

通過DPA和NPA與調查對象達成和解，基本上不需要經過法官的審查。一些專家認為，很多以DPA和NPA方式了結的案件如果經過法庭的司法審判程序，無論是證據還是法律依據都存在較多有待商榷之處。如果走正式的司法程序，在證據和審理過程正規透明的情況下，不一定公司會輸。

有人問：“這些大公司如果知道自己是無辜的，肯定不會賠錢吧？“答案是：即使知道自己是無辜的，他們可能仍然願意掏腰包賠錢。

企業清楚自身不存在被指控的問題，為什麼還要接受和解，而不是通過法庭抗爭？這裏原因很多。

金融公司很少能在被刑事指控起訴後倖存下來。很少企業的經理人願意承擔刑事責任。對於他們的經理人來説，個人刑事指控的威脅是職業生涯的毀滅。相比之下，繳納鉅額罰款，掏空他們股東的錢包更容易。

被DPA/NPA 勒索的最多的案例是銀行。銀行的生意建立在信用和名譽的基礎上。司法流程會導致大量內部信息曝光，影響銀行的信譽。

大銀行擔心正規司法審理過程，會讓內部的很多機密信息，和黑箱操作曝光。同時，銀行的業務需要執照，一旦執照被吊銷，就會猝死。當面臨失去執照的威脅時，銀行只能選擇“和解”或“死亡”。因此，銀行“除交罰金外別無選擇”。

當年的安達信案件，安達信選擇了不妥協上法庭。兩年後，雖然美國最高法院最後認為證據不足而駁回公訴人起訴，但是，作為五大會計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卻仍因市場、客户和員工的流失而遭受重創，從此銷聲匿跡，退出歷史舞台。

公司交罰款是股東的事，刑事責任就是高管本人的事了。所以銀行高管有動力犧牲股東利益來保住自己。

3、

直到一個多世紀以前，公司可以成為罪犯的想法在美國法律中還很陌生。18世紀英國大法官愛德華-瑟羅説，當時的普遍假設是，公司既沒有應受懲罰的身體，也沒有應受譴責的靈魂，因此不可能 “有罪”。但1909年一起針對鐵路公司不服從價格管制的案件，確立了公司要對員工的行為負責的原則，美國現在有幾十萬條針對企業的規則，都要受到某種形式的刑事處罰。同時，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民事的 “集體訴訟 “教會了企業經理人尋求快速的庭外和解以避免漫長、昂貴和尷尬的審判的智慧。

美國民事侵權制度的弊端是眾所周知的。實際的情況是，監管者和檢察官實際上是在進行閉門的秘密審判。雖然嘴上説着公益性，但把罰款裝進口袋的機構卻成了政府的利潤中心。

羅德島州的官僚們因為谷歌支付了5億美元罰款而大肆揮霍。而紐約的州長和總檢察長則為摩根大通6.13億美元的和解金如何分贓而爭吵不休。他們的權力遠遠超過了法官的權力。監管者不僅在他們提起的案件中同時扮演原告、檢察官和陪審團的角色；他們還可以利用刑事懲罰來威脅企業的高管。

也許這一切最具破壞性的部分是，這些案件都是秘密和不透明的。公眾永遠不會發現案件的全部事實，也不會發現哪些具體的人應該受到譴責。由於案件都是庭外和解，從未上過法庭，所以公眾不清楚到底哪些是違法的。也無法給未來的判決提供參考，這傷害了法治，帶來了巨大的成本。

同樣，監管的戰利品是如何被瓜分的也是秘密。據報道，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出面干預，將要求紐約州一級政府在BNP案件和解中的分到的款項增加10億美元，並威脅要行使權力撤銷這家法國銀行在華爾街的經營許可。

為什麼州政府要從一家法國公司違反聯邦對伊朗制裁政策額罰款中分得一杯羹，這一點並不清楚。

經濟學人雜誌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至少將其中一些案件進行適當的審判：然後一些事實就會水落石出。這幾乎不符合監管者或他們的獵物公司高管的利益，但股東至少應該推動這一點。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和湯姆-科本（Tom Coburn）兩位參議員已經提出了一項法案，要求公開此類和解的條款，這將是一個開始。檢察官和監管機構也應該被要求公佈為什麼給出瞭如此嚴重的指控，但他們卻沒有將此事一直告上法庭。

從長遠來看，法律制度需要進行兩項改革。第一，在公司問題上，民法和刑法的劃分要更加明確。大多數公司瀆職的案件都是和錢有關的，屬於民事法庭的案件。如果在這些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發現個別管理人員觸犯了刑法，就可以對他們進行起訴。

二是對法律制度進行嚴格的審議和修正。 現在已經多得數不清了。據最近的估計，在20世紀90年代初，一位法學教授估計，可能有30萬條帶有刑事處罰的公司監管法規--從那時起，這個數字只會增加。特別是對金融公司來説，現在的法律如此之多，而且如此複雜（多德-弗蘭克改革所產生的數千頁新規則），以至於執行這些法律正在成為官員的自由裁量權。

這破壞了作為法治基礎的可預測性和明確性，並有可能出現選擇性的、潛在的腐敗的司法系統，在這種系統中，每個人都有罪，懲罰由政治交易決定。

在經濟學人雜誌文章的最後，難得的説了這麼一句話：

美國其實很難對中國的司法系統以如此武斷的方式對公司進行司法判決的方式進行指責，有時美國本身似乎也很糟糕。

4、

這篇文章，主要是説美國不好。但很多東西，希望我們能有更深的思考。

文章中美國政府的做法是，用刑事手段去威脅企業高管，然後敲詐勒索，以股東利益為代價，勒索出鉅額贖金。其實，不僅僅在美國有這種事情。

不管在哪個國家，用刑事手段解決民事糾紛都並不少見。這是非常惡劣的行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做法最可怕的是，對個人和企業的傷害是不需要司法判決的。**偵查、起訴、判決一套流程走了一年多很正常，取保候審又很難。一個企業家被警察抓走一兩年，就算司法判決他無罪還一個清白，人已經被關了一兩年，企業可能早就破產了。

經濟學人認為美國的法律需要嚴格的審議和修正。這話沒錯。

最糟糕的司法是什麼樣的？

是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的制度。

經濟學人認為美國的法律有這樣的問題，其實，不僅僅美國有這個問題。

美國最近以侵犯知識產權相關的罪名逮捕了好幾個華人學者，大部分最終判決都是無罪。但是他們的工作、人生（至少在美國的人生）都已經被毀滅了。最過份的一個案子是一個華人學者（抱歉名字忘記了）被逮捕然後警方號稱在他的計算機裏發現了大量兒童色情圖片，中美媒體都大肆炒作了一把。最終判決無罪釋放。那所謂的兒童色情圖片是瀏覽器中緩存的指甲蓋大的縮略圖…..

最終判決無罪又怎麼樣呢？對這個學者職業、人格、家庭、名譽都已經完蛋了。

重複一下：刑事手段解決民事問題最不可接受的就是，對企業和個人的傷害是不需司法判決的。公平的説，這個手段不少司法機構，甚至企業都或多或少的用過。

為什麼呢？爽呀，快呀。民事手段折騰兩三年都沒結果的，刑事一上三下五除二就解決了。真正判刑可能也需要一年，但這一年你就在牢裏給我待著吧。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運用刑事抓人還是要能謹慎自抑一點。如果只是經濟糾紛，還是儘可能民事解決。

在華為孟晚舟的案件中，美國的做法就是：**抓不到主證據，用關聯事項羅織罪名，民事糾紛刑事手段解決，跨區域抓捕。**我們需要堅決批判這種做法。美國這樣做我們要批評，其他國家這樣做，一樣也需要批評。

美國政府把勒索企業，做為自己的生財之道。州政府、聯邦政府、地方政府為如何分配勒索到的罰金而爭吵不休。不僅僅是美國，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對企業的罰款如何分配，中央政府拿多少，地方政府拿多少，具體辦案機構拿多少，在很多國家都一本糊塗賬。

對銀行的罰款是紐約這個金融中心地方當局的重要收入。各級政府為了在罰款中分一杯羹而爭吵不休。這個也不僅僅是美國才有的現象。

其實，在有些貧困地區，對企業的罰款，也是挺大的一塊肥肉。特別是互聯網行業興起後，規模很小的互聯網企業也都會對全國乃至全球的用户提供服務。理論上，任何一個偏遠地區的縣級司法部門對全國任意一家互聯網企業都可以聲稱司法管轄權。

看到某個貧困地區的縣公安局，跑到北京上海跨省抓互聯網公司，大家也不要感到奇怪。對互聯網這種特殊的線上跨區域業務，是不是也應該也應該有新的管轄權認定方法。

我們不僅希望美國少幹這樣的事情，也希望全世界所有國家這樣的事情未來都能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