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政策導向向生育自主迴歸_風聞

简单快乐-2020-12-02 14:28

2020-12-02

生育政策近期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熱點話題。

　　我國自2016年1月1日起實施“全面兩孩”生育政策，生育率在經歷一段時期的回升後，現在又回落到基本由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所決定的水平，生育政策的變動影響日趨微弱。專家預測，“十四五”時期，我國年度生育水平將有較大波動，可能出現極低的時期生育水平。

　　生育水平降低也引發了高層關注。

　　例如，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前部長苗圩11月14日在“第11屆財新峯會：重建全球信任”上表示，近年來，我國已經走出了人口紅利期，老齡化問題日益凸顯，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人口就業等一系列問題值得高度重視。去年我國新生嬰兒1465萬人，出生率降至10.48‰，預計2030年將進一步降至不到1100萬人。全面放開二胎後，也並沒有引發生育高峯。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全國政協在今年9月組織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配套措施”專題調研組，對這一熱點話題進行實地瞭解。

　　據《人民政協報》今年10月26日刊發了《鼓勵生育需政策“抱團”發力——全國政協“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配套措施”專題調研綜述》，對上述全國政協的專題調研做了詳細介紹。

　　文章介紹：在生育政策調整、放寬生育限制的情況下，我國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應如何調整和完善，才能解決生育意願低迷問題，保障“生得出、生得起、生得好、養得好”？今年9月，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組織“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配套措施”專題調研組，赴浙江、上海、四川等地，走訪托育服務機構、婦幼保健院、醫院、婦女兒童活動中心、家庭服務公司等多層次多類型提供生育相關服務的場所10餘家，組織省市級相關部門座談會3場，對各地生育支持政策及其配套政策的實施情況、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進行深入瞭解。

　　委員們表示，生育水平下降同時受到經濟、社會、文化和制度等多方面的影響，將鼓勵按政策生育落到實處、保障育齡人羣生足生好，必須從各個方面着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宜早不宜晚，着力點不僅僅在於激發生育意願、增加人口數量，而且要以提高人口素質為前提，解決好羣眾關心的怎樣科學養和育的問題，其難度絕不亞於對生育數量和間隔的控制工作。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促進人口均衡發展，減少人口快速下降帶來的負面影響，事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永續發展。

　　根據調研結果，上述《人民政協報》文章認為：規範與多元的托育服務是最大需求。近年來，隨着家庭結構越來越小型化，女性普遍進入勞動力市場、過去以母親和女性為主的照護受到挑戰，傳統家庭功能、鄰里社區關係的不斷弱化，以及祖輩追求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帶孩子意願不斷下降等情況變化，使家庭嬰幼兒照料負擔日益加重。上海市婦聯所作的調研顯示，高達86.5%的家庭把“沒人照管”列為生育二孩的最大困難，而已生育一孩但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婦女中，有60.7%的人是因為孩子無人照料。社會對嬰幼兒照護服務的需求日益旺盛，0~3歲嬰幼兒入托的緊迫性愈加明顯。

　　還有托育行業標準和管理的規範化問題。目前，托育機構管理主要採取備案制，服務機構命名缺乏統一規則、服務人員培訓缺乏統一標準、服務流程和內容缺乏統一要求，導致托育服務市場魚龍混雜、服務水平參差不齊。

　　生育保險也是委員們關注的重點。委員們認為，生育保險同醫療保險合併實施後，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覆蓋面，但覆蓋範圍主要是職工就業羣體，對城鄉居民生育期間的保障作用仍然有限。應創新構建居民生育保障制度，探索建立由財政支持、資金來源多元化的社會福利性質的城鄉居民生育津貼、育兒假薪酬、育兒補貼制度，創造有利於人口均衡發展的制度環境。

　　近年來，我國在婦幼健康領域加大投入，取得良好效果。然而，在婦幼健康保障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生殖健康問題開始逐漸凸顯。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首都兒科研究所新生兒內科副主任米榮認為，應建立覆蓋全週期全過程的生殖健康保障體系，從保護民族生育力的角度形成明確的制度和流程安排。整合青少年生殖健康、避孕服務、婚前檢查、孕前保健、孕期保健、住院分娩、產後保健、兒童保健等內容，提供系統、規範的優生優育全程服務，打造“一條龍”服務鏈，提高出生人口質量。

　　文章最後提出：“不但要有詩和遠方還要有家庭和孩子”。文章援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集團公司促進會副秘書長嚴慧英的説法：“建議政策導向向生育自主迴歸，讓計劃生育從聚焦人口控制轉向科學計劃服務。”

　　以下為《人民政協報》文章全文：

　　在生育政策調整、放寬生育限制的情況下，我國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應如何調整和完善，才能解決生育意願低迷問題，保障“生得出、生得起、生得好、養得好”？今年9月，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組織“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配套措施”專題調研組，赴浙江、上海、四川等地，走訪托育服務機構、婦幼保健院、醫院、婦女兒童活動中心、家庭服務公司等多層次多類型提供生育相關服務的場所10餘家，組織省市級相關部門座談會3場，對各地生育支持政策及其配套政策的實施情況、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進行深入瞭解。

　　規範與多元的托育服務是最大需求

　　近年來，隨着家庭結構越來越小型化，女性普遍進入勞動力市場、過去以母親和女性為主的照護受到挑戰，傳統家庭功能、鄰里社區關係的不斷弱化，以及祖輩追求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帶孩子意願不斷下降等情況變化，使家庭嬰幼兒照料負擔日益加重。上海市婦聯所作的調研顯示，高達86.5%的家庭把“沒人照管”列為生育二孩的最大困難，而已生育一孩但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婦女中，有60.7%的人是因為孩子無人照料。社會對嬰幼兒照護服務的需求日益旺盛，0~3歲嬰幼兒入托的緊迫性愈加明顯。

　　國務院出台《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來，托育服務標準規範體系逐步完善，優惠支持措施逐步細化落實。委員們在調研中發現，各地積極探索落實，托育服務開局良好，並已初步探索出適合地情的工作經驗和服務模式。上海市充分利用學前教育資源推進“托幼一體化”服務模式，浙江省深度利用社區資源探索建立“微型社區普惠托育”服務模式，四川省提出開展“1（示範性照護機構）+N（社區照護設施）”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有效緩解了家庭育兒的照料負擔。四川綿陽一位在托育機構門口接孩子的母親表示，“家門口的托育小機構解決了大問題，一個月3800元，比請保姆便宜”。

　　然而，在嬰幼兒照護服務百花齊放的形勢下，相關配套政策仍然有待進一步落實。

　　比如，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的補貼資金仍然落實不到位。綿陽一托幼機構負責人反映，相關部門為保證補貼資金可追溯、可監管、可評估，專項補貼主要向大中型企業開辦的托育機構發放，小微企業開辦的托育機構難以進入補貼名單。“但這類企業數量更多，更需要更多支持。”成都某托育中心的負責人直言，目前，很多地區針對普惠性托育機構的補貼仍然以一次性建設補貼為主，並且僅對新建機構進行補貼，現有托育機構和託位不能享受補貼。與公辦機構針對入園嬰幼兒的生均補貼相比，民辦機構的補貼支持力度仍然不足。“一次性建設補貼難以解決托育機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應推進托育機構服務規範化，建立健全嬰幼兒照護服務法規政策和標準規範體系，完善行業准入、管理運營、從業人員資質、質量評估、安全監管等方面的標準和規範，以便規範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和基層操作執行。”全國政協常委、火箭軍原副司令員陸福恩表示。

　　針對目前部分地區學前教育資源總量不足、普惠不夠等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建議探索推動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託班，將2~3歲嬰幼兒托兒服務納入以公立機構為主的普惠型幼教體系，有條件的地區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

　　全國政協委員、駐墨西哥原大使邱小琪認為，應明確國家在公共托幼服務中的主體責任，扭轉市場化的傾向。“托育機構發展不能只依賴市場，否則政府的調控作用就會失靈，公益普惠的方向無從落實。實踐證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時期大量撤併單位舉辦的托幼機構的做法導致了入園難、入園貴問題，影響了人民羣眾獲得感。應鼓勵支持企事業單位為職工子女舉辦托幼機構，解決職工後顧之憂。”邱小琪表示。

　　將生育支持融入所有經濟社會政策

　　在調研組與上海市相關部門召開的座談會上，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周海旺提到了孩子與房子的關聯問題。

　　“根據我們的調研，有兩孩的家庭，平均的住房面積比一胎家庭要高，但現在我們的住房政策根本不考慮二孩的需要。你因為生了第二個孩子想換一個大一點的房子，好，不是首套住房，首付要付70%，貸款利率要高1.1倍，如果超過了140平方米，就屬於非普通住房，契税要3%，是普通住房的兩倍。請問，這是鼓勵大家生育呢還是不鼓勵？政策不形成合力，效果會大打折扣。”

　　周海旺説出了委員們的心裏話。

　　“積極應對高齡少子化是全社會的責任，不是一個或者幾個部門的工作，而是一項帶有全局性、綜合性、系統性的任務。應當把積極應對高齡少子化戰略上升為基本國策，制定實施積極應對高齡少子化戰略，全面做好思想準備、政策準備、制度準備、組織準備和物質準備。將頂層設計和制度建設作為應對高齡少子化的基本保障，提高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統一性和協調性。”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表示。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鐵路工程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李長進也認為，應對低生育率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及時出台增強家庭育兒能力的政策措施，更需要從税收、就業、住房、文化、服務設施等方面綜合施策，構建生育支持的政策體系和家庭友好的制度環境。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所長池慧建議加大税收優惠和津補貼力度，推進制定以家庭為單位的補貼政策和税收優惠政策，研究將0~3歲托育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税抵扣範圍，以減輕家庭育兒經濟壓力。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集團公司促進會副秘書長嚴慧英提出優化產假、育兒假制度，推行女性就業保障和性別平等制度，適當增加配偶護理假、家庭養育假等育兒假期，激勵男性參與子女照料，鼓勵家庭育兒的代際支持，創造家庭共同承擔養育責任的良好氛圍。

　　關注生殖健康保護民族生育力

　　近年來，我國在婦幼健康領域加大投入，取得良好效果。2019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17.8/10萬，嬰兒死亡率下降到5.6‰，優於世界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被世界衞生組織評為“婦幼健康高績效國家”。成都市和上海市的水平又優於全國平均水平，成都市2019年孕產婦死亡率為6.91/10萬，嬰兒死亡率為2.39‰；上海市2019年孕產婦死亡率為3.51/10萬，嬰兒死亡率為3.06‰，基本保持在世界發達國家的領先水平。

　　然而，在婦幼健康保障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生殖健康問題開始逐漸凸顯。

　　伴隨着婚育年齡的推遲，35歲以上高齡產婦的比例有所上升。上海市松江區2016-2020年高齡產婦的比例從9.91%上升至12.01%。而受到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出生缺陷率有所上升，上海市松江區2016-2020年住院分娩出生缺陷的比例從8.37%上升至10.04%。由於免費婚檢的項目內容相對較少，婚前醫學檢查率不高成為各地共性問題，上海市新婚人羣參加婚檢率基本在60%-80%之間上下波動。

　　不孕不育人羣不斷增加的現實也令人擔憂。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生反映，近年來不孕不育症患者的就醫數量明顯增加，不孕症檢查、促排卵、人工授精、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等一系列輔助生殖技術的需求也在上升。而與此同時，未婚人羣人工流產和重複人工流產的數量和比例卻居高不下。綿陽市婦幼保健院醫生反映，近年來未婚人流比例基本在30%以上，其中重複人工流產的比例較高，對女性未來的生育能力將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

　　“同時，還應積極推進生育醫療費用支付方式改革，將輔助生殖和不孕不育治療等相關醫療費用納入報銷範圍，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及參保羣眾的費用負擔情況穩步提高生育保險待遇保障水平。”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江西省政協原主席黃躍金表示。

　　“可以充分利用國家重視發揮羣團組織作用和調動羣團組織積極性的有利時機，藉助羣團和社會組織網絡力量，加強生殖健康知識、免費避孕藥具政策宣傳倡導，突出生殖健康服務價值，鼓勵避孕服務利用，科學避孕。着力加強流動人口、青少年等人羣的生殖健康服務。”賀丹建議。

　　不但要有詩和遠方還要有家庭和孩子

　　當前，作為生育主力的“70後”“80後”育齡婦女，逐步退出生育旺盛期，“90後”成為生育主力。但“90後”人羣的生育觀念與“70後”“80後”有很大差別，甚至發生了根本改變。一方面，“90後”以獨生子女居多，更加註重自身生活質量的提高、更加註重個人發展；另一方面，他們對子女期望普遍較高，希望子女成龍成鳳，在當前高育兒成本的背景下，延遲婚育、不婚不育現象普遍。據有關數據顯示，“90後”的理想初婚年齡達到29.9歲，比“80後”提高近2歲；理想子女數為1.85，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66，明顯低於“60後”、“70後”、“80後”。

　　更令人擔憂的是，“十四五”期間，我國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將年均減少約620萬，成為出生人口規模下降的主因。而近年來，育齡婦女規模持續減少已初見端倪：2015-2019年，成都市生育旺盛期婦女從97.1萬下降至82.37萬，減少10多萬人；綿陽市育齡婦女人數從136.5萬下降至125.6萬，減少近11萬人。

　　“面對這種情況，更需要綜合施策，構建生育支持的政策體系和家庭的制度環境。”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地礦局局長、黨委書記王建明表示，應加強宣傳倡導，在全社會形成適齡婚育的共識，鞏固生育友好的社會文化基礎。加強對青少年婚戀觀念的引導，搭建社交平台提供婚戀機會及諮詢等婚姻輔導，幫助適齡青年進入婚姻，讓他們知道，生活不但要有詩和遠方，還要有家庭和孩子。

　　“還應營造家庭友好的社會支持環境。在政策制定和資源分配過程中納入生育視角，突出家庭友好的社會政策屬性。增強對家庭類型和非婚生育的包容度，關愛特殊困難家庭、留守家庭和單親家庭，提升家庭的福祉和發展能力。”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民政廳廳長益西達瓦表示。

　　“在這一基礎上，建議政策導向向生育自主迴歸，讓計劃生育從聚焦人口控制轉向科學計劃服務。”嚴慧英説。