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裕卿之後，打擊學術不端要告別“馬保國文化”_風聞
科工力量-观察者网原创视频栏目-欢迎关注“科工力量”微博、微信公众号2020-12-01 09:42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鵬鯤】
11月中旬，一份名為《實名舉報天津大學化工學院張裕卿教授和其女張絲萌學術造假》的舉報材料在網絡上熱傳。整份舉報材料總計達123頁，而且內容詳實、體例嚴謹、用詞專業、圖文並茂，顯示出舉報材料的作者與被舉報人曾交往密切。
據報道舉報材料系天津大學前教授張裕卿2016年退學學生呂某所寫。考慮到舉報會對涉事同學造成影響，舉報人沒有選擇第一時間公開，因此直到最近才走入公眾視野。
11月19日，天津大學公佈了調查結果，認定張裕卿教授存在學術不端，已被解除了聘用合同。
近年來，受學術醜聞頻發的影響，大學的形象變得不再那麼神聖。在以往的案例中，學生舉報老師是為什麼呢？最主要的就是畢業受刁難的問題，其次就是經濟原因產生的衝突。
從動機上講，呂同學是一個“異類”，其退學主要是出於被逼學術造假的不滿，而舉報至少在表面上，也是因為對張裕卿學術造假的義憤。可以説目前研究生和導師公之於眾的矛盾中，這樣的案例非常非常少見，帶有很強的偶然性。
知乎上還流傳着一個截圖，內容是當事人呂某稱已與導師達成和解，舉報材料不知道是誰傳出去的。如果這個情況是真實的，那麼整件事將顯得更加黑色幽默。
今天的學術造假與過去的官員腐敗一樣，往往要靠這樣非常偶然的事件才能暴露出來。通過長時間的努力，我們有了獨立的紀委和監察委員會，各項反腐敗制度正在卓有成效地發揮着作用。同樣地，打擊學術不端也必須告別這種撞大運的偶然性，最終走向規範化的必然。
打擊學術不端 到底難在哪裏？
為什麼打擊學術造假始終不夠規範，這與學術生活的專業性是分不開的。即使是普通老百姓，通過口耳相傳的酒桌閒聊和豐富的典章故事，也能很清晰地分辨出官員腐敗的方式和行為。
限制普通羣眾監督官員的主要因素是兩者的生活空間沒有交集，但當腐敗官員的“白手套”直接侵害羣眾利益時，大多數受害羣眾能敏感地意識到這其中有勾兑和交易。
但學術不端的界定，需要有非常直接的科研經驗，這往往是普通人做不到的。哪怕是代表普通人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威媒體，在這方面也會犯很低級的錯誤。例如2018年賀健奎團隊傳出成功基因編輯嬰兒時，很多權威媒體在第一時間選擇祝賀和正面報道，卻未能敏感地察覺到其中的倫理問題。
事實上，先發現學術不端的，往往是“小同行”。甚至有時間連“小同行”都沒法直接確定，往往要先通過詢問和考察，再通過艱苦的智力活動確定真假。
哈佛前心理學教授馬克·豪瑟早在1995年就在論文中宣稱有一種小猴子可以在鏡子中認出自己。顯然這樣的猴子如果存在，將極大地降低部分心理學研究的成本，並大大推動心理學研究的發展。論文發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豪瑟的造假並沒有人發現。因為當時同時懂心理學並對各種靈長類動物進行過研究的學者，也就是科研工作者稱為“小同行”的人，實在是太少了。
紙畢竟包不住火，最終還是有“小同行”對豪瑟的研究產生了懷疑，但出於謹慎，他們首先向他索要了實驗的錄像。不出意料，寄來的錄像片段毫無説服力。同樣是出於謹慎，同行給出了一份標準，具體地説明了討要的是哪一部分的錄像內容，豪瑟只好推説關鍵部分的試驗錄像已經被盜了。經過反覆試探和考察，“小同行”們終於向哈佛大學舉報了豪瑟，最終豪瑟被哈佛要求離職。
既然“小同行”比普通羣眾具備這種知識上的優勢，同時“小同行”又在學術上構成競爭關係，那麼為什麼這些人不積極地出面打擊學術不端呢？
讓我們先從造假者關係最近的“小同行”——學生和合作學者講起。前面提到，在當前中國的學術語境內，研究生的責任和義務其實是很不清晰的，同時研究生的就業導向被過度地強調，而學術的責任和要求長期被淡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多數學生不知道求學意味的學術責任，對什麼是學術不端沒有充分地認識。這也不能全怪研究生和老師，在我國，這個問題長期就處於不完全清楚的狀態。
2014年，北京大學物理學院教授錢思進(錢三強之子)舉報自己的學生本科畢業論文學術造假。錢思進在接受《廣州日報》採訪時表示：“我沒有私心，之所以一直打假，就是想最終獲得川大、北大或者教育部其他機構一個説法，到底什麼樣算抄，什麼不算抄，給廣大學生給教育界做一個標杆,沒有為了個人恩怨”。
既然連錢三強之子、北大教授都認為當時學術不端沒有權威的標準，那麼普通研究生搞不清楚狀況就更加正常了。在很長時間內，對學術不端採取的是底線認定的方法，也就是説，只要沒有發現大面積發現粘貼複製等情況，就認為論文的真實性沒有問題。
什麼時候學術不端的行為有了明確的界定呢？2019年7月，《學術出版規範 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以行業標準的形式正式實施，從此學術不端行為有了正式的黑名單，打擊學術不端從此有標準可以依託。
在此之前，論文的合作學者和受教授們指導的同學對於什麼是學術不端，其實存在認知上的重大盲區。很多今天被認為是學術不端的行為，在當時都被普遍視為可以接受的。甚至有一些學術不端行為，例如送文章當彩禮和嫁妝，還被視為學術婚姻的美談。又或者是發表在《冰川凍土》裏那篇稱讚“師孃的優美感”的文章，當時可能也被視為是師生情的正常表達。
有了認定標準，並不代表着合作學者和受指導的同學就會積極揭發學術不端。因為研究等於職業，讀書為了就業的思想仍然大有市場。前面提到，師生矛盾多數由經濟衝突和畢業要求引發，這些也是輿論同情的主要因素。學術不端則很少成為引爆點，得到的關注也很少。
而學術造假對於合作學者和受指導的學生而言，對於他們短期內的職業生涯和求職而言，都具有很強的誘惑力。換句話説，有時造假成為了老師和學生默契的選擇。張裕卿事件之後，南京大學哲學系的顧肅寫文談及了這個問題，“甚至還有一些導師私下裏問學生，你的論文抄了幾篇文章？如果抄三四篇以上，那就可以通過”。如果我們把顧肅的文章反過來看，那就是沒有幾個同學對鼓勵自己抄襲的老師提出了質疑。
正因為如此，雖然在當年漢芯的造假事件和賀健奎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中，不可能沒有一個參與者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但卻沒有人站出來在事前監督和揭發。
這些事件中，參與者究竟有什麼顧慮呢？這就要提到造假人所在的學術組織對學術造假的態度了。最近馬保國的一段視頻造成了轟動效應，大有成為全民共同娛樂對象的勢頭，並誕生了“按傳統功夫點到為止”、“好自為之”、“不講武德”、“這好麼？這不好”、“我這個69歲老同志”、“不要搞窩裏鬥”等名言。
馬保國的視頻為什麼這麼火？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從社會學的角度再看馬保國的視頻，就更能體會這一點，這位老同志用於辯解的理由，很能反應我們的文化特色。比如尊老敬老，又比如點到為止和“講武德”背後的熟人文化。
正如《人民日報》11月28日所批評的那樣，馬保國“口口聲聲弘揚傳統武術，實際上做的都是傷害傳統武術的事”。但是在武術界，正是由於“不要搞窩裏鬥”和熟人文化的影響，在事發之前願意直言馬保國是假大師的人並不多。
在學術領域，也有類似的文化，阻礙了學術同行之間的互相監督，這就是單位和個人的高度綁定。這是非常奇特的現象，各學術單位會把個人與本單位的利益自覺地聯繫在一起。總之就是，能捂就捂，能蓋就蓋。與此對照的是，國內的媒體也特別喜歡強調造假者的單位歸屬，這點和韓國學術圈特別地像。
而歐美的學術機構對此就要灑脱一些，聘請學者成為終身教授是大學的加分項，糾舉自己聘請的學者也是大學的加分項，都是好事情。在這個問題上，哪怕和我們文化比較相似的日本，也不會有相同顧慮。
2014年，小保方晴子捲入造假醜聞。之前，小保方晴子被日本媒體追捧為首位日本女性諾貝爾獎得主的有力人選。日本首相和政府也把她作為日本女性追求獨立的象徵，日本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宣稱：“我們要打造這樣一個環境，讓更多的年輕男女從事科學研究，令我們可以獲得第二個、第三個小保方。”
可以想見小保方造假事件的追查將會是多麼敏感，尤其是追查中小保方晴子的導師，也是世界級的組織工程學權威，諾貝爾獎的有力競爭者笹井芳樹選擇自殺，更為事件的追查增添了陰影。
但日本理研和小保方晴子所在的早稻田大學，沒有受“不要搞窩裏鬥”、“講武德”等因素的影響。經過長時間但堅定的調查，還是認定小保方論文造假，笹井芳樹負有重大責任，小保方晴子在取消造假論文後，不具備獲得博士學位資格等等結論。在整個事件中，理研的調查非常主動，甚至要比外部監督力量還快的澄清了相關事實。
在這次事件的舉報材料中，出現了這樣一些內容：在長達6年的時間裏，作為一個高產的實驗室，張裕卿的課題組幾乎沒有預約過一些基礎試驗。而發表的論文卻有大量來自這些試驗的數據。
換句話説，對於張裕卿的學術造假，如果天津大學在之前敢於自查自糾，那麼整個問題甚至不會存在，至少不會這麼嚴重。不幸的是，我們的大學很少真正自查自糾。面對小同行的懷疑和舉報，甚至採取壓制的態度。
這就使得學術造假問題根本沒有消滅在萌芽狀態的可能性，不是悄無聲息，就是震驚全國。這種狀態就更加使得各個研究單位，對懲治本單位研究人員的學術不端投鼠忌器。哪怕學術失信人員在本單位內已經聲名狼藉，還是傾向於捂蓋子。如果沒有外部干預，可以想見問題還會越來越嚴重。
學術期刊在糾正學術不端方面的表現也不太好
學生舉報、學校監督都部分失靈了，國內的學術期刊能起作用麼？在事實面前，我們不得不承認，國內的學術期刊在糾正學術不端方面的表現也不太好。在天津大學承認張裕卿學術不端之後，《新京報》採訪了張裕卿曾經投稿的期刊。
《工業水處理》用於採訪的電話打不通，能聯繫上的編輯部的三個工作人員表示還未接到關於調查張裕卿論文的通知。
《化學工業與工程》編輯部工作人員稱，由於此前編輯部沒有過此類事件，“如果確有張裕卿學術不端的證據，不知道要不要撤稿，還在學習怎麼處理。”
《中國生物工程雜誌》編輯部的工作人員表示，當初期刊發表這篇論文，説明查重是沒有問題的。至於文中數據是否造假，是編輯部及審稿人無法準確判斷的，“因為原始實驗記錄都在他們手上。”
那麼學術期刊真的發現不了學術不端？哪怕是這樣嚴重的學術不端？當然不是。投稿的領域過於複雜和研究團隊的大小不匹配就是一個合理的懷疑點。此外對於張裕卿的論文，很多人已經發現其中的紅外譜很不正常。
對於這些行為，期刊當然可以觀察到，還可以要求給出合理的解釋，或者向各個學術單位反映。但國內的期刊似乎傾向於轉交給同行評審，只要同行評審沒有問題，期刊就照發，這些期刊對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個學術中介。講良心的學術期刊也是有的，但最多就是拒收這樣的論文而已，絕不會越界反應相關的問題。
歸根到底，這是一種“熟人文化”。這種文化將發生交往的兩個對象視為“熟人”，“熟人”之間有義務互相掩護，大事化小。如果較真究辦，那就是“這好麼？這不好”。換句話説就是在個體學術不端的發展早期，沒有通用而有效的干預方式，往往要等這種行為發展到一個相當嚴重的程度才能得到重視。但到了病入膏肓的時候，個體的利益早已和單位深度綁定，此時再加處理，就難免投鼠忌器了。
學術期刊是有考核評比的壓力的，如果一本學術期刊上幾乎全是弄虛作假的文章，學術期刊將面臨着降級甚至被踢出高水平期刊名單。從這個角度講，學術期刊應該有動力去解決造假問題。尤其是張裕卿之流，根據舉報材料，其學術造假的手段是相當低劣的，應該不難被發現。
這也是全世界多數學術期刊通用的做法，但少數期刊的辦刊思路則別出一格。它們的發行團隊是這麼想的，老老實實地抽查和核實，難度大、成本高，最關鍵的是還得罪人。但是有一種方法可以很簡單的就規避這個問題，就是充分利用好概率，不斷提高門檻。
比如説工程師投稿更容易出現學術不端，那我就規定沒有學術界人士參與的論文不能發表。博士研究生的學風更好，所以論文必須有博士參與。出於風險共擔和甩鍋的考慮，顯然最重要的一作或者通訊作者要是高校老師，而重點大學的高校教師顯然更好。基於同樣的考慮，有的期刊還要求論文作者必須正在承擔至少一項國家基金。
這樣的避險，有的時候會發展到令人噁心的程度。2019年底，有中國醫生向MDPI出版社旗下某期刊投稿時，編輯部拒稿了，並且給出了令人難以接受的理由。大意是説因為造假事件頻發，出版社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醜聞，決定不再接收來自中國醫院的文章。
儘管該事件沒有成為熱門新聞，但在醫科學術圈引發了劇烈的迴響。很多研究者表示，自己今年被MDPI下屬的期刊給拒稿了，當時還納悶是什麼原因，原來如此。還有某學術公眾號的粉絲爆料，不僅要求通訊、一作不能是中國醫院的作者，甚至掛名都不行！
這麼做，甚至已經不是推諉塞責，而是赤裸裸的國籍歧視了。令人尷尬的還不止於此，這樣一個出版社竟然還是一箇中國人創辦的，期刊編輯中中國人佔比相當高。而這個出版社能發展起來，更是中國學者不斷力推的結果。如此過河拆橋的行徑，既不符合學術倫理，也不符合樸素的是非觀念。
進一步説，觸碰到底線甚至連外國學者都感到震驚的編輯不收稿行為，其實只是國內部分期刊辦刊理念的發展。很多期刊為了規避責任，早就不收非特定人羣的稿件了。嚴格意義上講，這種白名單制度同樣不符合當今的學術倫理。
事實上，正是由於很多期刊不負責任地繼續強化造假個人和學術單位之間的關係，學術單位更加不敢追查學術不端，甚至連公正調查都不敢，傾向於捂蓋子。我們能夠明顯感覺到非重點大學對學術不端更寬容，因為它們會擔心自己的學校由於一次學術醜聞，就被移出各大期刊的白名單。相反傳統名校沒有這種顧慮，相對來説更敢於徹查。
令人泄氣的是，哪怕出現了不收中國醫院論文現象的期刊，至今仍然是中國各大學術期刊評定機構的高水平期刊，甚至排名還相當靠前。這説明，中國學術期刊評定機構給各大期刊的壓力仍然不夠，學術評級的獨立性相當弱，主要是照抄國外學術評級機構的評級。
如果沒有外部干預，在可以預見的情況下，這種情況只會愈演愈烈。
説到外部干預，就不得不提學術圈廣泛存在的某種心理了。在小同行監督、學校監督、期刊監督和辦刊監督都不太成熟的情況下，學術圈無論是被舉報者還是處理舉報的人，都對所謂的行政干預有着極其不正常的排斥心理。
在他們看來，行政力量啥都不懂，介入就是來搗亂的。此處的行政力量不單單指沒有學術背景的人介入學校管理，哪怕是由教授產生的行政組織管理大學也要萬分謹慎，不然就會被扣上“行政干預學術”、“不講武德”的大帽子。
這種觀念在學術圈內廣泛流行，有時甚至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37歲就獲得諾貝爾獎的傳奇人物巴爾第摩，上世紀80年代末期卻捲進了一樁學術醜聞中。經事後查明，巴爾第摩的同事在某篇重要論文中存在造假行為，該篇文章由於使用了部分巴爾第摩的數據，掛了巴爾第摩的名字。
這位年少成名的科學家在不察之下，允許同事這麼做了。事發之後，巴爾第摩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或許是憤怒於媒體連篇累牘的追問，又或者是出於後悔和害怕的情緒。他竟然作了一封公開信，指責參與調查的美國國會是“一些外界人士要利用這個小小的、正常的科學爭執作為催化劑，另立新法來管制美國的科學”。
其實當時參與調查的主要是科學界人士，巴爾第摩敢於公開反對，吃準的就是學術自由是政治正確，能鼓動起科學家的反感情緒。時至今日，行政組織學術監督仍然是非常敏感的話題，持“巴爾第摩觀點”的人在高校圈比比皆是。
但事實證明，學術圈的自我淨化和監督作用的週期太長。從個人生命長度看，簡直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學術正義將總是遲到，而行政介入的效率要高得多。還是以巴爾第摩事件為例，如果沒有美國國會介入調查，這位科學家的形象將定格在街頭小報裏。
國會的調查雖然使得巴爾第摩失去了洛克菲勒大學校長，但也洗刷了他的名聲，證明捲入這件事主要是“不謹慎”，而非有意為之。
當然筆者也不贊成行政力量過度干預科學事業，但是適度干預很有必要，這也體現了納税者對科學工作的監督。正如本文一再表示的，大學裏發生的事，絕不僅僅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事。正如聯邦眾議員丁吉爾在駁斥巴爾第摩的公開信中説的那樣：“你説國會不懂科學上的事情，卻要插手科學，可是科學家在要求國會撥款時從來就不曾懷疑國會對你們的要求到底懂不懂。”
出於以上種種原因，中國學術圈目前的學術監督力量還明顯偏弱，更不能拒絕行政力量適度參與學術監督。但反腐領域的很多案例也告訴我們，防止和預防同等重要。除了懲治學術不端之外，催生學術不端的心理因素也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選擇性糾正 必然導致僥倖心理盛行
筆者一直將官員腐敗和學術不端進行對比，兩者也確實存在很多的共性。從心理層面上講，就是參與者的僥倖心理都比較強。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部分貪腐官員相信只要自己夠低調、關係硬、跟對人、級別高、團體大……被抓就是運氣不好。
在近年來的反腐風暴中，中央打出了一套套反腐組合拳。從“蒼蠅老虎一起抓”、“塌方式腐敗”也敢管，到“不管涉及誰都要一查到底”等重拳狠狠打擊了貪腐者的囂張氣焰和僥倖心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和貪腐官員相比，學術造假者的僥倖心理始終沒有得到全面的遏制，學術造假的灰色空間甚至產業鏈仍然存在。張裕卿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舉報材料，張裕卿指導學生進行的造假手段低劣，屬於容易被發現查實的造假方式。整個造假流程可謂是肆無忌憚，連派學生做假試驗都不懈進行。少數脅迫學生的舉動與其説是陰險，倒不如説反而把證據固定了下來。
如果這樣的造假都存在空間，那麼更隱蔽的造假方式豈不是更加安全？近年來曝光的學術不端，大多數都是依靠師生矛盾或者是偶然發現才能引起關注，進而啓動調查程序，這就難怪學術不端的參與者甚至調查者都有很強的僥倖心理。“他被抓就是運氣不好”，這樣的話在官場已經不多見了，但在高校仍然有市場。
但要強調的是，學術不端和貪腐腐敗畢竟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前面提到直到2019年7月，《學術出版規範 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發佈之後，什麼是學術不端才有了一個比較確切的定義。對於過去發生的一些比較輕微的學術不端行為，用今天的標準去看待無疑是不合適的。
尤其是過去的20年，中國高校的研究水平進步很快。過去某些學術不端的參與者，其實是在很懵懂的情況下參與進去的。某些今天視野裏的學術不端，比如老師送剛進課題組的博士生論文、把論文當作送給對象的禮物、只報道自己試驗中最好的結果、先有結論後設計試驗證明等等，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都是普遍做法，甚至還是美談。
這些行為和貪腐分子的明知故犯完全不同。而其中的很多人，隨着時代的發展，也在不斷的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和科學審美，今天已經成長為中國科研的中堅力量。
可以説，他們是中國科研發展的見證者和參與者，他們過去的很多問題，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因此筆者認為對學術不端，不能一棍子打死，必須要分類進行處理。
在查處學術不端還存在很強的偶然性的當下，如果關注度高就重重處分，關注度低就輕輕放過，無疑不利於樹立學術倫理的神聖性。
通過前面的討論，我們已經明白，懲治學術不端，維護學術聲譽，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那麼有的人也許就會想了，打擊學術不端這麼複雜，每個行業都存在陰暗的部分，目前中國學者學術不端的還是少數，不管不行麼？
還真不行，因為學術本身就是要追求真實，貪污的官員可能確實能辦事，但學術不端的學者只能產生學術廢物。垃圾還可以回收再利用，廢物處理起來還要花費更多的錢。而且處理越晚，危害越大。
目前我國高校已經從擴招初期的全面缺人，轉向缺乏高質量人才的結構性缺人，想要謀求一個獨立研究的機會（講師或者是特聘教授、副教授、研究員），進而獲得終身的職位（教授、副教授）非常困難。如果一個人通過學術造假，獲得這些待遇，無疑意味着擠佔了一個寶貴的名額。如果造假氾濫開來，就是對誠實研究者的全面歧視。
同時學術不端的傳染性是很強的，根據舉報材料，張裕卿曾經親自指導學生如何造假，其女兒的留學資助申請材料中也有造假（被張裕卿掛名了論文）。而造假的學生很可能養成路徑依賴持續造假，甚至將來繼續指導學生造假。如果學術造假者缺乏制裁，其“學術後代”師傳徒、師傳子、徒傳徒，用不了很多年就能繁衍出一個可觀的規模出來。
我國著名的數學家蘇步青在1931年到1952年間，培養了近100名學生，其中被評為院士的竟然有8人。大科學家桃李滿枝，這無疑是一件美談。但前提是像蘇步青院士一樣實至名歸，而非學術造假，不然再看這個故事，留下的可能就是驚悚了。
同時，科研工作是一個不能流水化生產的工作，內容具有高度的藝術性。簡單地説，就是1個頂尖科學家要比500個平庸科學家強得多。因此各國都傾向於給頂尖科學家很大的話語權，對頂尖科學家一些不符合社會主流的行為採取包容的態度。如果學術造假者成為院士或者資深科學家，將有可能帶歪整個領域的發展方向，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最後，學術不端的問題越早發現越有利。11月20日，在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院公佈的碩士研究生招生資格教師名單中，過去的引發爭議的王攀赫然在列。這一行為，在線上和線下的合力抵制中慘淡收場，11月27日，武漢理工決定王攀的研究生招生資格不予通過。
為何要試圖恢復王攀的招生資格呢？因為培養一個合格的高校教師是很困難的，要消耗國家大量的成本。從功利的角度上説，科研人員不能正常工作是對社會資源的一種浪費。具體到某個高校，要靠科研成果才能更多地爭取到經費，因此高校有很強的動力恢復某些爭議教授的招生權。
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將學術不端扼殺在萌芽之中，在問題的早期就採用和風細雨的方式糾正，對社會而言成本最低。今天，一個整體的共識是學術不端必須管理和監督。
但今天很多監督本身是“不給出路”的，也很難讓人服氣，更不利於科普和形成風清氣正的學術環境。在近期抵制王攀活動中，表現亮眼的知乎近年來在高校教師中的風評很低，“那個APP”、“知乎治校”都是很常見的諷刺。
但是學生卻很喜歡知乎，社會公眾也很喜歡，對於學校的回應不喜歡。
這一方面是很多高校的宣傳體系嚴重脱離時代，脱離羣眾。喜歡先放個模稜兩可的消息對輿論進行試探；同時負面新聞發生時對發聲渠道控制過嚴，只在規定時間、規定人、規定渠道上（一般不帶評論功能）發佈相關消息，媒體基本採訪不到人。同時在負面輿情已經充分發酵的情況下，還採用刪帖這種既不能控制信息擴散，又激怒受眾的方式。以上種種，在新時代網民看來都是嚴重落伍的表現。
另一方面，針對歷史遺留問題，又不能把工作做在前面。須知，公共關係從來不是負面輿情出現時才需要做的功課。平時未能主動公開處理學術不端的流程和參考，到了口水洶湧而至的時候，只有頂格處罰才能平息事態，又無疑助長了學術治理的非理性因素。
高校教師對部分互聯網年輕社區的批評有道理，這些社區確實存在非理性和簡單粗暴看待問題等缺點。近期發生的清華女生誤會學弟“性騷擾”事件就是明證，當事女生第一時間就在互聯網上公開了學弟的個人信息，在調取監控錄像後才發現是錯報了。
對於這些社區不能簡單地嘲諷了事，要看到正是因為理性、專業化、制度化的建設落後了，才給了這些平台機會。如果諷刺年輕人的網絡社區，結果卻是合法渠道的反映無人關注，在網絡社區發帖才能引發介入。那就是用實際行動為“網絡治校”打了最好的廣告。
“草上之風必偃”，僥倖心理雖然頑固，但只要教育主管部門、學術期刊監督機構、學術期刊以及高校都吹起清風，公正嚴肅的處理學術不端爭議，中國的學術界的道德和成就自然能不斷進步。當打擊學術不端走向必然，真實有意義的學術成果必然能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